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只是，這對盛宣懷來說，怎麼都算不得是個好的開始。他做不了清朝臣民，業已成明日黃花的他，連民國新民都當不成。他只有跑路。
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跑路了。
第一次跑路
盛宣懷出生在一個書香世家，父親盛康和祖父盛隆是道光年間的進士和嘉慶庚午年的舉人。但盛宣懷屢屢應試，卻總是無法突破，他便為家族打理起錢莊的生意。直到1870年李鴻章率軍前往陝西征剿回民起義軍時，他在機緣巧合之下進入李鴻章幕府當起了文書。
繪畫作品中的盛宣懷
也許這是命運對他的一次有意歷練，之前打理錢莊的經歷培養出他務實、精幹的作風，加上對“經世致用”的追求，在李鴻章的手下，他備受重用。其時，由曾國藩、李鴻章等漢族大員領銜的洋務運動，正在中國轟轟烈烈地展開。這次運動符合李鴻章的洋務強國宏圖，更是大清朝在被動挨打後的一次自我救贖。所以，與其說是李鴻章看中了盛宣懷，不如說是這個時代的變革選擇了他。
在李鴻章的支持下，他創辦輪船招商局，辦電報局，開銀行，開礦，以及在上海督辦紡織業，開辦華盛紡織總廠。很明顯，他成為了一個典型的官僚企業家，亦官亦商。
在他為洋務運動四處奔波時，清政府的回報也很“熱烈”—1896年，他被清政府授予太常寺少卿官職和專摺奏事權；後者意味著他可以直接上書皇帝議論國是。這不僅僅是一個榮譽，而且是實實在在的政治影響力。這不能不讓人百感交集：他曾一心想學而優則仕，卻沒想到居然靠著商業這個“四民之末”而“仕”上了。這一年，他已52歲。
而就在一年前，他遭遇了一次人生的大危機。這次大危機與李鴻章有關。甲午中日海戰打掉了李鴻章苦心經營的北洋水師，讓洋務運動徹底破產，而《馬關條約》的簽訂更讓李鴻章成為萬夫所指。這讓盛宣懷意識到自己所依靠的那棵大樹似乎有漸傾的趨勢。很多人都在等著看他的笑話，但他卻趁機將自己過去在李鴻章保護下掌控的所有工商業企業，逐步轉移到了張之洞的保護傘下。
盛宣懷成立的天津北洋大學堂
此時的張之洞正任湖廣總督，操辦漢陽鋼鐵廠，急需能源。盛把自己在湖北省大冶縣的煤鐵礦賣給了張之洞，解了張之洞的燃眉之急，並換來盧漢鐵路的督辦權。這種做法無疑在1895年洋務運動宣告失敗時保護了他。只是，他的這種做法可以說是商業上的結盟，但卻很難由此推斷他有政治上的派系。他甚至和李鴻章的另外一個幕僚—袁世凱都沒能成為同一個戰壕的“鐵桿戰友”。而當袁世凱走到前臺時，盛宣懷的壞日子就來了。尤其是他手中掌握的那些巨大利益，如鐵路、電報、輪船，更讓他成為了袁世凱的眼中釘。因為袁世凱練新軍、辦洋務、擴張個人勢力都需要錢，而鐵路、電報、輪船，這些都是肥缺。
在袁世凱的蠶食下，到1908年，盛宣懷掌控的實業只剩下了漢冶萍公司。這還得益於該公司是在張之洞的地盤上，從而受到了保護。他只好到日本“一面考察廠礦，一面就醫”。
這次還不算是大逃亡。但離他下次逃亡，只有三年。
第二次跑路
不可否認，盛宣懷做了不少符合民望的實事。
首先是辦學。這也與他在創業的過程中深感人才缺乏有關。1895年，他通過直隸總督王文韶，稟奏光緒皇帝設立新式學堂，經過光緒帝御筆欽準，成立天津北洋西學學堂，後更名為北洋大學。此為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辦大學，也是天津大學的前身。次年，他又在上海創辦了南洋公學，即上海交通大學和西南交通大學的前身。到了1897年，南洋公學首開師範班，該公學成為中國第一所正規高等師範學堂。創辦南洋公學和北洋大學給他加分不少。
盛宣懷成立的天津北洋大學堂
其次，他創辦了中國通商銀行。這是中國第一家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銀行。其時，外資銀行正隨著洋商的進入而紛紛進入中國，洋商通過它們操縱中國的金融，從而把控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就在他獲得專摺奏事權之後，他給皇帝上的第一道奏摺就是《條陳自強大計折》。這個“自強大計折”，除了提出練兵、理財和育人是中國的三條自強之路外，還給出了一些可以具體實施的方案，比如說創辦銀行。他認為，“非急設中國銀行，無以通華商之氣脈，杜洋商之挾持”。
最後，在盛宣懷被袁世凱弄得很狼狽之時，還響應清政府商部的“號召”，創立了上海商業會議公所。1904年，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改名上海商務總會，是中國第一個商會。以前分散的商人以及行幫性質的各業行會可以團結起來，形成一個統一的近代商人團體，求得一致對外。從此，商業勢力得以聚集，成為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公共力量。
