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上海計劃”雖死猶生，它不僅僅躺在檔案裡
當我們回眸“大上海計劃”的時候，我們的感受是豐富多樣的，可以說是五味雜陳，百感交集。“大上海計劃”從孕育到生長，從榮耀綻放到綠肥紅瘦再到凋零磨滅，有其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
第一，大上海計劃開創了上海城市總體規劃的時代，並且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上海自從開埠以來，“大上海計劃”是上海城發展史上的第一個全面規劃，開創了近代上海城市總體性規劃的先河。它表明城市建設已經從自發生長的狀態變成一種有目的的有規劃的建設，這是上海城發展史上的一個巨大飛躍。無論我們做的事或大或小，行成於思毀於隨，只要有規劃，就能揚長闢短，就能聚集各種資源進行有效組合，就能發揮出最大的效益。因此，我們有充足理由為“大上海計劃”的誕生而感到自豪。
上下圖：上海市府新廈落成
“大上海計劃”吸收了若干歐美城市的規劃思想，創造性地提出了超越時代的前瞻性和開創性並具的理念，比如有關開發浦東、解決黃浦江過江交通問題等設想，因此，“大上海計劃”為上海城市建設後來者提供了寶貴的參考。“大上海計劃”達到了全國城市規劃的最高水平，即使在世界上也毫不遜色。可以這樣說，“大上海計劃“達到了中國高度，達到了世界領先的水平。實施“大上海計劃”的過程，積累了大量的調查研究資料和建築檔案資料，更為可貴的是積累了的經驗，這為以後上海開展城市規劃，進行城市建設管理，奠定了強有力的基礎。
大上海計劃不僅開闢了上海城發展的新時代，而且對全國具有更廣泛的示範意義。上海率先制定了第一份城市計劃“大上海計劃”，隨即，南京誕生了展現民國政府開創新時代的的《首都計劃》。
第二，大上海計劃從謀劃到實施，蘊含著多種可供後人借鑑的啟迪。
一是彙集了一批專家型的精英人物擔綱，從而保證了城市規劃的高水準。謀劃制訂“大上海計劃”，專家雲集，權威滿座，而且制訂“大上海計劃”以專家權威的意見為主，而不是根據長官意志領導態度來演繹，這在中國歷史上是難能可貴。歷史事實證明，城市建設，只要是專家權威的思想、智慧和方法形成主旋律，那麼就會獲得最好的效果；而城市建設根據長官意志演繹，其最終效果往往是一時的，甚至具有破壞性。
二是決策層的初心不變，一以貫之，持之以恆，才能創造輝煌。
遍觀中國城市建設歷史，往往主政者一換，城市的整體發展思路就變，主政者推行的東
西即使如火如荼，一旦離任就政亡人息，無人問津，甚至大加鞭撻；繼任者總喜歡推出自己的東西，讓其大放光芒；繼任者一旦離任，他前任的故事就再度重演。大上海計劃實施過程期間，上海市長先後有黃郛、張定璠、張群、吳鐵城，無論其任職時間長短，無論其人品好惡有多少差異，但他們都始終著力於“大上海計劃”的實施，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官場品質。
三是從城市精神的高度來看，“大上海計劃”給上海城留下了一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留給後人一種精神上的追求和呼喚。“大上海計劃”的緣起，就是出於發展建設新城市的考量，就是出於人們追求宜居的美好城市的初衷，而它的推進規模之大，影響之廣，其流露出來的精神層面的追求，激發著上海人精神煥發和內心激情的噴湧。
日軍轟炸上海後情景
第三，一個城市的發展，需要佔得天時地利和人和。
“大上海計劃”飽含著人們嚮往美好生活的渴望，可是其僅僅得到部分施行，更龐大的規劃項目多半停留在圖紙上，最後被戰火全部吞沒，讓人有一種“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悲哀。
一座城市的發展，天時、地利和人和的因素缺一不可，一個城市如是，一個人亦如是。
1951年9月19日，美國國會，魏德邁將軍發表演講時說：“1927年至1937年之間，是許多在華很久的英美和各國僑民所公認的黃金十年。在這十年之中，交通進步了，經濟穩定了，學校林立，教育推廣，而其他方面，也多有進步的建制。”1927年南就國民政府成立到抗戰全面爆發的1937年，十年內工業產值平均增長8%，西方學者一致認為這十年是中國黃金髮展時期，並且認為中國再發展五至八年，就可以超越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強國。這十年黃金時間，中央政府到上海市政府，還有上海各個階層，上下一心，推進“大上海大計劃”實施，這是人和；地利，上海東部的江灣地區的方位，具有種種水陸便利；而天時卻不佳，兩度遭遇日軍炮火的狂轟濫炸，最終夭折。
