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夜史
这种现象，其实一直贯穿于所有的封建社会。整个封建社会的根基，就是广大的农民与地主，他们负责整个封建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为低生产力的封建社会带来稳定的社会发展，这是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如果统治者不偏袒、保护地主、农民，那无异于自毁根基，封建王朝的命脉将会被动摇。
在低水平生产力的封建王朝，商人只是少数人，而且做着不用种地的辛苦活、就可以拿到高收入的买卖，这是一种新的阶级，并且与农民、地主这样现有的农业社会制度是相抵触的。所以作为地主阶级的统治者，必然要抑制商人，避免商人做大、与地主抗争，维护自身利益。
从商朝开始，就诞生了货币，也就诞生了商人。之后，所有的王朝都会经历一个过程:建国初期，统治者励精图治，大力发展农耕，国家复兴，如汉初的文景之治;前中期，王朝农业发展起来了，商人也跟着起来了，社会繁荣平稳，如唐的开元之治;中后期，统治者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农民，农业生产被极大地破坏，王朝逐渐没落覆灭。
从王朝的兴衰可以看出，封建王朝的根基就是广大农民以及地主。当农业发达时，封建王朝兴盛;农业衰败破坏，农民无法生计，各地农民起义纷纷揭竿而起。
在封建王朝，商人是一种全新的阶级。他们脱离了封建统治者的土地耕种，也不同于地主靠收租来剥削农民，是靠着买卖来获取生存空间。封建社会初期，社会萧条，老百姓吃饭啥的都是问题，自然商人也就很少;当农民生活好了，农产品多了，贸易催生了商人这个职业，并且这个职业非常诱人，混的好的商人，比地主强多了，而且在官场买官、买官，做些利益勾当也吃香。
这在明智的统治者眼中看来，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普通农民勤恳努力种地，保障封建社会的安定;商人做起来了，轻松通过贸易捞钱，而且还时常败坏朝廷风气，经常拉官员搞腐败，甚至串通官员做些诛九族、反对中央的事情，商人这种潜在威胁必须抑制。所以但凡经历盛世的帝王都会抑制豪强，如汉武帝时期任用酷吏严厉打击豪强，开元之治的宰相姚崇提出重农抑商，康乾盛世时的重农抑商策略都是为了抑制商人的势力，避免中央集权受到商人威胁。
这里有个经典的例子。明朝建国初期，有个富可敌国的商人沈万三，这沈万三是个经商的奇才，财富比皇帝不知道多多少。皇帝搞个工程队修皇城，沈万三派个工程队也来修。按理说，皇帝的工程队都是精英人才，应该速度最快修好皇城的;但沈万三是商人，不缺钱，所以用商人的方式三下五除二抢先修好了皇城。
明军打了胜仗，沈万三用自己的钱财去奖赏这些将士，珍珠白银啥的都送，得到了大批将士的好感。这皇帝一看，这沈万三这么富有，修个城也比我的皇家工程队还强几倍，我大明军他也送礼，这商人起来了不得了，必须要把他给灭了，大明朝不需要这么强的商人，只需要种地的农民，老老实实种地得了。最后沈万三完了，朱元璋还是继续推行重农抑商策略，巩固国本。
岁七夸父
“得罪”这个词很有意思。
中国的封建制度，以农耕经济为主，士农工商，士人垄断政治、农民是统治基础，而工商是社会补充。看起来，似乎农民的地位很高，也很受历代统治者们重视。
但实际上这种所谓的“重视”，就跟牧羊人重视自己的羊群一样，羊群放不好，牧羊人吃什么，怎么能过上好日子呢？所以牧羊人们一般不会去“得罪”羊群，毕竟都不是一个物种，谁又会去得罪自己的财产呢？
而商人就不一样啦，商人就好像来收羊毛或者将羊贩卖到其他地方，给牧羊人们带来收益的人，他们可能很奸猾，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逃脱牧羊人这个大集体的控制。牧羊人们垄断着资源和社会地位，他们可以随意“得罪”商人，因为商人可以换，得罪了换一个就好了，而被放弃的商人，就很难再把生意做好了。
商人们看起来被统治者们予取予夺，但在实际情况下，统治们除了“牧羊”以外，还兼着“商人”的职业，他们或许不是自己从商，但以宗族家族的方式，让族人里地位低好控制的去经商为家族攫取巨大利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没有官方背景的自由商人，最终的结果就是被割韭菜。这就是为什么“官商勾结”这种社会文化会那么具有生命力的缘故，权和钱本来就是离不开的，而契约这种东西，很多时候也只是在于大家能量地位靠山差不多的情况下的一种保障而已。
商人不仅社会地位低下，生命也会因为财富的增长而受到威胁，为了保障生命和财产，他们只有去迎合、跪舔统治阶级，这无疑是中国商业发展道路上一种悲哀。而当权和钱结合在一起以后，就能爆发出更加肆无忌惮的力量，到了这个地步，农民们，才是真正最遭罪的。
其实说到底，中国的封建社会，农民根本就不是统治的根本，统治的根本是地主！
地主们通过控制土地来控制农民，再通过金融借贷的手段来侵占自耕农的田地，最终使得大部分农民成为佃农，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也只是肥了地主。
而对于农民，地主们是不怕得罪的，也根本不存在得不得罪，只有不断的压榨和剥削，才是地主对农民千百年来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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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折缘
