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虎忱（1883—1958），原名景雲，字虎忱（臣），山東濰縣（今濰坊市濰城區）南鄉滕家莊人，近代山東第一家生產柴油機的企業——華豐機器廠的創辦者。滕虎忱曾先後擔任昌濰地區濰坊市人民政府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山東省人民委員會委員，1956年加入了民主建國會，1958年病逝於濰坊。
一
滕虎忱的家鄉滕家莊距離濰縣城20公里。滕家以務農為生，一家三代十幾口人，只有3間草屋、6畝丘陵薄地，人多地少，艱難度日。與其他家庭不同的是，滕虎忱的父親滕海建除了以農為業外，還是一個優秀的錮漏匠，農閒時挑著擔子走街串巷，為四鄰鄉親鋦鍋補碗，換取微薄收入貼補家用。滕虎忱兄弟5人，他排行老四。滕虎忱7歲入本村私塾讀書，由於天資聰穎，塾師所教古文，只需閱讀兩遍，便可背誦如流。3年後家貧輟學，跟隨父親學錮漏匠手藝 。
濰縣縣城東郊有個樂道院，是北美長老會在山東傳教辦學的基地，設有教堂、聖經學院、醫院、護士學校、中小學及幼兒園，滕虎忱父子經常給樂道院修補器具。由於滕氏父子修理技術精湛，深得樂道院上下喜歡，因而成了樂道院的“特約維修商”，負責修補1000多人的鍋碗缸盆，維修醫院和學校的機器設備和儀器。有時修補活計一天干不完，或是碰上雨雪天不能回家，爺倆便在樂道院裡食宿。遇上星期日，他們也參加教堂的禮拜活動，聽牧師講道。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滕虎忱父子受洗入教，成為基督徒 。
1898年，15歲的滕虎忱隨父親來到青島，在膠濟鐵路局工務處當工人，參加膠濟鐵路的修建。充當修路苦力每月所獲六七元工資僅能餬口，而且滕虎忱覺得充當苦力沒有前途，不如鑽研一門技術。恰好此時（1902年）德國海軍的青島船塢工廠招收學徒工，滕虎忱報名參加並被錄用。
在船塢廠，滕虎忱學的是鍛工。德國技師向來以技術精湛、工作嚴謹著稱於世，工廠對中國學徒要求特別嚴格，規定學徒期為四年，期滿再無償效力兩年，只有通過嚴格的技術考核，才能出徒當技術工人。滕虎忱因天資聰穎，學習刻苦，富有創造性，不到3年的時間便以優異的成績提前出徒，並被破格提拔為帶班工頭兼車間統計。
為學會掌握各項機器製造技術，滕虎忱刻苦鑽研，陸續掌握了車工、鉗工、鑄工和電工等技術。此外，業餘時間他還到基督教青年會讀夜校，參加文化補習、製圖、外語、會計等各種培訓班。數年下來，滕虎忱不僅掌握了機械企業必需的技術，而且學到了不少企業管理知識，為其日後創業奠定了基礎。
如果說在青島船塢廠工作期間，滕虎忱的學習還只是出於一個好學青年業務追求的話，那麼，在聆聽孫中山先生的兩次演講後，他便萌生了將技術轉變為產能的想法，立下了實業救國的志向。1912年9月28日，孫中山乘坐膠濟路專車，偕夫人盧慕貞，在眾多隨從人員陪同下視察青島。在隨後的兩天裡，孫中山分別在三江會館、廣東會館、德華大學、青島基督教青年會發表激情洋溢的演講。緊接著，他又接見基督教長老會自立會領袖及青年會的積極分子，高度評價基督教青年會在辛亥革命中的貢獻，並突出強調“實業救國”的主張，勉勵他們再接再厲，創辦實業。青年會創始人劉壽山特別向孫中山介紹了滕虎忱，說“在德國船塢工廠學徒的滕虎忱，刻苦學習生產技術，業餘堅持學習文化理論知識，成為技術全面的能手，令德國技師折服”。孫中山高度讚揚了滕虎忱，並勉勵他“繼續努力學好機器製造技術，創辦中國自己的民族工業，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振興實業救中國” 。自此，滕虎忱認識到中國只有興辦工業，才能自救自強，於是便萌生了創辦機器廠製造國產機器代替舶來品的願望。