2. 吳國楨市長成立上海都市計劃委員會，“大上海計劃”在延續
“大上海計劃”雖然夭折了，但它的影響還在發酵。一個好的東西可以被消滅，但往往不會輕易地被消失，它總會以某種方式繼續存活著，甚至會發揮影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不過，戰爭已經讓上海城到處是衰敗景象。具有留美背景的上海市長吳國楨力排眾議，為了適應戰後上海的重建和復興，決定為上海編制完整的城市總體規劃，名曰“大上海都市計劃”。
吳國楨市長
趙祖康局長
1946年8月，上海市都市計劃委員會成立，共有委員28人；上海市長吳國楨任主任委員，工務局局長趙祖康任執行秘書，其他成員來自於建築、金融、工商、政法各界，甚至還有醫生，當然邀請了一批外國專家。
在上海市都市委員會成立大會上，吳國楨市長回答了人們的疑問：戰後上海都還沒有恢復，為什麼要做這樣一個遠大計劃？
“本人覺得，即使為復興工作，也要先確定今後都市建設標準，”吳國楨市長以自信的口吻說，“如全市分為商業區、住宅區、工廠區、碼頭區等，當然有天然條件，但區劃必須有規定，而後施政方有辦法。若談到花園都市，那麼更要有計劃了。外界以為都市計劃為紙上談兵，事實上並不如此。”
“大上海都市計劃”跑步前進。
1946年年底初稿完成，1947年2稿完成，1949年5月上海政權更迭，新任上海市長陳毅同意《大上海都市計劃》繼續編制。10天后的6月6日，上海市都市委員會終於完成了3稿初期草案說明及總圖。
“大上海都市計劃”和“大上海計劃”具有共同之處：
第一，都是政府搭臺，市長掛帥。
“大上海計劃”先後有多位市長領銜，具體執行則以工務局長沈怡擔綱；“大上海都市計劃”是由上海市長吳國楨擔任上海市都市計劃委員會主任，上海工務局長趙祖康負責“大上海都市計劃”的制訂。
第二，都是專家唱主角。
“大上海計劃”的技術主角是美國留學歸來的董大酋，“大上海都市計劃”的技術主角是德國人鮑立克。趙祖康邀請鮑立克參與，1946年3月鮑立克應邀而來，鮑立克在編制初稿方案中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
多說幾句，1933年夏天，理查德•鮑立克(Richard Paulick)和猶太人女友從德國慕尼黑髮，乘坐紅色伯爵號（Conte Rosso）輾轉抵達上海虹口港。鮑立克最初經營好友留下的建築設計事務所，主持了沙遜老宅、孫科南京住宅的室內設計，後來創立了建築市政事務所，從1936年年底開始租用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同孚大樓1號”從事室內設計，一直住到1949年10月1日離開上海，來時30歲，離開時46歲，他的最美好的年華貢獻給了上海。
德國人鮑立克
第三，用前瞻的眼光著力於當下，立足於當下放眼於未來。
“大上海計劃“的組織架構、編制思想等，為“大上海都市計劃”的編制提供了重要的參照版本，在某種意義上言，“大上海都市計劃”是“大上海計劃”的升級版。在超前性方面，“大上海都市計劃”比“大上海計劃”更加超前，這是時勢使然；限於當時的時代侷限，“大上海計劃”是針對上海東部以江灣地區為中心的城市規劃，而“大上海都市計劃”則是對整個上海的規劃，當時租界已經收回，上海已經歸於一個政府的領導。“大上海都市計劃”是中國第一部現代城市總體規劃，它以全球的視野，面向上海城市未來50年發展空間，是一個首次探索上海城市發展的總體規劃。
編制“大上海都市計劃”還有一個特點，就著眼於未來城市的建設，至於實現的條件和可能性，並不作為考慮的必要因素，因此海內外精英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得到充分發揮，迸發出極其燦爛的火花。舉例，當時上海碼頭散落在浦江兩岸，德國專家鮑立克認為中心城區集聚的功能要向外疏散，主張在杭州灣建立深水良港；若要發展工業，必須設橋過江。如今看來，這不就是洋山深水港和開發的浦東最初的規劃理念嗎？一個城市的要素一為面積，二是人口，當時上海市域範圍僅893平方公里，“大上海都市計劃”規劃著眼的範圍涉及6500多平方公里，包括了江蘇、浙江兩省的部分區域，如今上海城有6340平方公里；“大上海都市計劃”提出1996年上海城市人口將達到 1500萬，當時上海人口僅有400多萬人，1996上海常住人口1451萬人，當年精英的預計不能不讓人發出一聲聲驚歎。
兩個城市規劃有著相同的命運，
“大上海計劃”因為日本人的入侵而最終夭折，“大上海都市計劃”最終因為政權革命性的更迭，也只能停留在圖紙上，其最完整版本在上海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保存了60多年後，後來由同濟大學出版社出版。
3.走在“大上海計劃”遺址上，睹物思人之情油然而生
