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並非日本人的天性——1622年，日本曾燒死53名天主教徒，隨後頒佈了“鎖國令”。後來，列強東漸，日本也被迫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危機—自保—進攻，乃至瘋狂。
把自己搞成“武瘋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兒，那需要一個漫長演化的過程。日本軍國主義思潮的形成即是如此。
1715年到1718年的3年間，20萬日本觀眾為一齣戲而傾倒。這出名為《國姓爺合戰》的戲劇的主角——日本武士和藤內，完全以中國民族英雄鄭成功為原型。在戲中，和藤內是在“天照大神德威”庇護下所向披靡的一個猛男。
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鄭成功是福建商人兼海盜和日本女子的後代，7歲回到中國；戲中的和藤內在日本長大、娶日本人為妻，二十幾歲回到中國，為揚日本國威和韃靼人(入關的清兵)作戰，戰勝之後，摸著老虎的脊背對被他打敗的中國士兵說：“縱然你們人多勢眾，也沒什麼了不起，我的生國是大日本……你們汙衊日本是小國，可是你們看看日本人的本領！連老虎都害怕我們！”
《國姓爺合戰》的作者近松門左衛門，本是下層武士兼業餘作家，因“國姓爺”聲名大噪，被他的後人稱作“日本的莎士比亞”。直到今天，《國姓爺合戰》在東京還偶有上演；2001年吳子牛導演的電影《英雄鄭成功》，不知道為什麼又名《國姓爺合戰》。該片由中國大陸、香港和日本三方合作，趙文卓、蔣勤勤等主演。目前在網絡上搜索《國姓爺合戰》，依然能找到很多下載該片的鏈接。
“(早期)日本對華侵略的思想、方略的設計者，基本上都不是在朝的政府官員，而是在野的學者、文化人。”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向遠在其新著《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中如是說。在書中，王向遠將自17世紀開始，散見於日本文藝、文化作品及報章雜誌上的反華侵華野心梳理成一條綿延300餘年的河流。開始是小水，分佈散亂不成氣候，到明治維新的時候，日本已經在各種民間反華思潮中浸淫了近200年，細流擴展成狂瀾。
日本的軍國主義，正是手握槍炮屠刀的“皇軍”和這些終日做著侵華迷夢的文人所產下的怪胎。
師夷之長技以制鄰
1875年11月，李鴻章因“牡丹社事件”與日本外交公使森有禮議和。向對方賠款50萬兩銀子，承認日本攻陷石門、登陸臺灣屬“義舉”，之後，李鴻章扯閒篇一樣和森有禮聊起了日本的服裝。
李鴻章：“貴國祖先採用我國服裝乃賢明之舉，我國服裝紡織方便，用貴國原料即能製作，如今卻要模仿歐服，實在要付出莫大的冗費。閣下對貴國舍舊服而仿歐俗，拋棄本國獨立精神而甘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都不感到羞恥？”
森有禮：“毫無羞恥之處，相反，我們對這些變革感到驕傲：這些變革絕對不是受外力強迫，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正如我國自古以來，對亞洲、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只要發現長處就要取之用於我國。我國舊服寬大而不輕便，適應怠慢而不適應勤勞，然而我國不願意慢慢致貧，想要勤勞致富，所以舍舊就新，現在所費，將來可得到無限回報。”
這段交談被日本外務省的官方文件記錄在案，記錄的文字是英文。
李鴻章不知道，不獨是服裝，當時的日本正在嘗試在一切領域和“亞洲”劃清界線。