二
“一戰”期間，滕虎忱離開青島，先是在老家務農，後到北京官營民生工廠務工，1917年春天辭職返回濰縣。正當滕虎忱陷於深深的苦悶之中時，濰縣文華中學給他提供了人生轉圜的機會。
1917年，由青州廣德書院和登州文會館合併創建的廣文大學，從濰縣遷往濟南，改名齊魯大學。廣文大學的機器設備和教學儀器移交文華中學。當時廣文大學的各種機床設備非常齊全，教學儀器配置國內第一，還有兩座先進的天文臺，在國內學校中可謂獨一無二。廣文大學理化製造所總工程師馮純修隨學校去了濟南，文華中學急需技術人員來管理和維修儀器設備。時任文華中學校長的尹煥齋，是滕虎忱五弟滕景瑞的同班同學，他深知滕虎忱的才幹，於是聘任滕虎忱為學校理化修制所技師，負責管理、維修學校裡的發電機、內燃機、鍋爐、水泵等機械設備。這份適時而得的工作，不僅幫助滕虎忱走出了生活的窘境，也為其後來創辦工廠提供了一定條件。
文華中學歷來重視教育改良。校長尹煥齋為了進一步改進教學，在學校高中部創設鐵工班，即在普通班課程中加開鐵工課程，由滕虎忱兼任鐵工班教師。1919年增設鐵工課的一班學生畢業，這批畢業生雖然初步掌握了鍛鉚技術，但卻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為了學生的出路，也是為了實現自己實業救國的理想，1919年滕虎忱毅然辭去了文華中學教職，與得意門生譚毓秀、焦長興、譚溫海等人一起籌備創辦鐵工廠。在辦廠條件暫時不具備的情況下，他們先租賃三間草屋辦起一個鐵匠鋪，師生同心協力，打製小型農具及生活用品。由於質優價廉，鐵製品在當地十分暢銷 。
小小鐵匠鋪初創穫得成功後，滕虎忱便想進一步擴大規模，但限於資金不足，唯有走集資辦廠的路。於是，他想到了曾給自己多方支持的文華中學校長尹煥齋。在得知滕虎忱集資辦廠的想法後，尹煥齋大力支持，不僅拿出自己多年的積蓄，而且向親友告貸，湊集了500大洋帶頭入股。由於德高望重的校長出面做工作，文華中學校友和濰縣教友紛紛投資入股，共募集資金2500元。滕虎忱又變賣了全家賴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計得500元，這樣共籌集資金3000元作為辦廠資本。
1920年春，滕虎忱在濰縣東關大街租賃十幾間大草屋當廠房，借用文華中學幾臺車床，另購買兩部車床，一部5馬力“特爾科”柴油發動機，一部發電機，再加上原有的紅爐、手搖鑽等工具，招收20名工人，創辦起機器製造工廠——華豐機器廠。滕虎忱任華豐機器廠經理，學生譚毓秀、焦長興、譚溫海為工長。從此，滕虎忱走上了創辦實業的道路。
華豐機器廠在創建之初，只能維修小型機械和打製小農具，為了企業長遠發展，滕虎忱將眼光轉向了織布機。
濰縣自古以來就有“貧家績麻紡線，裕家藉機而織”的織造傳統。就近代而言，手拉梭的應用、寬面織布機的引進，均由這裡開始。儘管20世紀20年代，濰縣織布業已躍居華北之首，到30年代，濰縣“每年出產之土布，達千萬匹以上，佔全省土布產量百分之六十二點九六，銷路迨遍全國” ，但是華豐機器廠自制織布機之前，濰縣織布生產工藝落後，仍以手工紡紗、小木機織布（俗稱土布、小布）為主。