如今，我們走在江灣五角場，轟轟烈烈的“大上海計劃”早已無影無蹤，但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一處處遺蹟，那是風乾的“大上海計劃”化石，我們仍然能夠感受到“大上海計劃”的心跳和體溫。時間流淌，那些歷史遺蹟經歷了什麼樣的遭遇？那些“大上海計劃”的建設者面對的又是什麼樣的命運？
走進位於長海路上的上海體育學院，映入眼簾的是一幢4層高的中國古代宮殿式的建築。門口浮雕，兩隻巨大石獅，屋頂蓋以綠色琉璃瓦。如今是上海體育學院辦公樓，那年那月是上海特別市政府大樓，即當初的市政府新廈。
上海市政府新廈
哦，這就是當年的上海市立體育場。它於1954年全面整修，更名為上海市江灣體育場，在以後持續幾十年的歲月中，它成為上海舉辦大型體育比賽的主要場地。2006年1 1月，江灣體育場被改建為國內首個體育休閒公園，那城牆般的大門、看臺、拱門和環形長廊等，都是修舊如舊，還有網球、滑板、攀巖、武術等健身場地，也都一應俱全。我們看到，當年的市立體育場至今仍然在發揮著作用。
站在很遠的地方，就可以望見黑山路181號的那幢別具風采的建築，門樓為歇山二重簷形式，黃色琉璃瓦覆蓋，附以華麗簷飾，四周平臺圍以石欄杆，非常引人注目。這就是“大上海計劃”中的主要建築之一上海市立公共圖書館。1937年日本侵略上海，它開放了1年不到被迫關閉。1949年中共建政，大樓成為同濟中學的校舍，後來同濟中學遷出，該建築空置多年，無人理睬。2018年初秋，當年的市立圖書館經改建後成為上海楊浦區圖書館新館，迎來了眾多的讀者，也引來了一陣陣驚訝的讚美聲。
順便介紹一下當年博物館的命運。中日淞滬會戰開始，上海市博物館因為地處戰區，遭到炮火嚴重損壞不得不閉館，館藏文物被迅速轉移到租界內，後轉存震旦大學圖書館。1946年1月，成立上海市博物館復館籌備處。考慮到原博物館館舍已遭破壞，不得不另覓新址。同年，確定將虹口四川北路1844號三樓作為市博物館的新址，同時更名為“上海市立博物館”。當年建造在江灣市中心市政廣場東側府前左路（今長海路）的市立博物館，現在成為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的影像樓。
當年的飛機樓
要說當年風行一時的飛機樓，那就特別有故事了。1949年以後，在原國民黨國防醫學院舊址上建立了第二軍醫大學，飛機樓從此被包圍在校園裡，作為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的病理科和實驗室使用了30多年。1991年某天，泰國南洋金龍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鄭鍾良來到長海醫院體檢和治療，偶然發現這幢大樓雙翼展翅欲飛的飛機狀，感到十分好奇。他仔細觀察，發現大樓正門右側有一塊奠基石，鐫刻著這幢大樓的來歷。於是，他特地查閱有關歷史檔案，當他讀到飛機樓緣起的悲壯歷史後，決定出資2，000餘萬人民幣，重新修繕大樓。1993年12月18日，舉行飛機樓修復落成典禮，海協會會長汪道涵題寫“飛機樓“匾額。現在“飛機樓”是第二軍醫大學校史館，據說若干年前第二軍醫大學一位副校長曾把這座建築改建為設有若干包間的洗浴娛樂場所，讓人啼笑皆非。
當年以“中華民國上海市政府”9個字命名的路名，大部分今天還在,只是三民路變成了三門路，五權路改成了五星路，又改為民星路，世界路、大同路的路名延續至今。
當我們走到市光路、民府路一帶，當年這兒建有36幢小洋房，至今仍有居民居住；走到政通路，你可看見一幢五角場街道辦事處的三層樓辦公用房，當年是著名法籍畫家趙無極故居，趙無極父親在“大上海計劃”建造期間購置的西式洋房……
上圖：”大上海計劃“實施期間的
歷任上海市長
當年“大上海計劃”舞臺上許多風雲人物，他們的人生走向如何呢？
上海特別市市長首任市長黃郛，隨著蔣介石的下野而辭職，等到蔣介石重新出山，l928年2月11日，蔣介石任命黃郛為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1928年6月初，黃郛再度辭職，攜夫人沈亦云女士鄉居浙江西北的莫干山，過了6年的隱居生活。據說，黃郛喜歡騎馬，常常頭戴黑色水獺帽，腳蹬黑色長筒馬靴，身披一件紅裡黑皮的披風，在莫干山縱馬飛行。1936年8月，黃郛患癌症住進了上海宏恩醫院；12月6日，在上海寓所逝世，享年57歲。
張定璠市長在抗日戰爭期間，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一部副部長；1939年5月被授予陸軍中將軍銜。1944年因病赴美就醫，1945年在途經摩洛哥西部城市卡薩布蘭卡時病逝。