19世紀前葉，在歐美各國用炮艦撬開中國國門的時候，偏於一隅的日本一直是一個小心翼翼的旁觀者。1838年，幕府的統治者之一德川齊昭曾經悲觀地預測，日本將是西方攻擊的第一個目標，因為中國太大，琉球群島和朝鮮又大小。然而，事實並非如德川齊昭所料，僥倖之餘，日本人並未鬆懈。魏源的《海國圖志》在日本廣為流傳，幾乎成了日本的一切知識分子都能讀到的著作。
到了19世紀中葉，在幕府和日本知識階層中間流傳的關於中國的新聞日益增多，但信息來源五花八門，很多是一知半解的傳說。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日本向上海派駐了第一艘輪船“千歲號”。船上的乘客由身份混雜的武士、商人組成，他們的共同使命是向當局彙報在中國的見聞。
“對大批日本人來說，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檣如林的外國船隻令人信服地證明，要繼續搞閉關鎖國是不可能的。”普林斯頓大學歷史教授馬裡烏斯·詹森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
上海不僅成了日本購進西洋軍火的中轉站，也成了日本人眺望西方的橋頭堡。在購買軍火的同一條航線上，一批批日本留學生經過中國洋行輸送到西方去遊學。
所有的見識和經歷讓日本人得出一個結論：日本應該與西方而不是東方站在一起。1885年，民間報人和私塾老師福澤諭吉把這種當時流佈於日本知識階層的觀點總結進《脫亞論》。
福澤諭吉把漸進的西方文明比喻為麻疹，其傳播勢不可擋，與其阻擋，不如“盡力幫助文明的蔓延，讓國民儘快沐浴文明的風氣”。在這股西風的淘瀝下，鄰近的“支那”和朝鮮是兩個不思進取的“壞鄰居”，“作為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
1885年是明治維新開始後的第17年。這一年，日本通過了專利法，使日本的國力迅速增強；軍部的10年擴軍計劃正在實施中，現代化的陸海軍已初現輪廓；羅馬學會、英吉利法律學校、法國學會等機構相繼建立起來。鹿鳴館的權貴名媛們正以說英語、聽歌劇、喝咖啡、吃西餐、與歐美人士通婚為驕傲。就是在這個時候，福澤諭吉替他的同胞清楚地表達了揪著頭髮離開亞洲的決心。
福澤諭吉一生著述甚豐，被後世的日本主流輿論稱作“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啟蒙家”，他穿和服的頭像至今還清晰地印在日元面值最大的萬元大鈔上。
夢囈、現實一起抓，兩手都很硬
如果“脫亞”只是一種文化的選擇，那是日本的自由，但“脫亞”當中已經蘊含著“吞亞”的野心。福澤諭吉曾明言“百卷外國公法不敵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而他對待“支那”、朝鮮的“方略”——“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到了他的弟子尾崎行雄那裡，已經變成明白無誤的“併吞中國符合日本帝國之利益，亦為中華民族之幸福也”，“世界各國中如有反對我併吞中國者，是反對人類之幸福也，亦反對世界之利益也”。
這一切並不僅僅是文人的紙上痴夢，其背後有一整套野心勃勃的變革作為支撐。
1868年的明治維新是日本現代化的開端。這場變革涉及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居於主導的是國家軍事化和新天皇制的建立。
1869年，明治上臺的第二年，日本開始建軍。當時的重臣、被稱作“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的木戶孝允，積極主張建軍與擴張同時進行：“遣使朝鮮，責其無禮，如不服時，則興問罪之師，藉以大振神州之威。”在建軍的同時，以擴展日本邊境線為宗旨的“大陸政策”也在積極謀劃中，甚至制定出分期計劃：第一期征服中國臺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征服中國滿蒙地區，第四期征服中國內地和西伯利亞，第五期征服整個亞洲乃至於世界。