古代统治者敢得罪商人，却轻易不得罪农民是有个根本性地原因的。首先，古代国家的经济结构主要是以农耕经济为主导和以小型手工制造业为基础，农业和工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十分重要，在社会地位的排名也是按行业的贡献大小与作用重要性来定成仕、农、工、商依次划分，在古代生产力十分落后，人们的吃饭穿衣问题很难解决，所以，农民除了在身份地位上被统治者看重外，农产品与收入多少更是被重视，国家也就在政策上偏重发展农业鼓励多种多产粮食和各种农产品与养殖业。″民以食为天"，百性吃饱了饭天下当然就太平，社会才得以发展。商业与商人不被看重的原因是:秦汉以前，商人的地位是和奴隶囚犯同等的，那时商品主要是以兑换方式交易的，钱币的价值混乱，人们很少有钱，很少用钱来买卖货物，再说古时人的价值是以你贡献大小和有何技能来衡量的，商人的职业被人们认为是靠交易货物取奸弄巧来获利的，古时信息交通都闭塞落后，人们对所交易商品交易的进出差价的公道性很难及时了解，所以，商人所交易货物赚取的利润很大，还有，商人为了运送交易货物的方便，以贿赂的手段打通各个官府的规定关节，统治者与百姓当然对商人的行为很痛恨。尽管商人很有钱，但他们的政治地位却很低，这种低地位的状况一直到了唐宋时期社会经济逐渐得到发展时才有了一些改观。
越仙788
穿鞋的怕光脚的，身体强的慢身体弱的，君子怕小人。这就是社会现状。
形成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一，是部份官僚和腐败份子，由于腐败身心己被完全被扭曲。不希望看到一个身心建康的人站着说话，呼吸着和自己一样的新鲜空气。占在弱者面前能满足自己的优越感。
二，部份中国人有一种欺强怜弱的心理。对强者不服对弱者同情。与日，美有着相反的心态。日本人看见比自己强的就巴结。向别人学习。美国人受西方达尔文进化伦的影响，信他们的丛林法则，优胜劣汰。同情弱者，并是自己也向弱者靠齐。
三，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仁政。帮弱者更能体现自已。对弱者帮助是正确的，并不是让弱者欺强者。
四，也存在部份人有了财富以后，不知自己姓啥，去激怒别人来对付你。财富拥有之后更多的想到自己的责任。
我们的思想不利向外的竟争。对弱者托底，让强者更强。也许才是正确的。前提是人权，人人的人权，公德与公平的法治体系。
中上行
古代统治者敢得罪富商，却不敢得罪农民，理由如下:
1，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富商往往都是做生意来的，往往分散在全国各个地方，即使与统治者，或者朝廷有关，那也是依附关系，实质是没有实权的，朝廷喜欢找软柿子捏。
2，从富商来说，从古代到今天，富商几乎没有凝聚力，试想一个人，过惯了好日子，你让他进行起义，去行军打仗，过苦日子，富人肯定不愿意，他们遇见困难时，宁愿花钱消灾，也不愿进行武力反抗。而且富人人群比较少。
3，农民来说，农民反抗肯定有反抗的原因，在古代基本上由于赋税太重，剥削太严重，在外部因素，比如天灾等促进下，开始爆发起义，加上农民比较多，古代大多数人都是农民，数量比较大，从古至今，农民运动比较多，比如太平天国，陈胜吴广起义等
原因总结一句话:光脚不怕穿鞋的！
谈古畅今
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是农耕文明，小农经济为特征。农民是最为广大的群体，历朝历代统治者为了统治稳固，自己的家族能长久的坐拥江山，所以千方百计的拉拢农民，必须要给农民非常高的政治地位，在士农工商中排地位，这只是政治层面，但这不是真相的全部，在经济上农民的地位是非常的低的，一年下来的辛苦劳作，要交租又要交税，还有官府的各种盘剥，可能连吃都吃不饱，所以这些都是表面上的，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几千年以来老百姓的悲惨命运，并没有实际的改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十年以来，农民的运命有了彻底的改变。
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是统治者处于江山稳固的角度考虑的，并不是处于真心，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妥协，老百姓彻底没有活路了，他们的王朝也只能被灭亡。
商人虽然政治上地位低受到打压，但是能吃饱穿暖，这对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一切都没有太多意义，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严厉打击商人，汉武帝时期严厉打压商人，除了这两个时期外，虽然历朝历代商人地位不高，但并没有严厉的打压。只是在科举上限制其子孙参加，以明朝为例，明中叶前不准许商人的子孙参加科举，但在明中叶后放开了，所以不是问题。
为什么对商人下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商人很多富的流油，老百姓任由你再怎样搜刮，也很难有什么财物。所以，不是怕农民，对商人是欺软怕硬，这是不存在的，这些不过是统治者处于利益上的考量而已，都不过是他们的宰割对象，只是先宰谁而已。