他的實業雖然被袁世凱蠶食，但袁世凱也很快就被“清算”，被再次打回老家“潛伏”。就在1911年這個中國近代歷史上至為重要的年份，一月，盛宣懷又坐上了郵傳部部長這個早就該屬於他的位子。這個自視甚高又久被壓抑的人，終於握上了嚮往已久的印把子，便馬上以雷霆手段開展工作，刀鋒首先指向的便是他所熟悉的鐵路。不料，一場讓大清帝國走上顛覆之路的“保路運動”就此開始。當湖北的新軍被調入四川進行鎮壓之際，辛亥革命終於在武力相對空虛的武昌打響了第一槍。
僅僅在郵傳部部長的位置上待了幾個月，盛宣懷就再次成了落跑的一品大員。大清國資政院義正詞嚴之餘準備對他痛下殺手，而革命黨也有可能殺他祭旗。他只有匆匆逃亡。10月27日，他藏進了美國駐華使館，這次逃跑行為，一時間引發了世界輿論的極大關注，迅速成為全球熱點。不過，美國駐華使館還不保險，他需要逃得再遠一些。之後，他坐著德國貨輪，前往日本神戶。
彼時，他說不清自己是什麼樣的心情，也看不到自己的未來。他更不知道，有一艘從日本返回中國的輪船，在遼闊的大海上和他擦肩而過。其時的孫中山，就在這艘輪船之上。盛宣懷抵達日本的當晚，從當地的華文報紙上看到了這樣一條新聞：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另外一則消息則是：民國政府宣佈沒收盛宣懷的財產。相比較孫中山出任臨時大總統，這則消息可謂毫不起眼，但對盛宣懷來說，無疑是一枚轟天雷在其頭頂炸響。
第三次跑路
逃亡日本的他，卻沒有被民國政府遺忘。因財政困難，孫中山曾多次致函盛宣懷，希望“化敵為友”，向他借款，甚至通過赴日代表向他表示：“民國於盛並無惡感，若肯籌款，自是有功……”他覆信說，自己已“債臺高築，有欠無存”。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他當時的窘迫。當然，更大的原因還在於他對革命的排斥。相比較孫中山，袁世凱似乎更合他心意。隨著時局的變化，這種選擇好像為他換來了一個幸運的結局：在袁世凱以逼清帝退位為條件，換得南方革命黨的妥協，坐上民國大總統的位置之後，盛宣懷的家產，也在1912年由江蘇都督程德全下令發還。
盛宣懷在上海的花園洋房
他隨後回國，在上海安頓下來。盛宣懷尚可聊以自慰的是，淮海中路1517號這座大花園洋房。直到今天，也算得上是上海百年來保存最完好的大花園洋房之一。
這座房子建於1900年，是一位德國商人所建，整幢房子共三層，屬於磚木結構，並分主樓與側翼，整體建築面積達1775平方米，豪華氣派，具有典型的德國古典主義建築風格。洋房的大門朝南，門廊的左右兩面各立雙柱。進門之後就是大廳。廳內和樓上的臥室大多用柚木裝修，牆上貼花綢紙。更氣派的地方在於，洋房還帶有寬大的花園，裡面有大理石砌成的噴水池，壘有假山，築有亭臺。新鮮的是，還塑有希臘神像，透出主人的些許西方品位。除此之外，洋房周圍的草坪面積達1668平方米，其東南角還辟有網球場和休息室，並於四周築起高圍牆，設雙扇鍍金雕花大門，形成了一個獨家庭院。
在這裡，盛宣懷曾得以繼續主持輪船招商局。但此時他卻是興味索然，將此地當成了養老之所。
他的孫女盛佩玉曾和一位姐妹到這座洋房裡玩耍，發現祖父在一間玻璃房子裡坐著看書、曬太陽。她不禁感喟，自己的祖父到了年邁體弱之時，居然注意養生之道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趁德國無力東顧之機侵佔青島。1915年，日本人曾試圖拉攏盛宣懷。儘管日本曾在他落難時庇護了他，但還是遭到了他的拒絕。
算起來，盛宣懷在這座大花園洋房裡，安逸地生活了四年。也許直到那時，他才明白歲月靜好、現世安穩是多麼的幸福。只是，他正逐漸老去。
1916年，他因病去世。這次“跑路”，去處只有天堂。
這座花園大洋房卻不能隨他跑路，隨後也命運多舛。
1929年，國民政府下令，說盛宣懷任官職時，有侵吞公款之行為，決定沒收其遺產，並收回這套已由他兒子居住的花園洋房。從此，該房先後成為蔣介石的干將、安徽省政務委員會主席陳調元和“北洋之虎”段祺瑞的住宅。抗戰期間，此房還曾被日本人佔用過，並把偌大的花園砍去了一半，建造了現在的上海新村。抗戰勝利後，盛宣懷的兒子通過一系列活動收回了此房，但不久因生意失敗，又將房子賣給了榮德生家族。
（摘自《重新發現上海：1843—1949》，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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