螞蟻吞大象式的“大陸政策”並不是明治時代突發的奇想。私塾先生德藤信淵在幕末時代就發表過“當今世界萬國之中，皇國最易攻取之地，非支那的滿洲莫屬”，“既已取得韃靼，朝鮮、支那，隨後可圖”的企圖。明治時代日本把這些前朝遺訓接過來，一點點擴充，一步步變為現實。
為配合建軍，1870年，日本設置工部省，把兵工廠、造船廠、鐵路建設等放在優先發展的地位，1871年，頒佈徵兵令，修改戶籍法。在等級分明的幕府時代，日本的農民、賤民是沒有姓氏的。一個村子可能有3個三郎，這給徵兵帶來困難。新戶籍法讓農民和賤民有了姓氏，這等於每個國民都有了符號，徵兵和納糧有了依據。由此可見，日本的現代工業乃至國民的身份都是在戰車的推動下建立起來的。
與這些動作同時進行的，是官方對佛教的極端限制和對本國原始宗教神道教的尊崇。神道教認為，統治世間萬物和天上眾神的天照大神是“萬世一系”的天皇的祖先，天皇則是天照大神的後裔並且是其在人間的代表；日本民族是神的後裔，其他國家則是神創造日本時濺出的泡沫凝聚而成。
這種以神話傳說為根基、對於本民族優越性的想象本不罕見。日本的特殊之處，是在1880年由政府頒佈“詔書”中，把傳說拜為國教，並在隨後把“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寫進憲法。從此，佛的忍讓慈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神道”的名義不可一世的嗜血的日本。
日本人將神道教轉化為國教這件事，讓人聯想起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從先人那裡尋找變革的合法性依據是改制者常循的法門；渲染先人的輝煌卓越往往是在面臨外來生存壓力時，重拾民族自信心的利器。在日本，傳統勢力和現代戰爭機器的另一個成功的嫁接品種是武士道的擴展。
這方面的兩個重要文獻是《軍人赦諭》和《教育赦諭》。1882年，明治天皇親自向陸軍卿頒授《軍人敕諭》，強調自神武天皇以來的日本軍隊，“世世代代由天皇統帥”，“朕為汝等軍人之大元帥，故朕賴汝等為股肱，汝等仰朕為首腦”，這就把武士對豢養自己的大名(將軍)盡忠兌換成軍隊對天皇的盡忠。
1890頒佈的《教育赦諭》把武士道精神從武士擴展至全體國民。公民日常要遵守各種禮儀道德規範，“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者不獨為朕忠良臣民”。這等於規定了對內對外的雙重道德標準，對內恭儉禮讓，有仁愛之心，對外則只需“長刀殺敵人、短刀毀自己”的非人類的決絕。
短不過200餘字的《教育赦諭》對後世產生了極重要的影響，從頒佈之日起到二戰結束，對其進行闡述的文本有六七百種之多。從1891年到1907年，從國家主義的角度解釋《教育赦諭》的《敕語衍義》重印了31次，成為各種演繹的正典。
至此，向戰的國家機器已經初具輪廓，這架機器基於對於自己優越性的泡沫一般虛妄的想象。
“戰爭可以發財”
機器雛形已具的時候，日本人對其功效進行了一次小心翼翼的嘗試。
1871年冬天，太平洋上兩個小島宮古島和八重山島的居民到琉球進貢，途中遇到風暴，一船人漂流擱淺到臺灣的八瑤灣，因語言習俗不通，被當地的土著居民誤殺，史稱“牡丹社事件”。這起由颱風引起的偶然事件成為日本試劍的絕好機會。
出手之前，日本人做了周密的準備。先是派人將臺灣地形物產偵察清楚，3年之後派出一支3000餘人組成的“臺灣土藩探險隊”攻陷石門，進駐臺灣。
當時的宮古島和八重山島島民都是琉球的屬民，而琉球又是清朝的屬國，按照道理，“牡丹社事件”跟日本並無關係，但武力駐軍已成事實之後，就有了向清朝開價的籌碼。談判的結果不僅是50萬兩銀子進賬，也迫使中國間接承認了琉球改屬日本。
“牡丹社事件”是日本從中國掘到的第一桶金，也是對“大陸政策”第一期計劃的預演習。蓄勢20年之後，更具野心的進攻開始了，那便是中日甲午之戰。
