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 年瞿秋白、楊之華和瞿獨伊在莫斯科
瞿秋白
不久前公映的電影《秋之白華》講述了瞿秋白光輝而短暫的傳奇人生，以及他與楊之華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奠基人之一。本文主人公瞿獨伊，是楊之華之女，瞿秋白之繼女。1921 年出生於上海，生父是浙江聞名的開明士紳沈玄廬的兒子沈劍龍。瞿秋白犧牲時，她只有14 歲。今天，從發黃的歷史相冊上，人們已難以尋覓到一個真切的瞿秋白。但我們從瞿獨伊的講述中，依稀找回了一個鮮活親切的瞿秋白……
悽慘的現實逼迫父親尋求新價值
長汀，閩西那重巒疊嶂中的一座古城。在城西羅漢嶺的半山腰，屹立著“瞿秋白烈士紀念碑”。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一代豪傑，父親確實是“無比壯烈”地走完了他36 歲生命的最後時刻。
父親犧牲的時候，我年紀還小，可他親切的形象，卻深深印在了我的心裡。在我模糊的幼年記憶中，父親清瘦，戴著眼鏡，話不多，但很溫和。母親不讓我簡單地叫他“爸爸”，而一定要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這樣稱呼我父親
父親於1899 年1 月29 日出生於常州，在故鄉生活了整整18 年。常州武進瞿氏，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父親幼時靠叔祖和伯父的官俸過了幾年“少爺生活”，少年時代就在詩詞、繪畫、篆刻、書法等方面顯示出非同凡響的天資。
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家裡就已經很貧苦，連租房的錢都沒有了，只好寄住在瞿氏宗祠。
1915 年夏，離中學畢業只有半年時間，父親卻在無奈中輟學了。失去上學的機會後，原本一個好說好動的少年變得沉默起來。他常常悶在房裡讀書，往往到深夜還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看書，而且飲食很少，每餐不足一小碗飯。雖然會有同學來坐坐、談談，他也偶爾到環溪大姑母家住些日子，但多是在家孤寂獨處，這對一個才16 歲的少年來說，心理壓力之重可想而知！
不料，更加沉重的打擊接踵而來——1916 年春節剛過，他的母親突然自殺了！這場突如其來的變故給瞿家帶來天崩地裂般的震撼。
1920 年，父親準備赴俄之前，憂煎病迫、孤處異鄉的祖父當時在一位好友家做家庭教師，他專程去濟南看望兒子。父子同榻，談了整整半宿。祖父對父親遠行赴俄非常支持，不像那些囿於俗見、要把子女拴在身邊的人。父親將祖父的話鄭重記入其著作《俄鄉紀程》，可見他是深有感受而銘記於心的。
祖母的性情才德和在文化知識、文學情趣上對父親的教導和潛移默化的影響，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父親接受和發揚了。這些和祖父的影響相匯合，為父親形成良好氣質打下受用終生的文化素養的底子。家庭悽慘的現實逼得父親趨向脫離舊環境，尋求新價值、新出路，也就更容易接受新潮的思想，背逆原階級，背逆原來那種大家庭制度下“昏昧”精神的道路。
瞿秋白與楊之華婚後合影
母親至死深切懷念著父親
父親在感情歷程中也如同他在精神和思想上一樣富有，一生有兩次愛情相伴隨。父親第一個愛人王劍虹，是一位聰慧、有很高天資的時代女性。1923 年8 月，兩人相識、相愛，不到半年即結合了。由於兩人都有志於革命，並且喜愛文學，有著詩人的氣質和才華，便常常寫詩來抒發情感，他們婚後的生活充滿了詩歌的浪漫和詞賦的情趣。遺憾的是，結婚僅7 個月，王劍虹就因患肺結核而去世。父親曾在給王劍虹好友丁玲的信中表白說“自己的心也隨劍虹而去”。然而，不多時，一位叫楊之華的女性走進他的世界……
