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印尼為何達不到7-9%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上)


專欄:印尼為何達不到7-9%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上)

在印度尼西亞坦格朗的一家智能手機工廠裡,工人們正在工作

隨著印尼總統選舉投票日2019年4月17日的臨近,該國政治氣氛越來越濃,參與角逐總統寶座的雙方陣營相互攻防,競爭愈來愈激烈。其中有關印尼經濟自佐科(Joko Widodo)總統當選以來的增長率一直徘徊在5%左右,未能達到其競選時承諾的實現7%增長率的諾言甚至低於前任蘇西諾總統治下的6%左右的水平,而被競爭對手帕拉波沃(Prabowo Subianto)陣營攻擊,同時也遭受部分政黨或政治人物的質疑,該國部分財經官員和一些經濟學者近期就此問題發表的一些見解或解釋觀點難以讓人信服。

筆者也一直在思索,佐科總統自2014年當選以來大刀闊斧開展基礎設施建設並取得公認的建設成就,吸引外資工作可圈可點,國內消費穩健增長,為何經濟增長無法達到7%及以上的水平?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要比較完整準確地回答這一尖銳問題,需要採用多元思維從各種不同角度分析該國各方面情況,從其宏觀制度、經濟結構、宗教文化及自然地理位置等不同維度到微觀產業結構、行業管控直至移民簽證等不同方面進行廣泛解讀才有可能獲得符合實際的答案。

為更好了解印尼經濟增長狀況,筆者簡要回顧該國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及1998年動亂導致前總統蘇哈托下臺以來大體的運行情況:

哈比比副總統臨危受命接任總統時,力圖挽救及穩定因金融危機和動亂帶來的最差曾超過14%的經濟負增長的局面,至前總統瓦希德時代才最終成功穩定印尼經濟不再下滑,再到前總統梅加瓦蒂執政時期恢復經濟增長至超越4%,再到蘇西諾前總統兩度執政將經濟增長率拉動超越5%並最高曾達到6.34%,直至佐科總統團隊近幾年維持5%左右的增長幅度,該國經濟增長率在歷屆政府執政期間始終無法達到筆者認為的潛在增速7-9%的水平。

無論是偏重自由經濟政策發展模式的前蘇西諾總統執政團隊,還是大力開展基礎設施建設並取得卓越成績的現任佐科總統執政團隊。箇中原因耐人尋味,值得印尼政府各級官員和該國經濟學者們以及社會各界人士認真反思。

為便於讀者更清晰直觀地瞭解印尼過去十餘年的經濟增長狀況,筆者列出該國2007至2018年經濟增長的具體數據供參考,詳見圖表1 。


專欄:印尼為何達不到7-9%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上)

(圖片 : 財經時報)圖表1:2007年至2018年印尼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

筆者認為該國經濟潛在增速高達7-9%的依據為:

人口結構年輕正處於有利於經濟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期;基礎設施相對落後投資需求大;城鎮化水平相對較低提升潛力大;人均GDP不足4000美元未來增長空間大;以及中國處於該發展階段期間連續多年曾實現超越10%最高達14.5%增長率的現實範例等等。

筆者嘗試從下面幾方面具體分析之,企圖解答印尼經濟增長率不能達到其潛在增速的問題,供社會各界參考:

1.宏觀制度因素:

由於印尼實行"一人一票"民主選舉的政治制度,政黨眾多,利益各異,為了短期的選舉利益,政治人物基本上被各自代表的利益團體綁架,各黨派難以就有利於國家長遠發展的戰略大計達成一致意見;加上"一朝天子一朝臣","君臣"更換建設方略隨之更改。該政治制度決定了難以凝聚不同利益團體的力量一心一意開展經濟建設活動,結果自然不利於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

此外,在印尼民主化改革起步不久接著實施地方自治制度及民眾直選地方首長的政治制度,各地首長可能來自不同政黨,各地施政方針政策取向不同,難以與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客觀上增加了上下政策溝通的難度,阻礙了政令的暢通。加上各地方法規各異,與國家及各部委的法規常常衝突,大大增加了法律的不確定性,結果也不利於國家整體經濟的高速增長。

從經濟制度層面而言,印尼實行的是相對較低稅費的經濟制度,各屆政府在揹負內外債務的情況下,仍然實行對能源電力燃油等的補貼政策,上述選票制的政治制度決定了這些補貼政策難以廢除。在這種較低稅費的經濟制度下,政府擁有的資源相對有限,能用於實施有利經濟發展所急需的各項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不足,而落後的基礎設施嚴重拖慢了經濟增長的步伐。

基於該種經濟制度於相對落後國家實現較快速發展不利,早於2012年6月筆者在《從中美印尼油價的差別看到了什麼(下)》一文中就曾明確提出:'......印尼政府急需向中國政府學習如何"取財於民",適度增加國家財富,大力推動本國的各項基礎設施的建設,儘快解決該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並建議印尼政府'需要將這些"工具"(燃油等)的功能由向消費方"散發財富"改革成向消費方"收集財富",即需要通過對這些"工具"進行"增稅加負"的改革達到"集富於國"的目的,以及相應地必須加強相關的"反貪腐"的制度建設,務使新增加的國家財富切實用於各項基礎設施的建設而不是進入到各貪腐官員的口袋'。

筆者有時假想,假如將中國那套行之有效的政治經濟制度在印尼實施,估計印尼的GDP增長率至少會高出2%!因此,筆者將該宏觀制度因素視為影響印尼經濟增長不能達到潛在增長率的最重大因素!

2.宗教文化因素:

印尼是以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信仰的多宗教共存的國家,法律明確規定每位公民都須信仰宗教,公民身份證專門備有一欄用於註明宗教。宗教是用來修練人的內心的,屬於精神範疇,與人的對外如物質慾望存在一定的牴觸。因此,宗教的修煉會一定程度地降低人的外在慾望。雖然外在慾望降低,因提升了內在精神的修煉,因此並不會降低個人的幸福感覺,甚至能提高自我幸福感!

事實上,廣大印尼民眾確實如此,雖然人均GDP在全球範圍僅處於中游,但在全球範圍進行的有關"幸福感"的歷次調查結果都顯示,印尼民眾整體的幸福感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正是因為民眾整體對外在物質慾望較低,很自然地民眾的"進取心"較差,整體國民的這種生活態度當然無助於國家實現高速的經濟增長。

(未完待續)

(作者 楊欽松,印尼陽光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長;王芝剛,原山東海化集團有限公司駐印尼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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