全文刊登於《風景園林》2019年第01期 P10-21
受訪人：
（荷蘭）德克·西蒙斯
H+N+S 景觀設計事務所創始人及高級顧問 / 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環境設計教授 /前荷蘭首席國家風景園林師
採訪：
張博雅
1991 年生 / 女 / 河北人 / 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風景園林碩士 / 北京京都風景生態旅遊設計研究院設計師 / 本刊特約記者
校對：
宋巖
1990 年生 / 男 / 蒙古族 / 內蒙古人 / 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在讀博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為城市生物多樣性設計及城市新陳代謝評價
摘要：在今天，我們的生存環境面臨著諸多挑戰，包括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減少，可用於發展的土地資源接近上限等等。面對這些問題，前荷蘭首席國家風景園林師德克·西蒙斯認為我們必須關注那些能夠改變景觀的力量，不管它們是水利工程、旅遊業、農業還是新能源。西蒙斯在文中介紹了他的過程導向方法論的思想起點，並通過幾個獲獎項目闡釋了他如何運用這一方法。同時特別強調對生態系統的保護和修復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議題之一，也是我們這一代人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作為風景園林師，設計結合研究是我們的有力武器。我們不能僅關注眼前工作，還需要用長遠的眼光批判地看待整個城市化進程。
德克·西蒙斯教授是世界知名的荷蘭風景園林師，有著豐富的實踐及教學經驗。他曾擔任荷蘭森林署風景園林部的負責人，並於2004年被任命為荷蘭國家首席風景園林師。他參與創立了H+N+S景觀設計事務所，並主導了諸如“還河流以空間”和“沙引擎”等國家級的項目。他也是代爾夫特理工大學風景園林學位項目的奠基人之一。2017年，他獲得了風景園林界的至高獎項—傑弗裡·傑里科終身成就獎。借西蒙斯教授訪問北京的機會，《風景園林》雜誌有幸與他進行了深入交流，並與讀者共享。
Q
A
LA
《風景園林》雜誌
DS
德克·西蒙斯教授
LA：在討論您的工作以前，讓我們先追溯一下您的學生時代吧。當您還是代爾夫特一名建築系學生的時候，您就為自己“創立”了一個名為“環境規劃”的學位項目，而且您當時對克里斯·範·魯文①的理論有著特別的興趣（圖1、2）。在您日後的實踐中，我也看到他的理論的影響。為什麼那時您會對他的理論很有興趣呢？他日後是如何影響您的呢？
1 德克·西蒙斯1972年與荷蘭最有影響力的生態學家克里斯·範·魯文進行野外調查，此行的目的是尋找一種名為小貝母（Fritillaria meleagris）的植物
2 克里斯·範·魯文於1971年繪製的反映植被變化時空關係的圖解：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變化帶來熵增。作用於植被的變化過程意味著植被總體多樣性逐漸降低。同理，自然保護未必是不干預，而是通過干預維持原狀
DS：你必須結合時代背景來看範·魯文的著作。我們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建立”了我們的學位項目，那個時候環境主義思潮正流行。對我來說，他的理論之所以對我有著很多啟發和影響，是因為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用生態學的思想把“形式”和“過程”聯繫起來。其中，形式和過程也可以被理解為空間和時間。受他啟發，我在設計中從來不只關注形式，而是同時關注形式背後的過程。這顆種子在學生時代萌芽，貫穿了我的職業生涯。
LA：您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框架理論”在今天看依然獨特。它不同於常見的藍圖式規劃，既提供了必要的規劃控制，又保留了足夠的靈活性。您是否能為我們介紹它誕生的故事呢？