於是滕虎忱決意利用自己的技術改造手工織布機，一則為自己創造生存空間，二則為改變濰縣土布織造技術落後的局面。其時，濰縣東鄉眉村胡曰惠從天津購買了一臺“石丸式”織布機，比當地木機使用方便，既省力，又增產。華豐機器廠遂以該機為樣品加以仿製，並於當年試製成功，仿製機器性能與進口布機不相上下。隨後，華豐機器廠又將“石丸式”織布機結構改為鐵輪木架，降低了成本，售價僅為70—80元，遠遠低於“石丸式”織布機價格。山東工業試驗所曾對華豐機器廠製造的改進腳踏織布機進行性能試驗，鑑定報告稱：“足踏織布，機架堅固，運轉正確，有間接卷取裝置及它動的送出裝置，則緯線密度均勻，工作迅速，欲定織品之疏密，即交換卷取之齒輪與增減經軸上重錘之分量，視布之用途若何耳。該機每日工作12小時，能織平面布百尺，其他斜紋、條紋布均能織造，誠為現代人力織機之良品。” 仿製織機的成功，宣告了“豐字”牌織布機的誕生！
當同僚還沉醉於自制織布機暢銷的喜悅中之時，滕虎忱卻已經開始籌劃設計生產下一個產品了。滕虎忱生長在農村，飽嘗水災和乾旱之苦。當時北方農村用的是傳統腳踏固定式木鬥水車提水澆地，費時費力。滕虎忱從新織布機的轉動裝置獲得靈感，聯想到可以用其原理改進老式木鬥水車。經過一番努力，終於研製出以畜力代替人力的轉動式鐵鬥水車，既提高了效率，又節省了時間。同時，考慮到農戶因地有多有少，需求存在差異，又將水車分出八稜、七稜、六稜3種型號，供農民選用。此後，滕虎忱根據山東農村需要，又設計生產出多種鐵輪機、軋花機、彈花機、榨油機、磨面機等新產品，形成了立足農村，服務於農民的經營特色。
通過織布機和水車兩個拳頭產品，華豐機器廠在濰縣鐵工行業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不僅站穩了腳跟，而且實現了第一次飛躍。1921年秋，華豐機器廠在濰縣城東關東門外購地3畝6分，新建廠房。1927年，又在廠地附近購地36畝，建成大型廠房，並添置了機床、鑽床、刨床等設備。1928年，正式建立了木工、鑄工、金工、鍛工、白鐵、裝配等車間，職工增至150餘人。
隨著企業規模擴大，產品種類增多，一些新的問題隨之而來。比如：轉動式鐵鬥水車雖然具有功效高、車水量大等優點，但需要大動力牽引，價格偏高，因此只賣出去1部，產品積壓，工廠陷入困境。為了營銷需要，華豐機器廠在各地增設了營業部，迫切需要加強部門協調管理。滕虎忱意識到急需專業人才，尤其是購銷、管理方面的人才，便聘請出身於商界、善於經營管理的張仲元擔任會計。張仲元來廠後，建立各種規章制度，加強與各地之間業務聯繫，企業管理逐步走向正規。不久，滕虎忱在青島的同事丁執庸自俄國經商回國，滕虎忱又邀其投資，並請他任副經理，負責營業部工作。
儘管織布機銷路極為廣泛，滕虎忱從中也獲得了豐厚利潤，但他仍舊極力延長生產鏈，以織布機為中心，向紡織業的上游、中端、下游延伸，發展壯大了濰縣紡織業。在紡織業上游，先後趕製了彈花機、軋花機，滿足濰縣織布業清花設備的需求。隨著當地紡織業發展，副產品棉籽大量增加，又立即研製了榨油機。在紡織業中游，他與百萬農民聯合組成一個經濟實體，發動群眾集資80多萬元，購買大量棉紗和織布機，貸給貧困農民織布。在產業下游，協助校長尹煥齋於1932年創辦了信豐印染公司。
信豐印染公司由濰縣基督教教友和文華中學校友集資以及當地富戶投資興辦，於1933年8月正式投產。信豐公司完全根據《公司法》組成，規制齊全，董事會公推張執符任董事長，邢幹卿、滕虎忱任監理，武伯平為名譽經理，尹煥齋為經理。信豐染印公司開辦後，由於經營管理有方，印染技術精良，原料供應及時，銷售旺盛，每年純利達五六萬元，職工由幾十人增至200多人。信豐的成功，帶動了七家印染廠，使濰縣成為華北有名的機械染布基地。