甲午一役使日本一舉實現了“大陸政策”的前三期計劃，臺灣、朝鮮、遼東半島都收進囊中。而2.3億兩的戰爭賠款則相當於當時日本4年的財政收入。這筆意外之財，讓日本上下喜出望外。當時的外務大臣井上馨說：“這筆賠款以前，日本的財政官廳從未談到數萬萬元的大數位。國庫收入僅達8000萬(日)元。因此3.5億(日)元鉅款流入國內，在朝在野的人，都認為是無盡的財富。國營也好，私營也好，各方面都因此實行大大的擴張了。”
日本政府用戰爭賠款主要做了3件事：擴充軍備、確立金本位制、推行義務教育。擴軍開支佔去了賠款的62.8％。在擴軍計劃下，日本成為繼英、法、俄之後的第四海軍大國。金本位的建立，使日本迅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在甲午戰爭之前，日本謀劃將銀本位改為金本位，但因資金匱乏難以啟動，7600餘萬日元的甲午戰爭賠款“及時”地彌補了資金缺口。
日本的企業是甲午戰爭的另一個大贏家。迫於日益提升的生產能力和本國狹小市場之間矛盾的大企業主是日後策動日本政府發動對外戰爭的主力軍。
“在日本產生了‘戰爭可以發財’的思想。”日本歷史學家依田熹家在總結甲午戰爭對日本的影響時說。
把國家架在戰爭機器之上，結果真靠戰爭發了財，日本人的得意之色立刻漾上眉梢。當時的日本《女學雜誌》曾沾沾自喜地寫道：“全國同胞，如乘鐵甲之艦，悠然傲遊於日本海上，此即為大日本之現狀也！”
對於這種國民心態，歷史學家唐德剛曾點評道：“大和民族沒有和其他民族共存亡、共同生活的經驗，一旦接受西方的優秀文化，變成新的帝國主義，民族優越感就表現得特別強烈，變成比帝國主義更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
恃強凌弱，天經地義？
屠夫們小試牛刀的時候，那些已經寂寞研究“支那”、論證侵略合理性150餘年的文化人也沒閒著。“欲掃胡臣盛本邦，一朝蹉跎臥幽窗，可憐半夜瀟瀟雨，殘夢猶迷鴨綠江”。這份最初只在紙上操練“分裂支那”而未及將其付諸實施的惆悵心態一掃而光。在甲午戰爭之後短短20餘年的時間裡，“大日本膨脹論”、“支那分割論”、“大亞細亞主義”、“大東亞新秩序”相繼出臺，“東洋史”、“支那史”、“支那國民性研究”相繼出爐。
“高山下有深谷，閉關後有開放，今天我們已經走過了封閉的隧道，進入開放的天地。維新開國二十餘年來，我們的國民正如脫韁的悍馬，出籠的猛鷲，嘗試大膽運動”，日本人本來就是“天孫人種的子孫”，“天孫人種”的命運就註定了要踏著波濤，在北洋南極之間尋求新的故鄉，這就“像燕子、像大雁、像鮭魚、像鱒魚，各自在進行著本能的運動”———“大日本膨脹論”的理論。
“日本冒著極大的危險，做出了極大的犧牲，在滿洲的原野上與俄國開戰。當時，俄國以銳不可擋之勢南下，使支那本土陷於虎口之中，東亞的和平遭到威脅。日本雖然在自衛上有很大壓力，但鑑於支那沒有實力遏制，日本只有代支那來對抗俄國南下的勢力。”———“大東亞主義”炮製者小寺謙吉對日俄戰爭的“解讀”。他在日本和其他入侵中國的列強之間劃一道線，自動站隊站到黃種人一邊：“對白種人分割支那、顯現其白人統治世界的理想，(日本)決不能坐視不管。”
“支那人有句俗話，‘常山之蛇，打頭而尾來掃，打尾而頭來咬’，日本國民就是這樣具有非常敏銳的感覺……然而支那的情況卻與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這種低級動物，把一段身子給切斷了，其他部分能沒有感覺，仍然能夠繼續活著”———《支那論》把中國比喻成沒有靈魂的腔腸類動物。類似的看法還有：“支那人從來不試圖把人生世界的各個部分結合起來達到全體的統一……支那人的世界複雜而散亂，各個部分可以發出美妙的音樂，而整體卻沒有和諧的旋律。”
從文學角度研究“支那國民性”的安岡秀福，更是別出心裁地從《金瓶梅》、《水滸傳》、《聊齋志異》裡蒐集對中國人負面性格的描寫，並以煌煌十章的篇幅將中國人定性為“過度重視體面儀容”、“安於命運，遇事容易喪氣斷念”、“缺乏同情，富於殘忍性”、“個人主義、事大主義”、“拘泥於虛禮，流於虛文”、“迷信很重”、“耽於享樂”。