DS：我必須首先澄清的是，“框架理論”不是我個人的貢獻，而是一群專家的智慧結晶。這一理論是針對荷蘭當時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提出的。在荷蘭，改變大地景觀的主要力量並非城市化進程，而是農業現代化（圖3）。當我在國家森林署工作的時候，我們遇到了一個困境：每一次，我們都跟隨農業的發展制定空間規劃，然而，（由於農業發展太快）每次規劃完成時，留給農業的空間已然不夠了。於是我們又要重新調整，而每一次調整都是以清除林地、水渠等景觀要素為代價，換取大規模、同質化的農業用地。我們十分擔心最後會失去（除了農業以外的）所有的景觀要素。
3-1 1850 年前後荷蘭巴徹姆地區的地形圖，圖中顯示大片的野生石楠草地被用於牧羊。這種情況是由於天然肥料的缺乏所導致的
3-2 1900 年前後荷蘭巴徹姆地區的地形圖，圖中表明人工肥料的發明使得完全開墾石楠草地成為可能。同時，景觀單元的尺度在變小，因為農場的尺度變小了
3-3 2000 年前後荷蘭巴徹姆地區的地形圖。土地的重新分配、單元面積增加、農業機械化和地下水位控制等手段造就了圖中更為開闊的景觀。不能在農場經濟發揮作用的景觀要素消失了。目前的問題是牲畜排洩物太多
針對這一問題，荷蘭希望我們能制定新的發展策略。從空間動態變化的角度，荷蘭的地理景觀由兩種完全異質的景觀類型組成：一方面，我們有飛速變化的農業景觀，它持續產生著顛覆性的影響；另一方面，我們有諸如森林、自然保護區、水源地等相對穩定的景觀，它們需要較長的時間發展、定型。我們需要同時適應這2種完全不同景觀。“框架理論”所做的就是將二者分開（圖4）。我們為森林、河流這樣的“慢”景觀設計了穩定的空間框架，並通過政府力量進行管理。
4-1 框架理論圖示：將相對靜態的景觀要素（林地、自然保護地、水源地）組合成框架，同時為農業等動態變化的要素創造更大尺度、更靈活的開放空間
4-2 在框架理論中，有多種方式讓“靜態”的林地等和“動態”的農業用地水利系統互相獨立，每種方式都可以暗示或加強二者的空間分隔
除這個框架以外，我們為農業發展留足了靈活的、大尺度的地塊。這一概念在當今的城市中也有用武之地——你沒必要設計得事無鉅細。比方說，我們可以為交通基礎設施、水利系統等相對固定的元素設計一個儘可能完善的框架，至於其他功能，留出發展彈性即可。
LA：儘管“框架理論”已經被提出幾十年了，今天的人們仍然在做藍圖式規劃。在您看來，這種做法是否存在問題？
DS：我認為藍圖式規劃確實是個問題。我很喜歡彼得·波塞爾曼②的一句話：“如果你想要犯錯誤，那你得用一種能被彌補的方式去犯”。不過，在一個嚴格的總體規劃中，所有元素都是緊密關聯的，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這樣的規劃一旦出錯就無從補救。我想，對今天的風景園林師和城市規劃師來說，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生態系統修復了，或者我把它叫作重新“編織”城市的“地毯”（圖5）。我們已經沒有太多空間可以擴張了，我們必須得調整現有的空間。這相當複雜，因為每平方米的土地上都有既定的利益相關方。這比作一張漂亮的渲染效果圖要困難得多，它不僅僅是關於要新建什麼，更是關於要“除掉”什麼。這是你們這一代人面臨的挑戰，希望你們成功。
5 “重新編織城市之毯” —荷蘭南部布拉邦特地區規劃。2014 年鹿特丹建築雙年展“城市與自然”參展項目，實物為 3.5m×9m 的巨型掛毯
LA：我注意到您後來的作品與“框架理論”有著微妙的聯繫。比如，在“沙引擎”項目中，您“設計”了一種機制，而非造型。您能否為我們講講“沙引擎”背後的故事？
DS：和之前一樣，我覺得把“沙引擎”說成是我的作品太不公平，它是包括科學家、工程師、生態學家、風景園林師等通力合作的結果。
我們更想為未來做個實驗，或許它會成為大項目的先導。從管理的角度來說，我們的確視角不同。此外，我們所做的不是用傳統的工程手段加固海岸，而是讓自然過程來幫我們實現相同的安全目標。讓北海的洋流侵蝕“沙引擎”，並把沙子帶到海岸線上脆弱的部位，的確是很巧妙的辦法。只有通過先進的計算模擬，我們才有可能這麼做。很多人認為我們的做法會以損失所有的沙子告終。不過，我在代爾夫特理工大學的同事馬塞爾·史蒂夫教授通過精確的模擬發現，絕大部分沙子會被強烈的水流帶回陸地加固海岸，只有極少數沙子會流失（圖6、7）。