1931年冬，滕虎忱開始研製柴油機。他帶人去上海重金購進德國製造的先進車床、大搖臂鑽、汽錘、龍門刨床等大型設備，買進一部德國設計、英國製造的15馬力柴油機作樣機。他從青島聘請專門技師王洪茂來廠任技術指導，反覆拆裝試驗，將部件繪成圖紙；又請廣文中學英語教師把機器部件名稱和說明書譯成中文，幫助工人瞭解機器構造原理和維修保養方法，為仿製柴油機做充分準備。1932年秋，華豐機器廠試製成功第一臺低速15馬力柴油機，達到英國產品水平。接著，華豐機器廠又研製成功8馬力、25馬力柴油機系列產品。在此基礎上，華豐機器廠以樂道院使用的40馬力柴油機作樣機，繪製圖紙，自己動手製造了鑽、磨、刨、銑等專用工具，很快製成40馬力臥式單缸低速柴油機。從8馬力到40馬力各種柴油機的成功研製，使華豐機器廠從一個生產簡易機械設備的小型鐵工廠，變成了動力設備製造商，企業實現了第二次飛躍。華豐機器廠不僅是山東第一家生產柴油機的企業，也是全國能夠獨立生產柴油機的主要廠家之一，對推動全國工業進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柴油機研製成功之後，滕虎忱又集中力量研製發電機和電動機。機器剛剛試製成功，客戶就登門求購。為了滿足市場需求，滕虎忱決定加快生產速度。但是，如在華豐機器廠原廠生產發電機和電動機，勢必影響柴油機和織布機的製造規模。於是，滕虎忱在尹煥齋的幫助下，再次集資，於1932年在濰縣城南關大馬路（今和平路）創建華豐機器二廠，由原青島水師工務局技術員李佔元任廠長，專門批量生產各種規格的發電機和電動機，供應全國各地。同時，滕虎忱還在濟南建立華豐機器分廠，生產14千瓦和40千瓦發電機。
在滕虎忱的潛心經營下，華豐機器廠產量步步上升，規模不斷擴大。1934年，華豐機器廠在東關大街路南新蓋了門市大樓。到1936年，華豐機器廠的資產已增至20萬元。為了擴大再生產，滕虎忱再度招股，共計增資400股20萬元，股東擴大到濰縣紳商各界熱心實業的人士近三百戶。
1937年初，在第二廠內增設電氣車間和鉚工車間，從事電動機和鍋爐生產，第一廠則專業生產柴油機。從創立伊始到“七七事變”前，前後18年間，華豐機器廠由小到大，經營盛極一時，第一、第二兩廠總資產達150多萬元，工人最多時達七百餘人，成為國內頗具規模的機器製造廠家。在民營機器製造業中，華豐機器廠被稱為“華北最大機器廠”和“長江以北第一廠”。
三
1937年，滕虎忱創辦的華豐機器廠進入鼎盛時期，然而就在此時，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工廠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
全面抗戰開始後，滕虎忱和尹煥齋預見到山東淪陷不可避免，擔心華豐機器廠的設備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於是決心將工廠內遷漢口，生產武器支援抗戰。為此，滕虎忱先後3次向山東省政府呈文，請求調撥40節車皮，協助運輸機器設備。省政府官員雖滿口應承，但卻始終拖延不辦，直到1937年底掌握山東軍政大權的韓復榘撤出濟南時，也沒有調撥1節車皮。滕虎忱痛心疾首，無可奈何向董事會辭職，誓言絕不和日本人打交道，決心流亡抗戰。
在將華豐機器一廠、二廠的全部機器設備和資產交給董事會後，1937年12月，滕虎忱搭乘火車先到濟南，後又攜帶家眷撤往西安。1938年夏，滕虎忱由西安遷居漢中，隨即又前往成都。1939年冬，在成都賦閒之際，他應山東同鄉煙臺人鍾某之邀，赴重慶擔任戰時生產促進會總會顧問。其間，滕虎忱曾參與長江南岸向家坡菸葉復烤廠籌備處工作，受聘為該廠技師。1940年，滕虎忱奉命轉赴昆明，出任菸葉復烤廠副廠長。1942年辭職回到成都，與山東同鄉集資購置電磨1部，僱工六七人，在城東門外牛市口開辦利豐麵粉廠，他和妻子及獨子滕懷禮均在廠工作，因麵粉廠於後方供應多有幫助，曾受當時成都市政府獎勉。在大後方期間，滕虎忱還積極參加各種抗日救亡活動。例如1943年冬，馮玉祥為籌集抗日軍餉，在重慶發起“中國基督教節約獻金救國運動”，號召國人支持抗日，要求大家解囊資助。滕虎忱不但主動捐獻，並且積極參加宣傳募捐工作。
