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强大的根本原因是商鞅变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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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辉煌灿烂的五千年历史当中，有数不清的历史故事，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历史车轮的推动者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今天的故事就从秦朝的崛起说起。

战国初期，秦朝的国力其实是弱于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的，等到秦孝公继承大位后，更加感到了其他六国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威胁。如不变法图强，随时都有被强国吞并的危险，加上这时候秦国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和赋税改革落后，制约了秦朝的发展，为了增加国力，在诸侯争霸的混乱局面处于有利地位，秦孝公下定决心引进人才，变法图强。

商鞅本是战国时期卫国人，原名公孙鞅鞅，曾经是魏国宰相手下的一名侍从，年轻时候的商鞅就对法家的主张很是欣赏，在魏国没有得到重用的商鞅听到秦孝公求贤如渴，广招贤才的消息后，就投奔了秦孝公。商鞅和秦孝公交谈中，提出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的观点，秦孝公也大为赞同。但他们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这时候的秦国贵族并不主张变法，商鞅就对秦孝公说到，在一开始，他们的思想还很保守，国家做的事情他们一时不理解也很正常，等到这件事情办成了，他们就会非常高兴的，我们不应该受他们的思想左右，必须进行变法才能使秦国强大。

商鞅的变法改革让秦国的贵族感到很大的压力，他们一开始觉得有损自己的利益，权贵大臣甘龙坚决反对变法，他跑到秦孝公那里哭诉新法不如旧法，只有按照老祖宗制定的法律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商鞅坚决反对甘龙的思想，商鞅严厉的指出因循守旧的坏处，陈述新法的各项益处，他的变法改革思想得到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同时任命他为左庶长一职，让他负责变法的全部事宜。

商鞅的新法很快就拟定了出来，新法规定秦国的百姓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 伍”跟“什”成员相互监督，如果他们其中一人犯了法，所有成员全部收到牵连和处罚。对积极告发犯罪的百姓给与极大地奖励，如果有谁故意窝藏犯罪者，那他就和犯罪者一同受处罚。新法同时规定，如果百姓想获得名爵地位，可以通过参加战斗来实现，如果在战斗中立下了功劳，会根据功劳的大小奖励不同的官职。新法另一个重点体现在农耕纺织方面，农业方面优秀的人才可以免除劳役之苦，成为自由人，甚至得到官职爵位。王室贵族的地位也不是长久的，如果在战斗中没有立功，自己的爵位就要受到影响，要是因为自己的指挥失误造成的错误，还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官吏等级有严格的制度，就连他们的土地数量，宅院大小，衣服多少，妻妾数量都有规定。

商鞅的新法制定出来后并没有立即颁布执行。为了让百姓相信国家的改革决心，商鞅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天，商鞅在秦国的都城南门立下了一根三丈高的长木，当众宣布有谁能把此木从南门背送到北门，立即奖励十斤，百姓们只是围观，都感觉事情太奇怪了，并没有人站出来尝试，商鞅看出百姓的不信任，又宣布道，能从南门送到北门者，奖励五十金。这时候有人站了出来，把长木背在向上一路小跑就送到了指定地点。商鞅立马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给了那人五十金，那人得到金子后非常高兴，对其他百姓说，看来官府说的话是真的，没有欺骗大家，在场的百姓也都点头称赞。

在商鞅变法改革的开始阶段，也遇到了一些难题。又成百上千的贵族跑到秦孝公那里告状，说新法不如旧法，请求废除，秦孝公很为难，但也没有答应他们，可见其改革决心。就在这个时候，秦国的太子触犯了法律，按照新法的规定，是要处以惩罚的。太子的地位特殊，商鞅很是棘手。但还说严厉的指出，新法能不能顺利的推广执行，关键还在于秦国的上层人物够不够重视，就是太子触犯了法律，也应该以法处置，不能搞特殊。这个消息第二天传遍了秦国，百姓都相信了商鞅的新法。

在新法的推动下，秦国也越来越强大起来。这时候的秦国的农业、纺织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军队到前线打仗战斗力强大无比，民风也越来越好。没有山贼强盗，百姓更崇尚为国家而战斗。

必读历史

个人认为，应该是秦国所形成的一种有别于东方诸侯的内部文化，才是促使秦国崛起，并最终一统天下的根本原因。

秦文化，其实就是“野蛮文化”或是“没文化”！

秦国依靠商鞅变法走向强大；秦国依托山川之险得以进可攻退可守；秦国奋六世之余烈最终一扫六合......这些要素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些其实都不算是根本原因。因为，真正促使秦国逐步强大的内驱力，其实还是秦文化。而秦文化是有别于东方诸国的，它不受礼乐之束缚，相较于其他诸侯而言，秦文化更“野蛮”，更简单粗暴，而赳赳老秦也就是野蛮成长起来的！