6 這些早期草圖展示了在海中特定位置放置的沙子，可以被洋流帶到海岸線上的其他位置，從而起到加固海岸的作用。這種“自然建造法”可作為挖沙船的替代選項
7 “沙引擎”實施後的前 4 年裡（2011—2015）的定時影像。同挖沙船相比，這種加固海岸的方式比較慢，但可以使侵蝕、沉積、演替等自然過程逐漸發生
“沙引擎”的位置是經過精心計算後選擇的，所以這或許不是一個通用的海岸加固的方法。這個項目中可以推而廣之的方法是利用自然過程替代使用大量混凝土的傳統工程手段來實現目標。這也是我所感興趣的部分。
LA：您如何看待景觀都市主義？您認為景觀都市主義和荷蘭本土的理論之間是否有聯繫？
DS：我對景觀都市主義很感興趣，首先，它讓我放眼關注世界各地根植於當地地理景觀的人類聚居地，而不是把目光侷限在荷蘭境內。查爾斯·瓦爾德海姆曾經提到，景觀過程既可類比城市化進程，也可作為城市化的範本。這也讓我很欣賞，因為這種看待城市的方式是基於過程而不是基於形式的。此外，很多規劃師通常會關注城市裡那些充滿活力的高密度地區，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在很多地區，城市密度正在降低。對於這些收縮的區域存在的問題，我們同樣需要可持續的解決策略。（對城市而言）集聚化發展並非萬靈藥。讓我們把視角放在一個更長的時間維度上——300年以後，你將如何對待這些半城市化、半農耕甚至半荒野的地區？這些地方和城市一樣有趣，這裡發生的事情或許還能啟迪生活在高密度地區的人們：例如，為了過更加可持續的生活，你可以為自己生產食物和能源（圖8）。
8 東沃德，一個非常“不荷蘭”的項目。在這裡，每戶人家拿到不同大小的土地，用於建造房屋，並且與鄰居協商修建道路、給排水系統等。此外，這裡的居民被要求必須在自己的土地上發展都市農業。圖中顯示的是東沃德的一部分，這裡的住房數量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將達到 15 000 棟
LA：您曾在荷蘭森林署工作了大概10年，並於2004年被任命為荷蘭國家風景園林師。在此期間，您是否參與過政策制定？
DS：我通過遞交提案和建議的方式參與政策制定，這是一種非常間接的方式。
當我在森林署工作的時候，我和我的同事致力於“發展”自然。在荷蘭的傳統觀念中，自然只是農業發展的副產物。我們所有的土地都是開墾過的，我們幾乎沒有任何原生的自然。荷蘭景觀中最耀眼的特徵都來源於農業。比如，我們有大片的草場，因此吸引了大量生活在草地的鳥類。但是，就像我之前提到的，由於農業發展太快，這些自然特徵逐漸消失，一些物種瀕臨滅絕。在20世紀80年代，自然幾乎已被宣告死亡。
在這樣的背景下，東瓦德湖是絕對的意外發現。它本是一塊圩田，按計劃應成為工業區，不過人們沒有及時排幹這裡的水。令人驚奇的是，自然“迴歸”了這片沼澤地。成百上千的鵝開始在這裡繁殖，而從19世紀中葉以來就已經沒有鵝在荷蘭自然繁殖的記錄了。這證明荷蘭的自然絕沒有失去生命力。只要給予合適的條件，自然將展示它驚人的力量。東瓦德湖的奇蹟鼓舞了大量的創新（圖9）。我們的“鸛計劃”和框架理論都受到了它的影響（圖10）。後來的“給河流以空間”等項目也間接地受到了它的影響。
9 東瓦德湖是一片自然發展區，位於荷蘭佛列夫蘭省兩個城市之間。這裡的特別之處是大型食草動物種群，主要有柯尼克馬（圖中所示）、赫克牛、灰雁和紅鹿
10-1 “鸛計劃”概念平面，項目覆蓋範圍約90km×20km。本規劃針對荷蘭河流上游地區發展提出，是1985年 EO·韋爾斯競賽（荷蘭最重要的區域規劃競賽之一）獲勝方案，也是“框架理論”的第一個大型實踐項目
10-2 “鸛計劃”細部：為農業發展提供靈活的空間。這種水利系統可以使不同地塊的地下水位不同，農場主可以通過精確控制水位發展不同的農業形態
10-3 “鸛計劃”細部：通過降低夏季堤壩的高度，可以為河流沿岸的自然過程提供更多時間和空間，從而得到一個更為生機勃勃的自然系統