1938年1月10日，日本軍侵佔濰縣縣城後，大肆掠奪濰縣企業，華豐機器廠同樣在劫難逃。日軍以總經理滕虎忱參加抗戰為藉口，查封了滕虎忱的家產，把工廠的原材料運往青島。後來，日軍為了進一步控制工廠，由特務機關出面，逼迫工廠與日方企業合作，遭到代理廠長張執符等留守人員的嚴詞拒絕。日軍惱羞成怒，逮捕張執符等人，並以“違抗日軍命令，顯系不良分子”等罪名恐嚇，強迫合作。1939年9月18日，在日軍的威逼之下，工廠被迫與日清紡織株式會社簽訂了“合作”協約，將華豐機器廠改名為“日華合辦華豐鐵工廠株式會社”和“中日合辦華豐鐵廠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業務是軍械修理和製造。華豐機器廠雖然名為中日“合辦”，實為日人所控制，中國人只能分得少量“紅利”而已。
日軍為了生產安全和運輸方便，1941年將華豐一廠、二廠拆除，把全部設備和所有原料，以及廠房拆除後的建築材料，共裝9節車皮，運往濟南，在南圩子門外強佔土地27.5畝，按照華豐機器廠原樣重建工廠，取名“日華合辦華豐鐵廠股份有限公司”（又稱“歷山工廠”） 。遷入濟南以後，華豐機器廠成為日軍軍械修理廠，日本人任經理，主要為日軍修理槍支和製造軍用鍋、軍用剪、小金鉤步槍等。此時，工廠工人已經減少到300人左右。至此，滕虎忱近20年艱苦創業積累的家業，全部落於日本侵略者的魔掌。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滕虎忱滿懷興奮，匆忙結束成都利豐麵粉廠業務，急欲返回濰縣重整華豐機器廠舊業。
還在日軍投降以前，滕虎忱在重慶就將華豐創辦經過、發展規模、廠房設備清單，彙編成冊，呈報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日本投降後，滕虎忱歸心似箭，想立即從重慶動身趕回家鄉，可是當時除了接收大員和亦官亦商的人物能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外，像他這樣一個無權無勢的工業界人士，只好“從成都、南鄭、西安繞了個大圈子，時而坐汽車，時而坐馬車、牛車，輾轉周折”，於1946年春才回到濟南。
1946年2月回到濟南後，滕虎忱住在原華豐營業部舊址。他看到工廠的機器尚完好無損，廠房仍和以前一模一樣，心中大感欣慰。於是四處奔走，交涉工廠發還事宜，給濟南各相關部門如長官部、省政府、建設廳、省參議會、專署等，一一遞上呈文，但均遲遲不見迴音。直到兩三個月後，上述機關的“批示”才陸續下來，但多是互相推託，敷衍扯皮，奔走了幾個月竟然毫無頭緒。
在這種情況下，滕虎忱於1946年秋回到濰縣，下車伊始便同創辦華豐的老同事踏訪華豐舊址，見十數年心血，已成荒場一片，大家皆不勝唏噓。1946年10月敵偽財產處理局告知滕虎忱，說要等候濰縣政府及商會調查證實後，再行處理。1947年1月，敵偽財產處理局終於“批示發還”華豐機器廠。滕虎忱欣喜若狂，但不久便發現，這個批示不過是一紙空文。原來該廠早已成為國民政府國防部四十四兵工廠，處理局要求滕虎忱直接向國防部交涉。