秦国当年被周天子分封到富饶的关中一带，但是那时的秦地，大部分已经被西戎部落所占。也就是说，周天子给秦人的，不过是张空头支票罢了。之后秦国的地盘都是靠一代又一代秦人的前赴后继打出来的。

因此，为了生存，为了压制西戎，秦人没时间像那些东方诸侯那样讲究礼法、修文养心，动不动就是搬出周礼来说事。他们也没这个闲心跑去学习东方诸侯所谓的“文化”。秦人只能不断的耕战，要比野蛮人更野蛮，更强悍。因此，秦人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秦文化，一种较东方诸侯都要“野蛮”的文化。它塑造了秦人彪悍的民风，为秦军日后成为可怕的虎狼之师，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也正因为这样，秦人一直被东方诸侯所鄙视。在他们的眼中，秦国可是比拥有楚辞的楚国还要野蛮而落后的诸侯，是一个“没文化”的国度。那些讲究“礼节”的诸侯，根本不屑于与秦国打交道，都认为秦人就是野蛮人，和西戎没两样。

既然，秦国都被东方定义为“没文化”的野蛮人，那么，秦人自然也不需要跟东方诸侯讲“文化”，所以秦不守礼节，摒弃了那些虚伪的道义。他们展现出了极强的扩张性和侵略性。而秦军更是作战凶悍，一言不合就开战。

秦人以军功为晋升台阶，以战争胜利为目的，以消灭敌人为根本。因此，我们能看到，秦军打仗，打的基本上都是歼灭战，一旦获胜，就杀战俘，而且是有多少，杀多少。比如白起，史称“人屠”，一生就杀了上百万人......

秦文化是简单粗暴的“实用主义”，所以秦国更渴望也更能运用人才！

事实上，秦国比东方六国都更懂得运用人才。他们不受周礼的束缚，不拘一格，唯才是用。因此，在人才济济的中原地区，许多有大才而无大德，有实学而无身份的人，他们不受东方诸侯的待见，却在秦国受到了秦国君主的赏识和重用，在秦国有了用武之地。

比如商鞅、张仪、范雎等，他们都是魏国人，早年都曾在魏王手下办事。但最终，他们都来到了秦国，并在秦王的支持和信任下，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又比如郑国，即便秦始皇后来知道他是韩国派来疲秦的，但秦始皇还是看中了他的才能，继续让他完成郑国渠。这种用人的胸襟，是东方六国所不具备的！

所以，秦国能通过变法走向富强，靠的是来自东方诸侯的人才；秦军能成为虎狼之师横扫六国，靠的是野蛮而彪悍的民风。而这些，其实都是秦文化所奠定的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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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强大、统一中国就是有了商鞅变法才成功的！

战国时期共计250年，秦国大部分时间是被他国压制着的。被当时中华文明当作异类的，而为什么又是这绝于＂山东六国＂的暴秦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为什么不是土地面积最大的楚国，不是＂百家争鸣＂的齐国，不是拥有中原绝对地利优势的魏国，不是胡骑铁马的燕国他们来完成统一大业的呢！

其实每个战国诸侯都有过辉煌过往，在此不一一细说。唯秦国不因人而废法。

春秋战国时期，秦也算一强国，秦穆公还是春秋五霸之一。但后来秦国衰落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商鞅变法为止。商鞅变法使当时并不强大的秦国脱胎换骨，使秦国成为与中原五（齐、韩、魏、赵、燕）国和南方楚国并列为战国七雄之一。但商鞅变法也大大损害了秦国传统贵族阶层（现在所讲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削减了他们的影响力。因此当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死后，那些利益受损的贵族阶层就捏造许多罪名让随后继位的惠文王以车裂处死了商鞅。

但尽管车裂了商鞅，使秦强大的商鞅变法一直在继续，包括秦惠文王之后秦国继位者也都继续延续执行下去，所以才到秦始皇赢政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