墨子的远行
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有权的欺负没权的”，不管你有钱没钱，只要没权，就可以敲诈。
敲诈有钱人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明目张胆地敲诈，一种是拐着弯来敲诈。
钱德（没听过没关系，他的独生干儿子钱宁你肯定听过）镇守云南时，听说当地一个富商得了癞，就派人过去，告诉那个富商的孝子，说：“万一你父亲的病传染到军队就糟了，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要把你父亲沉入滇池。”这孝子被吓坏了，只能掏一大笔钱出来，收买钱德。然后云南还有个姓王的，靠种植槟榔发财了，被人称为“槟榔王”，钱德知道后派人过去，说他自称王，是要造反，吓得槟榔王给了一大笔钱。
古代时常会发生盗窃案，此时官差第一时间做的事情是抓嫌疑犯，准确来说是案发地周围一圈的住户，这些住户一般是富商，就算不是富商也没关系，一样抓进去，然后安排人给家属报信给钱的就放出来，这叫做“贼开花”。
对于农民就多了，如下图
传说级嘴臭种老冰棍
小小小百科全书观点！
古代封建社会等级划分是“士农工商”。也就是说在社会上学问人等级最高，农民地位仅此于学问人，手艺人排行第三，商人地位最为底下。
士：最开始指商朝，西周、春秋时期最低级的贵族阶层。只有周朝初期的士占有土地和奴隶。春秋时期的士在军事上是军队的主力,政治上任卿大夫的家臣,经济上或有食田,或有俸禄。春秋战国期间,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动,失去了贵族特权,取得了小块土地所有权,逐渐转化为地主阶级或自耕农的一部分。同时,出现了大批专门以思想、教育为职业的文士,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形成。《论语.里仁》有写“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农: 也叫“农人”、“农民”、“农夫”等。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中国封建时代主要的生产者,中国历史上受压迫受剥削的基本阶级。春秋时隶属于封建领主,其地位和奴隶差不多。战国始受地主统治。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方式,赵宋之前以劳役地租为主,之后则以出租田地榨取实物地租为主。
工：封建社会的一种依附民。中国历代统治者为榨取无偿劳动而编入特种户籍的工匠人户。官府所需工艺品,除取自实物赋税外,其余由官府设立作坊,征发工匠制作。应役者须固定户籍,以便强制服从征调。魏晋南北时手工业者地伴和佃客类似。唐有“蕃匠”,宋有“当行”。元将征服所获得的工匠编为匠户,部分归政府、军队,称系官匠户;部分赏赐诸王贵戚。明有军、民、匠三种户籍。匠户服役分轮班匠、住坐匠、存留匠三形式。嘉靖四十年对轮班匠实行输银代役办法,但匠籍不变。清顺治二年废除匠籍,从此手工业者得到身份自由。
商：商人貌似在中国古代地位最为低贱。中国古代人认为商人个个都是见利忘义投机取巧之人。直到明朝沈万三时期商人地位才略有改善。不过沈万三也是典型的和皇帝炫富被干掉了。古代大商人豪商基本都是世家大族的附属品。明朝开始商人才开始独立出来。
所以，古代皇帝的根本就是士和农。工都是世代传承的匠户。属于官家的奴隶。富商就更不用说了，在皇家眼里就是待宰的肥猪。农民才是为公家贡献粮食的根本。富商在古代根本没有和农民相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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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百科全书
“重农抑商”始终伴随着封建王朝。
“士农工商”的地位也恰恰说明了这一地位。
为什么呢？
因为生产力的限制。
古代没有飞机大炮拖拉机，皇帝要吃饭，地主要吃饭，士兵要吃饭，所以粮食是一切的根本。
“重农抑商”这个政策最早是由魏国的李悝提出的，至到清朝，历朝历代都在使用这个政策。
封建王朝控制农民阶级但也要维护农民阶级，一边吸血一边养，才能长久。
若是人人以利去经商，那么会诱惑更多的人去经商而不去务农。
这样国库空虚，饥荒遍行，当兵的没粮谁去当？养不起军队，内忧出现，外患就来了。
当年勾践卧薪尝胆，灭了吴国，文种这个大功臣就提出了“灭吴九术”，其中有一术就是高价买吴国的粮食，人人都爱钱，当然卖了，最后导致了国库空虚。
农业是封建王朝的根本，又因为生产力限制，也没有杂交水稻，没有拖拉机，播种机，需要大量的人力去务农，去心无旁骛的务农，才能更好的稳固政权，所以要重农抑商。
古战争与孙子兵法
此言差矣，古代中国是农耕为主的国家，农民一直是社会的最底层，是统治集团剥削的主要对像，农民只要有一口饭吃就不会造反，即使没饭吃，哪怕能讨口饭吃也不会造反。而商人不一样，头脑灵活、手上有钱，只要振臂一呼，金钱开路，立刻就可拉起一支队伍，对统治集团形成威胁，所以才会受到统治集团的重点打击。事实也证明，真正由农民作为头领的起义基本没有（我印象中好像只有陈胜、吴广），大多是失落的皇室后代、现任官史、商人、举人、秀才等，当然兵力肯定是农民，因为那时候中国绝大多数只有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