於是滕虎忱又派人赴南京交涉，經過一番周折，國防部也批了個“發還”證，可四十四兵工廠卻以“戡亂時期暫徵軍用”為由拒絕發還。無奈之下，滕虎忱又親赴南京交涉，往返一月有餘，託人打通關節，在眾多機關間奔走疏通，又求得若干部門同意發還的批示後，回到濟南再次與四十四兵工廠交涉，最後得到的答覆是：“在總動員期間，軍品供應益形繁重，為不貽誤戎機起見，……一律照現狀繼續使用。”至此，滕虎忱自己一年多的奔波沒有取得任何實際效果，一跟人談起交涉始末，便悲憤絕望，大呼道：“我到嶗山當和尚去！” 向來不說喪氣話，一生不怕困難的滕虎忱，此時竟被折磨得萬念俱灰了！
1948年4月濰縣解放，濰坊特別市政府成立。在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滕虎忱由濟返濰重建華豐機器廠。他召集華豐機器廠的原有職工，收集原廠各處埋藏的部分物資和殘存設備，並發動愛國的基督教教友和校友再次募資。經過大家一起共同奮戰，在原來華豐機器廠二廠舊址重新創辦了華豐機器廠。由於滕虎忱管理經驗豐富，技術精湛，而且經營有方，在他的帶領下，全廠職工齊心協力，濰坊市政府也給予投資，華豐機器廠不僅迅速恢復生產，而且不久便超過了原來華豐機器廠的規模，成為當地機器製造業的主要支柱。1954年5月26日，華豐機器廠實行公私合營，滕虎忱任資方經理。
1948年9月濟南解放後，在濟南的華豐機器廠由軍管會進廠接收，11月工廠改名為“華東財辦工礦部濟南工業局第一廠”。1949年9月工廠轉為生產水車等民用產品，1950年更名為濟南第一機器廠，1953年8月劃歸第一機械工業部第四機器工業管理局，並更名為“濟南柴油機廠”。
四
1934年5月16日，隱居泰山的馮玉祥參觀華豐機器廠後，感慨地說：“全國如有二百人能像你這樣有血性、能奮鬥，國家前途就有很大的希望。” 由此可見滕虎忱貢獻之大、影響之巨。華豐機器廠在滕虎忱的領導下不僅獲得巨大成功，而且還極大地帶動了濰縣乃至山東的經濟，這主要表現在華豐機器廠引領了濰縣機器製造業和促進了織布業發展兩個方面。
首先，華豐機器廠對濰縣機器製造業的引領作用。所以說華豐機器廠引領濰縣機器製造業，原因有二：第一，由於滕虎忱心胸寬廣，鼓勵華豐職工自己創業，1923年後該廠職工創辦了11家鐵工廠，資本277400元，職工495人，全年營業額達602880元，產品以織布機、彈花機、水車為主，其中華豐廠年產織布機高達2000臺。在華豐機器廠職工影響下，濰縣創辦機器工廠蔚然成風，新興鐵工廠層出不窮，機器產量隨之迅速增加。例如，20世紀30年代濰縣鐵工廠製造的織布機、水車數量高居全省之首，其中年出織布機7400餘架，約佔全省織布機製造總量的83％；年產水車920架，佔全省製造總量的84％ 。到抗戰前濰縣機器製造業無論是資本規模、職工人數，還是生產總值，都遠遠超過生產小農具的傳統鐵工業，其產品從最初的零部件加工，發展到批量生產織布機、灌田機、軋花機、彈花機、榨油機等農業、手工業生產機械。近代濰縣成為華北重要的機器製造中心，滕虎忱功莫大焉。第二，華豐機器廠生產的各種柴油機，以可靠的質量，低廉的價格，行銷濰縣各地，為機器工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例如，濰縣在20世紀30年代雖然已有電燈公司，但發電量微小，照明尚且不敷需用，更談不到為工廠提供動力電。華豐生產的各種型號馬力的柴油機解決了機器動力問題，對濰縣機器行業乃至整個工業的生產發展，都起到了關鍵性的促進作用。據統計，自“一戰”結束至30年代初，濰縣先後創辦的機器工廠34家。因與進口柴油機相比，華豐產品價格極其低廉，故各機器工廠所用柴油機“多為該廠之出品” 。