所以说没有商鞅变法，没有秦惠文王及以后继位者延续变法，就没有秦始皇统一中国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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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之间的兼并到了战国初期只剩下七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以及零星几个小国如卫国、中山国等，大国间国土接壤没有了战略缓冲区，对于资源的争夺（土地、人口、水资源等）都容易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各国之间也感受到了这种压力，战国初期魏文侯率先变法，成为战国首霸，魏文侯死后魏武侯未能将变法事业继续推行葬送魏国霸业。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取得不错的成效但是楚悼王病死后吴起被楚国贵族射杀差法事业被腰斩。韩国申不害变法则因韩国地域狭小没有战略纵深加之没有山川河流之险被魏国直接扑灭。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虽得到惯策执行但只是军事方面的改革，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并未有成效，即便如此赵国也成为了秦国统一天下最强劲的对手。燕、齐两国也都分别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变法只不过都是局部的变革，变法并不彻底。反观秦国则是整体配套设施改革，将秦国来了个天翻地覆的改变，而秦国能进行整体配套设施改革得益于拥有崤函之固的地理之便，进可攻、退可守，得益于秦国地处西垂长期与戎狄杂处，文化水平比之山东六国差太多反而减少了文化认知方面的阻力，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改革反而更彻底。再者六国卑秦不与会盟秦孝公深以为耻启用商鞅变法，能做到二十多年如一日坚定不移的支持商鞅变法，世所罕见，秦孝公死后商鞅失去了支柱被秦惠文王车裂居然没有身死政息，制定的各项法规依然不折不扣的在秦国朝野继续推行不得不说是个奇迹。更大的奇迹则是秦国的后世君主皆为有为之君，用贾谊的话说是：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商鞅变法使的秦国首先完成中央集权制政府，把中央集权的优势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使秦国从一个落后的边陲蛮夷之国弯道超车后来者居上，进而统一天下，结论便是谁先完成中央集权制政府谁就能统一天下，几千年的历史也证明了只有强大统一的集权政府才适合中国否则中国会陷入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朝不保夕，更无力阻挡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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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在秦国成功，是偶然还是必然？

商鞅入秦推行变法之后，秦国开始走上坡路，以至于始皇帝奋六世之余烈统一六国，这当然于商鞅推行的秦法有很大关系，然而制度是否是可以决定一切的么？山东六国就没有人认识到深彻变法的重要性么？也没有变法的人才和机会么？然而为什么只有秦国进行了深彻变法？

十八月围城

商鞅变法是主因，秦国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性格是次因。法家的变法，不止是在秦国实行，李悝和吴起都在魏国实行过变法，吴起后来在楚国也变过法，然后申不害在韩国变过法，但他们的变法都不彻底，仅仅只是在他们执政的时候能够变法改革，在他们死后变法自然而然就停止了，人亡政息。所以实际上，虽然说魏、楚、韩都曾变过法，并也一度因此而国家强盛，但由于变法的不彻底，也就仅仅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只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是一直延续始终，甚至延续到秦朝灭亡的。其他几个国家的变法，仅仅只是当政者的一个改革措施，就是谁在台上谁说了算的意思，换人当政者也就换了政策。但秦国的变法却是基本国策，是受到全国上下所有人认同的，不随着当政者的改变而改变。所以秦惠文王上台后，虽然由于与商鞅有仇而杀了商鞅，但却并没有废除变法，而是一直延续下去，延续到秦始皇甚至到秦朝的灭亡。那么，同样是变法，为什么能在秦国一直延续下去，而在其他国家却是昙花一现呢？这就跟秦国的地理位置和民族个性有关系了。从地理位置上来说，秦国当时地处边疆，有函谷关和崤关之险，一旦关上关门，就远离了征战不休的中原地带，有利于改革和猥琐发育。而中原六国虽然财雄势大，但彼此之间不停争斗，耗尽国力，最终被秦国得了渔翁之利。从民族个性来说，同样是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秦国当时还处于相对比较落后的野蛮时代，中原诸国其实一直是看不起秦国称之为蛮人的。

但正因为落后，老百姓都还很淳朴，所以既得利益阶层并没有那么多，变法改革的阻力并没有那么多，也容易得到认同。与之相比，吴起在楚国的改革就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结果连自己也丢了性命。事实上，法家的这种耕战制度也仅仅只有淳朴的秦国人能够适应。秦始皇统一后将这种制度推行天下，其他六国遗民都接受不了。原因也很简单，耕战制度其实就是军国主义，整个国家被管理得死死的，老百姓做什么事情都得按照法律法规来办，严刑峻法。这种制度对于中原富饶地位的老百姓来说是接受不了的，只有像秦国这样穷山僻壤地方出来的老百姓才能习惯。就像后世戚继光曾国藩他们招兵，凡是在城市里混过的人一律不要，反倒将那些在深山沟里出来的穷苦农民当成最好的兵种一样，没有别的原因，穷苦地方出来的一根筋听话，城市里的习惯偷奸耍滑。