楊之華是我的母親，1900年出生於浙江蕭山，曾就讀於浙江女子師範學校。20 歲出頭的時候，她和浙江有名的開明士紳沈玄廬的兒子沈劍龍相愛成婚。沈劍龍才貌出眾，喜歡詩詞、音樂，也曾與母親一起立志自謀生活，不依賴家庭。但是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以後，經不起十里洋場、燈紅酒綠生活的引誘，墮落了。這時，母親已生下我，取名“獨伊”，意即只生你一個，可見她心中的怨憤之情。1922 年母親隻身跑到上海，參加婦女運動，認識了向警予、王劍虹等人，並於1923 年底報考上海大學，被錄取在社會學系。父親當時是社會學系系主任，講授社會科學概論和社會哲學兩門課，他以優雅的風度、淵博的學識、雄辯的口才，在上大師生中贏得了很高的聲望。母親第一次聽他的課就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時母親還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婦女部擔任部分工作，與中共中央婦委書記向警予在一起。為人正直、純樸的母親，工作踏實、熱情，給向警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於是被向警予向時任上海大學黨支部書記的父親推薦為勤奮好讀的學生與社會活動的積極分子。母親對待婦女解放事業的熱忱和卓越的組織才能，更使父親覺得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堅強女性。於是，父親決定做她的入黨介紹人。後來，在鬥爭中他們的感情益發加深。
母親漸漸發覺他對自己的感情有些異樣，而自己內心對他的翩翩風度和絕世才華也十分傾慕，母親有些不知如何是好，於是回蕭山外婆家裡，暫時迴避。面對著這人生的重大抉擇，父親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劍龍已經背叛了楊之華，為什麼我不能去愛？既然我真心地愛她，為什麼不敢表示！於是趁放暑假的機會，父親也來到蕭山楊家。母親的哥哥和沈劍龍是同學，見到這種情況，他把沈劍龍也請到家裡來。
誰知他們一見如故，沈劍龍對瞿秋白的人品與才華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對著複雜的感情問題，內心又充滿了矛盾。於是他們三人開始了一場奇特的，然而又是千真萬確的“談判”：先在楊家談了兩天，然後沈劍龍把瞿秋白、楊之華接到他家去談，各人推心置腹，互訴衷腸，又談了兩天。最後瞿秋白把沈劍龍和楊之華接到常州去談，當時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連張椅子都沒有，三個人只好坐在一條破棉絮上談心。談判結果，在邵力子主辦的上海《民國日報》上同時刊登三條啟事：一是瞿秋白與楊之華結婚啟事，二是沈劍龍與楊之華離婚啟事，三是瞿秋白與沈劍龍結為好友啟事。
1924 年11 月7 日，“十月革命”紀念日這一天，瞿、楊在上海舉行了結婚儀式，沈劍龍還親臨祝賀。從此，瞿秋白和沈劍龍也成了好友，經常書信來往，寫詩唱和。
有一次刻圖章，父親對母親說：“我一定要把‘秋白之華’、‘秋之白華’和‘白華之秋’刻成3 枚圖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你無我，永不分離之意。”母親聽了笑著說：“倒不如刻‘秋之華’和‘華之秋’兩方更妥帖、簡便些。”後來，父親終於刻了一方“秋之白華”印章。
瞿獨伊在福建長汀瞿秋白紀念館開館儀式上
為了紀念他們的結合，父親在一枚金別針上曾親自刻上“贈我生命的伴侶”7 個字，送給母親。這一愛情的信物，後來一直伴隨著母親度過了風風雨雨的幾十年。而今，每當我看到父母留下的這件遺物，就宛若看到相伴相依的父母還生活在自己身邊。
“文革”中，古稀之年的母親亦遭誣陷，被“監護”了6 年。1973 年9 月，我才被允許探望母親。一見到已身患骨癌而癱瘓在床的母親，我的心都碎了，但只能強忍著淚水，為她梳頭、洗澡、洗腳。
我要求護理病重的母親，專案組不同意，僅允許10 天探望一次。10 月17 日那天，我突然被提早了幾天通知立即去探望。料想不妙，果然，母親已奄奄一息。這時，專案組才同意將母親轉到北大醫院搶救。已病入膏肓的母親只“呼吸”了不到3 天的自由空氣，10 月20 日就與世長辭！儘管母親是憤然離世的，但她至死都深切懷念著父親！