“‘缺乏國家觀念’，是日本研究中國民族性問題的通行看法。”王向遠在《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一書中總結說，“例如加藤虎之亮認為，中國的統治階級和下層民眾的關係很淡薄，作為國家組織的朝廷，實際是君主和百官結為一體，休慼與共，而他們的‘國家’卻與下層民眾沒有關係，‘就好比海水，君與臣是表面的波瀾，雖然波浪起伏，但底層卻是什麼動靜也沒有。這就是支那的歷史，也是現在支那人的思想。’”
熟悉近代西方思潮的人一眼即可看出，日本文人論證侵略合理性的“學術方法”，已經與西方列強迅速接軌：合理性中摻雜進扭曲、偏狹和侮蔑，將特殊情境下人類共通的心理和行為模式悄然論定為弱勢民族與生俱來的、特有的卑劣。
但當軍國主義文人以《金瓶梅》為分析母本，羅列中國人劣根性的時候，中國的“地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價值30萬的奏摺，透著對“中國民族性”的坐立不安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上刊出一條讓世人震驚的新聞：《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積極政策——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曾讓蘇聯人出價30萬日元，美國出價25萬日元的《田中奏摺》被中國的報紙免費公之於眾。
這背後有一個頗有傳奇色彩的故事：20世紀20年代末，東京有一位華人富商叫蔡智堪，蔡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早年曾參加過同盟會，曾多次把自己在與日本上層人士交往中得到的消息，通過好友、張學良的秘書王家禎傳達給張學良。1928年6月，蔡智堪收到王家禎的密信，希望能設法弄到《田中奏摺》。蔡智堪從日本政壇少壯派政友會與元老派民政黨的矛盾入手，瞭解到元老派對少壯派的囂張氣焰十分不滿，有意通過向外洩露少壯派政府的計劃來挫一挫他們的銳氣。蔡便向元老派代表人物宮內大臣牧野仲顯提議，由自己把這份絕密材料向外公佈。在一個深夜，蔡化裝成一個補冊工人，潛入皇宮書庫，用透明的繪圖紙蒙在《田中奏摺》上，將長達67頁的奏摺描摹下來，送給王家禎。王家禎接到奏摺後立即找人翻譯並呈報給張學良，張指示印製200本分給東北軍政要員，並給南京政府送去4本。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必畏我敬我而降予我。”《田中奏摺》繼承了明治時代大陸政策的基調，但更為狂妄，“使世界知東亞為我之東亞而不敢向我侵犯”，因為此時，日本已經在“滿蒙”經營了十幾年。
1905年結束的日俄戰爭鞏固了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既得利益，也是日本人有步驟向中國東北和內蒙古輸入移民和殖民經濟的開始。最初輸入到中國東北的日本移民以退伍軍人和武裝農民為主，其目的是在從事農業生產的同時，為關東軍提供情報和後援，操縱地方勢力，抵擋蘇聯的南進。後來擴展到普通的農民。到“九一八事件”前夕，東北的日本移民數量已達23萬。投資方面，據《田中奏摺》自曝，日本通過設立“南滿洲鐵道會社”，“借日、支共存共榮之名”，在東北投資鐵道、海運、礦山、森林、鋼鐵、農業、畜產，達4.4億日元。