文清文清小故事

也可以这么说，没有商鞅变法，秦极大的概率是不能变的如此强大的。

秦孝公即位之初，秦国已经山穷水尽的地步，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没钱民众更没钱。秦孝公利用各种手段防止了魏国的进一步西进，使得国家有了休整发展的环境，但落后的制度、落后的思想阻碍着秦的自强崛起。秦孝公锐意改革，但却找不到方法，国内没有懂得变法的人才，于是发出了著名的求贤令，天下士人纷纷入秦。

当时儒家墨家为显学，有非儒即墨的说法，其他像道家、法家、名家、兵家、纵横家等等，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帝道、王道、霸道也争论不休。秦孝公面临的选择其实是非常多的，不选择儒家、墨家、道家这样易于让整个国家接受的学说，而是选择了法家，一是秦孝公的慧眼识珠，二就是商鞅的真才实学。

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内部产生了非常剧烈的化学反应，整个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内部整合，剔除落后影响国家发展的利益集团，整个国家从制度上到思想上进行了大清洗，从而使秦国迎来了新生，秦国骤然崛起。

虽然后来商鞅被杀，但秦孝公和商鞅制定的律法却没有被废除，整个国家变成了以耕战为主导的军国主义政府。大量的底层秦人通过战场上杀敌不断地往上爬，慢慢的整个秦国的朝堂上充斥的都是从底层崛起的军官，这也是秦国不缺大将的一个因素，文官集团由山东各国的士子担任。官僚机构上下流动非常频繁，底层人民为官僚机构提供大量的新鲜血液，底层人民也有上升之阶，国家变得非常健康、高效。

月关说

我们常说：天时地利人和。为什么？因为真的有道理。

秦国为什么崛起于春秋，强大于战国中期，统一于战国末期。就是在这三个方面发生了转变。

天时：春秋，周王的影响还在，血统非常重要，权臣即便杀了诸侯国君，但还是要立国君之兄弟子孙为候。所以不具备一统天下的时机，战国开始，周王彻底衰弱。才开始了统一步骤。这时战国七雄才同时具备了天时。（可怜晋国，要是支撑到战国还有别的国家什么事吗？）

地利：秦国一直没有地利，函谷关在晋国（春秋），魏国（战国）之手。所以秦国一边向西，一边向西南扩张，就是因为出不了中原。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打败魏国获得函谷关。从此进可攻，退可守。败了放千把人在函谷关，就可以保秦国安全，然后挑拨离间，坐看东方六国内耗，。胜利则可以夺取城池，把战斗放在敌人的国土上。

人和：在夺取函谷关以前，只有被淘汰的末端人才才会去秦国。真正有识之士，要么在魏国，要么去楚国，要么去齐国。当秦国夺取函谷关以后，才具备了人和的基础。此时，魏国又源源不断的向秦国输送人才。才会有商鞅和商鞅变法。

所以，国家崛起首先靠制造天时，创造地利，但只有人和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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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性有一定关系。

商鞅变法，是中华文明的一次大进步，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文明大蹦盘与大整合之后，各种促使新的社会形式形成的因素已经大体具备，经济、政治的发展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机制来支撑其发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变法运动应运而生，各国变法风起云涌。其中，商鞅变法因最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获得了巨大的成效，自秦孝公开始，秦国历代君王均将商法奉为圭臬，从而积攒下了超强的国力，为秦始皇最终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为何在变法浪潮之中，只有商鞅变法最终取得了成功呢？这一点已经被历代大家分析许久，而以人性的角度来看，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要点，那就是秦国人的“族性”。

       《史记》、《战国策》等史书上均有记载，秦人在商鞅变法之前与山东六国风俗迥然不同，彼时秦人忠勇朴实，但好私斗仇杀、人殉成风、父母儿女共居一室不避嫌，山东六国因此将秦国视为不开化的“虎狼之国”，与中原国家相比，将其引为异类，不屑与其为伍，更不与之会盟，“列国卑秦”被秦孝公视为大耻，由此才拉开了变革的序幕。

        而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了私斗仇杀的罪名和对外作战的奖励政策，由此开始，秦国的族性有了明显的改变，此时秦人忠勇质朴依旧，但都怯于私斗，勇于公战。这种族性的有机改变，再配合军功爵制度的实行，使秦国的军队战斗力直线上升。换句话说，商鞅变法以法治的理念为秦人原本野蛮生长的族性套上了束缚，并加之引导，使其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对国家有利的一面，也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其对国家不利的一面，这种对秦人族性的引导，使秦国有了对抗山东六国的精神基础。