天倫之樂的時光讓我懷念終生
父母婚後生活十分美滿，但在幸福之中，母親總感到心裡少了什麼似的——沈家不讓她去看我，可她卻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兒。父親十分理解，總是想盡一切辦法安慰她。
在父親的積極支持下，1925 年春天，母親來到浙江鄉下的沈家接我。但過去的公公沈玄廬十分冷酷地不許她和我見面。在沈家大姨太太的幫助下，她悄悄穿過幾個庭院，進入一間側屋，才見了我一面。母親抱著我親了又親，最後不得不黯然離開。
過了不久，父親母親商定再次去浙江鄉下接我，先和沈家大姨太太商定好時間、地點，把我偷偷抱出來，然後帶我回上海。
約定的那天傍晚，兩人早早地來到一座小山上，焦急不安地等著，過了好長時間，看到大姨太太帶著我出來了，母親趕快迎上去，把我緊緊地抱在懷裡，我也緊緊地摟住媽媽的脖子。正在這時，突然奔來兩個大漢，一陣風似的把我搶走了。我掙扎著，哭喊著“媽媽”，母親忍不住哭起來。
父親也難過得流下了眼淚，這是母親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父親流淚……後來，我終於被外婆從沈家“偷”出來，來到了他們的身邊，才有了一份健全的母愛與父愛。
母親忙於工運，無暇照料我。父親對我十分慈愛，不管多忙，只要有一點空就到幼兒園接送我。在家時，他手把手地教我寫字、畫畫。
1928 年，我隨母親來到蘇聯。我住進了森林兒童院，在這裡為了講究衛生，無論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頭，父親知道後立刻來信安慰：“獨伊：我的好獨伊，你的頭髮都剪了，都剃了嗎？哈哈，獨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頭髮長長了，卻不是大和尚了。你會不會寫俄文信呢？你要聽先生的話，
聽媽媽的話，要和同學要好。我喜歡你，乖乖的小獨伊，小和尚。好爸爸”
父親的確無愧於“好爸爸”這個稱呼，他給我帶來無限溫暖和快樂。他知道我喜歡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他從共產國際下班回來，路過店鋪，總不忘記買一些回來，帶到幼兒園去給我吃。夏天，我們在樹林裡採蘑菇，父親畫圖摺紙給我玩；冬天，地上鋪滿了厚厚的雪氈，父親把我放在雪車裡，自己拉著車跑，故意把雪車拉得忽快忽慢，有時假裝拉不動了，有時假裝摔了一跤，用手矇住臉哭了起來，這時候我就向媽媽叫起來：“媽媽……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父親放開手，哈哈大笑。我也很高興，拍手大笑。
我永遠也忘不了有一次父母來看我，帶我到兒童院旁邊的河裡去撐木筏玩，父親拿著長竿用力地撐，我和母親坐在木筏上。後來，父親引吭高歌起來，我和母親也應和著唱，一家人其樂融融。每當回想起來，都使我受到鼓舞，感到有力量，也很溫馨。
好爸爸是我一輩子的好榜樣
父親在離開上海到蘇區的前夕，在許許多多重要的事情需要緊張地處理的時候，仍然十分惦念遠在蘇聯的我，常自言自語地念叨：“獨伊怎麼樣？我的親愛的獨伊怎麼樣了呢？”
一次，父親給我寄來了一張印著一個大飛艇的明信片，上面寫著“你長大了，也為祖國造這樣的大飛艇”。細微之處，父愛躍然而出。我從小就沒有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親爸爸，甚至感到他對自己的愛比普通的生父還要入心，還要周到。這是他心靈聖潔的表現，是他高尚人格的表現。在監獄裡，即將告別人世時，他還惦記著我，誰又能夠說，我不是他的女兒呢？
1930 年，父母取道歐洲秘密回國，不料這竟是我和父親的永訣。