當我擔任首席風景園林師時，我更多的是一名顧問，而不是有什麼實權。比如，在制定“給河流以空間”計劃時，我促成決策者將空間質量列為項目的第二目標。你可以為確保風景園林師日後有機會介入特別的項目打下基礎，這是顧問的角色之一。同時，我也給出建議。我們正處在能源革命的起點，從空間的角度來說，這意味著我們得從廣袤的地表上獲取“稀薄”的能源（風能和太陽能）。在未來，我們的地平線上或許會密密麻麻排滿了風力發電機，它們是如此醒目，不管你在哪裡都無法忽略。針對這個問題，我精心撰寫了一份報告，闡釋我們如何應對這些“怪獸”。這也是我關注能源革命的開始[1]。
LA：當您擔任首席風景園林師時，您主要的關注點是什麼？在我們面臨的諸多問題中，您如何確定哪些更重要呢？
DS：我對能夠影響景觀變化的過程和力量始終抱有濃厚興趣。而好奇心會帶我發現那些關鍵的問題。比如，我曾對旅遊業進行研究，因為當時旅遊業深刻地影響著歐洲的景觀。你如何才能讓這一產業不僅僅去蠶食它所處的環境，並動搖它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呢？我同時關注特定類型的休閒業。例如我注意到，在荷蘭，越來越多的馬場正取代農場。我認為這就是一種改變景觀的力量。那麼，我們就得去跟馬場的主人和騎馬的人去探討，我們怎麼才能建立既美觀又可持續的馬廄和圍欄。我對於發電和水管理的興趣是出於同樣的道理。我們的景觀從未停止改變，它像一面鏡子反映著社會的變化。所以我對單純的保護性計劃始終提不起興趣，因為你沒法讓世界停止運轉。與其嘗試封禁改變的力量，不如同它們進行一場“柔道”。其中的要訣是，讓這些力量為景觀做有意義的貢獻，並把它們同景觀遺產聯繫起來。
我對景觀歷史也很感興趣。伊爾可·馬紹爾③的研究表明，用於製作藍色染料的植物，深刻地改變了德國圖靈根地區的景觀。如果這麼小的東西都能對景觀產生巨大影響，那麼作為設計師，你可以追蹤它們的痕跡，並嘗試駕馭它們。這是一種很有趣地看待我們學科的方式。
如果我必須列一個優先級列表的話，對荷蘭來說，最重要的無疑是確保我們的國家仍然在物質空間中“存在”……這就包括了水利系統、防洪設施等。第二重要的是基礎設施，既包括為人、貨物而建設的硬質基礎設施，也包括為動植物而設的生態基礎設施。至於城市中具體的功能性用地、度假區等，則排在第三位。
如今，這些問題無疑與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有著緊密聯繫。這讓我十分擔心。我很喜歡的一個詞叫作“化石能源表現主義”，它代表了我們現在得益於化石能源能做的所有事情，而這個時期會很短暫。從阿姆斯特丹到意大利的航班最低只需要40歐元，這簡直比我待在家裡還要便宜。它之所以如此廉價，是因為自二戰以來航空燃油就被禁止徵稅。但是，航空的鼎盛時期或許終將結束。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銳減要求我們重新審視我們的生活方式。說到這裡就必須提到“人類紀”了——屬於人類的地質紀元。一方面，這意味著我們人類是地球上的“瘟疫生物”；另一方面，我們是很特別的一種，因為我們可以反思我們所作所為的後果。我們不僅需要中和環境變化的消極影響，還得想方設法去除掉帶來影響的原因—造成溫室氣體排放的原因、造成動植物瀕危的原因，等等。
LA：您有多年的教學經歷，並參與創立了代爾夫特理工大學的風景園林系。作為教授，您想要教給年輕人的最重要的事是什麼呢？
DS：我最想告訴年輕人的是，只要我們用心對待，所有景觀中的“運動”都可以為景觀帶來積極貢獻。當我受邀參與蒙特利爾世界設計峰會時，我開了一個玩笑：如果你把問題丟給風景園林師，我們的答案常常是“公共空間”。“把問題變成公園”雖然是個玩笑，不過也揭示了風景園林學科的核心。這是我們為這個社會帶來的貢獻。