        对比来看，商鞅变法之后的山东六国并没有对自身的族性加以引导，反而逐渐沉迷在了纸醉金迷的“温柔乡”之中，统治阶级的进取之心渐渐被消磨殆尽，即使有着“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等国，也在后来的内斗中肆意演示着族性中丑陋、惰性的一面，而未将自己的锐气用于大争之世的竞争中，在这一点上，秦人有着明显的优势：其奋发向上、质朴勇武的“耕战精神”，自然保持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整个社会形成的刚健锐气，与山东六国的迂腐暮气相比，自然百战百胜。杜牧《阿房宫赋》中所言“灭六国者，六国也”，由此观之不无道理。

        但是总体看来，战国之世的华夏族性其实大体不差，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相对后世较为自由，因此人们的思想都比较飞扬跳脱，这也是形成那个时代“百家争鸣”的思想环境基础，只是秦人能将自己的族性用法治引导的比较好，统治阶级也能够惕厉自省；否则山东六国也不会留下豫让行刺赵襄子时所说的“君以国士之礼待我，我以国士之礼报之”的感人言语，以及信陵君窃符救赵、荆轲刺秦等等展示那个时代人们精神风貌的故事。

        可以这样说，秦人的族性成就了商鞅变法，秦人以自己的质朴精神践行着秦法，使秦法获得大成；而商鞅变法也进一步规范了秦人的族性，让秦人在法律的准绳下获得了精神上的强大战斗力，这种刚健清新、质朴有力的精神风貌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引人入胜的人文风景。但自汉朝以后，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富足以及儒家思想的禁锢和外部竞争压力的逐渐减小，使得中华儿女慢慢遗忘了这种流淌在源头的血性。从最能展示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文学形式来看，建安风骨犹能清新脱俗，唐朝诗文刚柔并济，宋朝词风渐变艳丽柔弱，元明清杂剧小说更倾向于市井百民。文学上的演变，昭示出了中华民族民族性变化的一个趋势——即愈发圆润浪漫，但渐失血气。

        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始终将重心放在维护自我统治之上，为此必须要民众变得柔弱驯顺，封建时代的君主一方面提倡儒家的“忠君仁义”思想，一方面又打压其他思想的发展，其目的就是要维护自我统治。明清理学的大盛，就是几千年来思想禁锢的高峰，在思想的禁锢下，何谈民族性的发展，何谈中华儿女的血性？ 当俾斯麦打着“铁与血”的口号打造德意志战车之时，当日本人祭出“武士道”的精神参与世界竞争之时，当美国人怀揣着“美国梦”开始席卷世界之时，中华民族只有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懵懂抗争中向世界消磨自己仅有的那一点无头苍蝇般的血性，翻看史书一看，源头族性的刚健清新与质朴勇武，竟在近代大众之中变得腐朽污浊、空洞懦弱，以至于中华民族在世界潮流中失魂落魄了百年之久，“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奋发向上，也在几千年的封建朝代轮回被渐渐消磨，变成了自甘堕落。

        近代中国的衰落，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民族性的衰落。这种衰落，既有外部竞争减少的原因，更是内部消耗所致。在当今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竞争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又一次站在了大争之世的时代里，如果不能寻回源头的那股血性与质朴，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自尊与奋进，只一味高谈阔论，如何能在大争之世中屹立潮头？中国当今的改革开放既要包容，也要奋进；既要大度，更要敢争！要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朝气锐意进取，也要学用商鞅变法的法治精神规范、塑造民族性，切不可“沽名学霸王”，只留下一副华丽的皮囊，而丢失了内心的强大。

空城北岛

商鞅变法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根本原因应该比较抽象，大致可以认为秦为适应地主阶级发展的需要，而完成的一系列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的建设。

在《全球通史》第7修订版的第160页，把秦强大的原因归纳为五个，个人认为比较客观，但还缺少一点中国特色。

第一点，秦主要集中在渭河流域，而当地的大部分地区易守难攻;

第二点，秦地处边远，时常与蛮族作战，战备精良;

第三点，秦较早地使用铁制武器取代了青铜武器，并且使用骑兵替代了原来的大规模使用战车的军备;

第四点，占领了四川的产粮大平原，不仅扩大了秦的地盘，而且极大地增强了秦的实力，犹如马其顿的崛起与希腊诸城邦的乱战;(马其顿后来统一了古希腊)

第五点，重视法家学说并进行变法，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

这五点原因涉及的史实有，"函谷关诸侯束手"、"秦乃虎狼之国"、"奖励耕战和军功爵制度"、"司马错平定巴蜀"、"商鞅变法"和"韩非子的法术势三者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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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秦朝 历史 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