1935 年的一天，我正和兒童院的一批孩子在烏克蘭德聶伯羅彼特羅夫斯克參觀休息，忽然，我見幾個同學圍觀一張報紙驚訝地議論著，還時不時看著我，然後傳給其他同學看，唯獨不給我看。我感到非常奇怪，非爭著要看不可。於是，一把搶過來，原來是《共青團真理報》上詳細報道了我父親於6 月18 日犧牲的消息，並附有一張4 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驚呆了，隨即失聲痛哭起來，竟暈倒在地……
1935 年8 月，母親第二次來蘇聯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會後，母親到國際兒童院看望我時，許多中國孩子都跑來圍著她，親切地叫她“媽媽”，要她講他們的父母在國內的情況。當時，母親留任莫斯科國際紅色救濟會中國代表。這期間，她把我接出兒童院與她一起生活了幾個月。每當夜深人靜，只剩下母女倆相對無眠時，母親翻看著父親的遺作與信件，看著看著，忍不住悲從中來，淚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時，我就安慰母親：“ 媽媽，我給你唱個歌吧。” 於是，一口氣唱起《馬賽曲》、《兒童進行曲》等好幾首歌曲，直唱得媽媽臉上少了悲慼、眼睛裡有了剛毅才停下來。母女倆就這樣相互慰勉著度過了最悲痛的一段時光。
因為蘇德戰爭爆發，我結束了13 年旅居異國的生活，於1941 年隨母親回國，到達新疆時被地方軍閥盛世才“無端”逮捕。由於久居蘇聯，我的中文很差，在獄中補習起了中文，同時還當上了俄文老師，並在這期間收穫了愛情，與李何結了婚。在新疆坐牢的日子很苦，住在一個陰暗潮溼的破廟裡，
饅頭是被有意摻了沙子的，吃的菜沒有油，每天兩餐清水白菜湯。抗戰勝利後，經過黨的營救和張治中將軍的努力，我們才獲得自由。
1946 年6 月10 日，新疆監獄裡釋放出的人員分乘10 輛大卡車，於7 月10 日抵達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領導的接見。不久，我和丈夫一道被分配到新華社工作。在戰爭年代，我倆隨新華社不斷行軍轉移各地，並以積極的工作迎來了全國的解放。
在解放初期我又和丈夫李何再度前往蘇聯，籌建新華社莫斯科分社。
1957 年我回國後，“被迫”改行到中國農業科學院工作。1964 年，丈夫因不治之症去世；半年後，在“哈軍工”讀大學的兒子李克林竟又因病英年早逝，這接連的打擊對我和母親刺激很大。1978 年，我才又回到了新華社，在國際部俄文組從事翻譯和編輯工作，直至1982年離休。
說實話，我不愛回憶往事，因為內心的傷痛實在太深。“文革”時，“四人幫”為了改寫整部黨史，抓住毛主席1962 年曾對《多餘的話》說過的幾句個人意見，便不顧事實，硬把父親打成“叛徒”，使父親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
“文革”後，我在眾多前輩的鼓勵下向中紀委進行了申訴，為此，中紀委成立了“瞿秋白複查組”，複查組跋山涉水，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外調與核查。而我則帶著女兒，直接去找了對父親執行槍決的原國民黨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他是個獲赦戰犯。去見宋希濂，於我而言，實在是一件痛苦無比的事。而宋希濂見到我，也是渾身不自在，一臉難堪相。但我們兩人必須見這一面。
宋希濂如實向我介紹了情況，說瞿秋白在臨終時高呼“共產黨萬歲”等口號，神態從容地環視刑場上的松樹與草坪，微微地笑著說：“此地很好！”爾後，慷慨就義……
那天，我和女兒是一邊流著眼淚，一邊記錄證明材料的。而中紀委複查組則以大量的材料，有力證明了“四人幫”強加給我父親的“叛徒”帽子，完全沒有一點根據！父親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轉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來源：《文史博覽》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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