不過，有些問題一開始並沒有明確的客戶，也不會自發地變成項目。例如，通過比較城市化發展區域及世界生物多樣性地圖，我們可以發現絕大多數生物多樣性熱點也正是最密集的人類聚居區（圖11）。如何才能應對這種尺度的問題呢？必須迂迴前進。在這個例子中，你或許可以吸引世界自然保護組織或者聯合國的注意，讓他們把這一問題提上各國政府的日程。最後，這個問題或許會轉化為地方政府的自然保護計劃。等到這個時候，我們風景園林師才有了實際的客戶和項目。這整個過程或許需要12個步驟，歷經10年才能完成。如果想要開始這個過程，我們只有通過設計結合研究的方式。這或許是我們風景園林師對於世界環境問題最有價值的貢獻。學生必須被給予探索的自由，去研究這些沒有客戶的問題，而不是隻做一些類似商業項目的設計。這是我想要教給年輕人的關鍵一課。而設計研究只能在大學裡生根發芽，並藉由競賽、展覽、會議等為人所知，喚起公眾的覺醒。比如，如果通過三維圖紙向政客展示珠江三角洲海平面上升的後果，他們立即就會明白這個問題有多嚴重。設計結合研究是風景園林學科的實驗室，我們的未來就藏在其中。
11 位於世界生物多樣性熱點區的超過 30 萬人口的城市
LA：您近期關注哪些問題？為什麼？在您看來，在接下來的10年中，風景園林學面臨的最重要的議題是什麼？
DS：我很關心城市化和農業發展對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的綜合影響，生物多樣性的問題甚至比氣候變化還要嚴峻。此外，自從遞交了關於北海風電的提案後，我在關於能源變革的討論中也一直很活躍（圖12）。雖然我已經到了領撫卹金的年紀了，我仍然非常忙碌。
12 設計結合研究擁有強大的圖示作用，本圖展示了 2050 年在北海地區建造25 000個風力發電風車的情景。這一計劃將佔用部分北海海域面積，覆蓋北海周邊國家 90% 的用電需求，同時創造更具活力的海洋生態系統
我在我的講座《接觸，對比和交融》中提到，自然環境和城市化在不同尺度上有不同的交互機制，相應地，風景園林師和規劃師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二者之間的關係。我們必須注意的是，“自然”其實一直都存在於我們的城市中。我們使用的材料，我們建造的工程結構和水網系統本質上都是一種自然的表達。只要我們對這些建設處理得當，我們就已經可以獲得額外的好處了。不過，二者衝突的核心還是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地區與指數增長的城市化區域之間的重合。要解決這個問題，建立嚴格的自然保護區的傳統手段或許仍然是最可靠的。只有這樣，由多種生物構成的生態網絡才能倖存。這要求我們藉助生態學的幫助，在合適的地方建立合理的連接，給予侵蝕、沉積、植被演替、動物捕食等自然過程發生的空間。如果這實在太過困難，重塑我們的城市也是一種選擇。我們可以在城市中建立小規模的自然保護地。世界上的很多城市本來就建立在古老的農田之上，這樣的地區本來也需要我們採取不同的策略。我認為，我們曾擁有的關於城市和自然關係的原型，對於如今的城市環境仍然很有借鑑意義。花園城市，衛星城市和廣畝城市可以被轉譯為對比、接觸和融合的策略。
關於極端氣候帶來的問題，在荷蘭，我們現在成立了“氣候圓桌”。這個組織由社會中的5個主要組成部分（工業、城市建設、農業及土地管理、能源、交通）構成，試圖通過採用清潔能源以及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來減輕氣候變化的影響（圖13）。我想中國應該也正竭盡全力達到《巴黎協定》中所指定的目標。能源是其中的核心問題之一——天然氣是我們從石油轉向可再生能源的跳板嗎？它將對我們的社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帶我們回到了我們事務所成立的起點：關注農業的未來。在“框架理論”中，我們把農業用地和自然地分而治之，但是現在情況不同了，因為農業在氣候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糞便處理帶來的溫室氣體排放，反芻動物的新陳代謝，泥炭地的水管理……都會影響氣候變化。甚至就算是熱帶地區的土地功能變更，都能影響荷蘭的食品工業。下面的數字可以讓你對農業的地位有個直觀印象：陸地上總生物質能的95%是人工飼養的動物；25%的初級生產（地球上所有生物通過光合作用積累的能量）被人類消耗（圖14）。這樣的比例已經到了聳人聽聞的程度。人類的生活方式對這個星球來說是一種掠奪。