這些到別的國家開疆擴土、積累財富的日本移民從一開始就麻煩不斷。最初是不適應東北的寒冷氣候，加之物資匱乏，移民的動搖和抵制事件時有發生。“當滿洲的日本人發現自己正在成為中國愛國主義的靶子時，形勢變得更加嚴峻了。到1931年，滿洲的對外事務已經被置於南京的控制之下，東三省成立了新的運輸委員會，計劃建立一個統一的鐵路和電訊系統……中國人熱心於修築自己的鐵路以削弱南滿鐵路，開發葫蘆島港與大連抗衡，並通過拒絕延長租借地或阻止本國勞工為其工作以逐步遏制日本的礦業和林業。”———《劍橋中華民國史》對於當時東北形勢的描述與《田中奏摺》流露出的緊張情緒是吻合的：“無奈歐戰以後，外交內治多有變化，東三省當局亦日就覺醒，起而步入我後塵，謀建設其產業之隆盛，有得寸進尺之勢。進展迅速實令人驚異。”
“日俄戰爭所得之南滿利益，亦因九國條約而大受限制。因而我國人民不能源源而進，支那人反如洪水流入，每年移往東三省，勢如萬馬奔騰，數約百萬人左右。甚至威追我滿、蒙之既得權，使我國每年剩餘之八十萬民，無處安身。”
“支那人日就覺醒，雖內亂大正之時，其民眾尚能精勤不息，模仿日貨以自代。因此，頗阻我國貿易之進展。”
1927年，發生在千里之外南京北伐革命軍武力回收英國租界的“南京事件”催生了《田中奏摺》。日本人為“南京事件”專門召開了11天的“東方會議”。“東方”即中國，這種地理方位錯亂的稱呼基於這樣的觀念：“日本在地理上屬於東方，但在政治上屬於西方；日本人在外表上看屬於東方人，而在內心的精神上是屬於西方的。”日本人把“南京事件”和自己在“滿蒙”的殖民經營受阻聯繫在一起，他們將這視為一個危險的信號。
“東方會議”制定的《對華政策綱領》是日後直呈日本天皇的秘密奏章《田中奏摺》的藍本。
退出國聯，不瘋不罷休
4年之後，《田中奏摺》中早已被披露於天下的陰謀被關東軍先斬後奏，變成了事實。“九一八事變”給當時的國際社會出了一道難題：該如何應對身為國際聯盟成員而悍然武力入侵別國的日本？
事件爆發的初期，國聯派出了調查團。“日本蔑視為繼續保持其國際主義角色所提出的全部建議”，1932年1月，關東軍佔領了錦州，海軍陸戰隊在上海登陸，3月宣佈“滿洲獨立”。日本大言不慚地宣稱，滿洲是“世界上沒有分裂和剝削的地方”。
這種說法和日本國內日漸聒噪的“國家社會主義”(即法西斯主義)遙相呼應。“日本為積極發展自己而發動的戰爭是正義行為，並非單為私利私慾，如同其他民族為促進覺醒、衝破現狀、排斥佔據者和侵略者的自我行動被視為正義的行動一樣。正如國家內部的階級鬥爭是因這種非正義的差別才發生的一樣，國際間屬於正義的戰爭也都是為了改變非正義的差別才發生的。英國是跨越全球的大富豪，而俄國是北半球的大地主。對於以散沙般的島嶼為國界，在世界上屬於無產者的日本而言，難道沒有在正義的名義之下，為奪取由它們所獨佔的土地而發動戰爭的權力嗎？”做出這番驚人之語的是日本著名的法西斯狂人北一輝。
當年鹿鳴館裡緊隨歐美老師之後的謙卑小學生之所以變得這麼強硬，在法西斯意識不斷膨脹之外，也有其經濟基礎：在1929年到1932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中，建立在金本位以及商品、資本自由流通基礎上的國際經濟體系迅速土崩瓦解———日本人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再看別人的臉色，1933年，緊隨德國之後退出國聯。
在另一條戰線上，軍國主義文人們繼續繁殖他們的理論。日本國內宣傳進入“非常時期”，純文學作品被視為有閒文學急劇壓縮；報紙常因為違反“戰時宣傳條例”而“開天窗”；電臺裡連篇累牘地通報“皇軍”的神勇。很多在日本享有盛名、在中國也廣為人知的作家和藝術家，諸如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黑澤明都曾是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吹鼓手。
至此，軍國主義已經在日本的國內政治和對外關係中完全佔了上風，軍國主義的日本走上了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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