其次，華豐機器廠對濰縣織布業的促進作用。滕虎忱仿製新式織布機成功後，換機熱、織布熱席捲濰縣，濰河兩岸的穆村、鄧村、石埠、駙馬營、眉村等地，幾乎家家以織布為生。據粗略統計，1935年前後的極盛期，穆村、眉村一帶有織布機2萬臺，寒亭、固堤等地也不下2萬臺，加上城裡及其他區域共有織布機約6.5萬臺，濰縣成為山東最為重要的織布中心。新式織布機不僅帶動了濰縣織布業的繁榮，而且還直接推動了山東織機的更新換代和織布業的繁榮。據統計，到1930年代中期華豐機器廠生產的鐵輪織布機，銷量“佔全省布機出產之半數”，歷年供給濰縣、昌邑、壽光、濟南、桓臺、即墨等地的織布機達12200餘架 。濰縣加上安丘、昌邑等縣，以濰縣為中心的織布區共有織布機9萬餘臺，號稱“十萬臺大機”（包括尚生產小布的部分木機） ，從業人員達20萬，年產布料二百餘萬匹，六千餘萬米（每匹約三十米），其中有白布、色織布、條布、斜紋布、蚊帳布等一百五十多個花色品種，產品遠銷大半個中國，織布業成為濰縣的支柱產業之一。
織布業興旺發達，又帶動了染料、軋布、印染、貨棧、居間（匯票、棉紗、布匹經濟人）、搬運以及文化娛樂、飲食服務等各行業的發展，從而也促進了濰縣經濟的繁榮。據20世紀30年代初大陸、鹽業、金城、中南四家銀行對全國各縣城經濟情況調查，濰縣經濟發展規模名列全國第17位 。
滕虎忱的“血性”，還表現在“中華基督教自立會”的創辦上。
美國基督教北長老會1861年來山東傳教，在登州（蓬萊）開設第一個教區，以後逐漸擴展到煙臺、濟南、沂州等地。1883年，美國基督教北長老會在濰縣城郊李家莊西北角購地，建立了教會、學校、醫院三位一體的樂道院。
義和團運動期間，樂道院雖受打擊，但是很快復甦。逐步形成基督教在濰坊地帶傳教的中心和基地，統轄濰縣、昌樂、安丘、壽光、昌邑、樂安、博興、諸城、平度、臨朐、飲馬鎮等十多教區，信徒上千人。
自1883年美國北長老會牧師狄樂博以濰縣作為開拓宗教活動基地以來，濰縣教會的事務均由外國差會傳教士決斷，中國教職人員一般無權過問並處處受歧視。1929年，滕虎忱被濰縣教會推選為長老，參加管理教會事務。1930年，濰縣樂道院的部分中國長老不甘心受外國傳教士的控制，由滕虎忱發起，在張雨臣、張執符、陳熙之等人的贊同和參與下，創立了中國人自辦的教會“中華基督教自立會”。其宗旨是：“傳道有聖經，信教有自由，中國人信教，不聽外人指東劃西。”他們脫離了美國長老會（樂道院），謝絕一切外資，用自己的錢，辦自己的教會。他們還發出“濰縣中華基督教自立會”告中國各地教會倡議書。倡議書發出後，立即得到了全國各地教會的紛紛響應，儘管美國差會當局不同意中國教會自立，但面對這義正詞嚴的要求，又畢竟在中國的土地上，他們不得不答應下來。經過籌備，很快創立了濰縣中華基督教自立會，滕虎忱被推選為第一任長老。
自立會創立不久，由滕虎忱、張儒臣等人出面向美國基督教差會提出要求，將濰縣城裡南門大街與東關豬市口子街兩所教堂歸自立會所有，而美國差會卻故意刁難，並提出只能借用，不能歸自立會所有。後經反覆交涉，最後雙方同意將兩所教堂作價7500現洋。為早日擺脫美國差會和洋人的控制，自立會迅速向山東各地教會宣傳募捐，眾教友聽說濰縣要成立中華基督教自立會，積極響應，爭相捐款。款齊後自立會向美國差會樂道院長老會購買了上述兩座教堂，城區內的教會主權和傳教事務由美國長老會完全移交給濰縣中華基督教自立會，教徒多達700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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