13 生物多樣性和能源革命緊密相關。本圖展示了世界上所有溫室氣體的來源，其中“土地功能變更”是和交通廢氣排放同等嚴重的問題。土地變更中有多達 75% 的溫室氣體排放是由於南美洲草原開墾，以及印尼和巴西的熱帶雨林開墾造成的。這些開墾一部分是為了食品工業和飼料業，另一部分是在迎合發展生物燃油的錯誤社會導向
14 本圖展示了陸地脊椎動物的生物質總和的構成。其中， 95% 為人類及人工飼養動物，僅有 5% 為野生哺乳動物
這2個問題是我最近主要擔憂的事情。我向來是個樂觀主義者，而我現在的立場是“終局樂觀主義”——我相信最終我們會解決所有問題，但通向終點的道路大概充滿了艱難險阻。由於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減少，我們會面臨很多危機，諸如洪水、移民，甚至饑荒。我們必須全副武裝，以應對艱難的日子。不過，我心中充滿希望。希望和樂觀有著微妙而重要的區別。樂觀主義者在某種程度上是保守的，因為他們認為現狀可以接受，我們總能從中趟出一條路。而希望意味著就算環境冷酷，我們仍懷有前行的力量。
LA：最後，您是否關注過中國在發生什麼事情？您對中國風景園林師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忠告？
DS：我只是一個遠距離旁觀者，並未親歷中國的種種，所以我的想法或許未必可靠。中國人在工程領域的才能有目共睹。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中國工程項目的發展規模十分龐大。然而，同工程上的成就相比，中國人對生態的關注和了解或許慢了半拍。這個差距必須被消除。風景園林學正是能為此效力的學科之一，因為我們站在工程學和自然科學的交點上。除了這一點，我們還需要對城市化保持批判性思考。因此我認為中國風景園林師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你們可以在項目中充分應用自然的知識，這絕不是為了限制設計，而是為了給設計賦能（圖15）。
15 自然友好的城市發展：艾爾伯赫地區的內部運河為艾爾湖水生生態系統提供了避風港，保證水岸生態發展旺盛。這裡的設計要點通過一系列小型碼頭保護軟質駁岸不被侵蝕
註釋：
① 克里斯·範·魯文（1920—2005），荷蘭著名生態學家。他的著作為國家層面的可持續空間規劃奠定了基礎，現在荷蘭政策中的主要生態網絡即是源於他的思想。
② 彼得·波塞爾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在全球範圍內參與規劃和設計項目。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城市變遷：理解城市形態與設計》《場所代表：城市設計的現實》。
③ 伊爾可·馬紹爾執教於德國埃爾福特應用技術大學，她主要研究文化景觀與區域景觀。
④ 圖1由基斯·道維斯汀攝；圖2由克里斯·範·魯文繪製；圖3來自荷蘭國家測繪局；圖4由凱克斯特拉·弗裡蘭特1982年繪製；圖5來源於荷蘭AWB公司，LOLA景觀設計事務所，弗洛里斯·阿克瑪德城市規劃事務所；圖6來源於H+N+S景觀設計事務所，2009；圖7來源於荷蘭國家水利與基礎設施部；圖8來源於Municipality of Almere；圖9由德克·西蒙斯攝；圖10來源於迪克·德·伯豪因，迪克·哈姆豪斯，勞德維克·範·紐文豪斯，威廉·歐福馬斯，德克·西蒙斯和弗蘭斯·維拉；圖11來源於理查德·維勒，克萊爾·霍克&黃傑（音譯）《世界盡頭地圖集》。賓夕法尼亞大學，費城，2017。圖12由馬特·哈耶爾，德克·西蒙斯，H+N+S景觀設計事務所，湯斯敦能源網絡公司，伊可菲斯能源諮詢公司為2016年鹿特丹雙年展製作；圖13由H+N+S景觀設計事務所根據世界資源組織的數據制；圖14由H+N+S景觀設計事務所制，數據來源於《收割生物圈》，法斯拉夫·斯米爾，2015；圖15來源於伯勞虎德地產。
參考文獻：
[1]德克·西蒙斯.景觀與能源[J].風景園林，2016（11）：22-40.
採訪現場
左：張博雅 右：德克·西蒙斯教授
美編 孫雪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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