張群市長去職後，擔任過湖北省政府主席、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行政院副院長、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等官職。1949年12月，張群從香港乘輪船前往臺灣，出任總統府秘書長。1990年12月14日病逝臺北，享年101歲。
吳鐵城擔任上海市長5年多，完成了蔣介石賦予其重振大上海雄風的使命，將上海建設成當時中國最發達的國際大都市。1937年，他調任廣東省政府主席，1941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軍17師師長兼廣州衛戍司令，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出任最高國防委員,1947年任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1948年調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部長。1949年，移居臺灣任總統府資政等職。1953年11月，總統府秘書長王世傑與蔣介石父子產生矛盾，蔣介石下令將王世傑免職查辦。吳鐵城與王世傑素來親如兄弟，就立即面見蔣介石替王世傑求情。蔣介石當面指責吳鐵城，最後把他趕出總統府大門。吳鐵城夜不能寐，平日每晚只吃1粒安眠藥即可入睡，那天連吃兩片仍然睡不著，服了3粒安眠藥方才入睡。次日早晨，家人發覺他與世長辭，享年65歲。
還有一位工務局長沈怡不能不說。
沈怡特寫照
1927年7月至1937年10月，他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兼任上海市中心區域建設委員會主任，經歷了整個“大上海計劃”的醞釀和實施階段，並且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抗日戰爭開始，沈怡輾轉於上海、武漢、香港、重慶、蘭州等地。抗戰勝利後，他擔任過南京市市長。1949年4月，沈怡擔任聯合國防洪局局長，1960年奉召返回臺灣，擔任交通部部長。沈怡擔任上海工務局局長時期撰寫《市政工程概論》一書，總結了上世紀30年代上海城市市政建設的經驗，1933年（民國二十二年五月）由商務出版社發行，次年2月再版。1980年9月逝世於美國，享年79歲。
說罷官員，還得說一說技術專家董大酉。
董大酉先生
留美歸來的董大酉主持設計了“大上海計劃”的一系列建築：上海特別市政府大廈、上海市博物館、上海市圖書館、上海市體育場．上海市立醫院、上海市衛生試驗所、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上海航空館等。董大酉著有《中國藝術》《建築記事》《大上海發展計劃書》等專著。
至今在原市立博物館正門一側的牆面下方，仍然可以依稀看到鐫刻的“建築師董大酉”6個大字。確實，董大酉已和“大上海計劃”中建設的建築，永遠地連在了一起，他的名字也因此深深地銘刻在上海城市發展史上。
上世紀50年代，董大酉放棄上海的優裕生活，響應國家支援大西北號召，來到陝西西安，先後任西北公營永茂建築公司、西北建築工程公司總工程師。後來，調任天津民用建築設計院總工程師。60年代，董大酉年過60歲，就想回南方。當時，上海戶口很難調進，於是他於1963年調進杭州。
1966年在“文革”中，他被造反派批鬥，罪名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曾主持過“大上海市政府建設”等；造反派還衝進董大酉的家“抄家”，將他的書籍信件與照片全部搶走。董大酉在1973年某日自殺。董大酉的妻子盧育寶，金陵女子大學文理學院外語系畢業，曾在上海市立第三女中教書。“文革”中遭受猛烈批鬥，1976服用安眠藥自殺。
董艾生年輕的時候
2017年4月28日，董大酉唯一的獨子董艾生在病中和兒時的夥伴長談，談到父親在上海的住宅時說，父親在上海五角場住宅是一所二層西式建築。1935年竣工，只住了幾年，1937年淞滬戰事爆發，江灣淪為戰場，父親只好搬進英租界華山路。日軍佔領時期，房子成了日軍司令的公館，西邊球場成了養馬的地方。抗戰勝利後，百廢待舉，許多工程設計擺在手上，父親忙得暈頭轉向，加上已經習慣租界生活，一時也沒有心思料理那個屋子，一直空關著。1949年以後，五角場的老屋成了派出所和上海鋼絲廠所在地。
“從小到大，我就聽父親不斷地嘮叨著江灣的房子，似有戀戀不捨之意，只是回不去了。近年來聽人談起，有人提議將父親的老房子列為市級文保單位，改建成董大酉紀念館。對這個設想，我舉雙手贊成。” 董艾生充滿感情地說。
走在“大上海計劃”的遺址上，彷彿走進那一段特別的歲月。黃郛市長上任提出“大上海計劃”，張群出任市長時正式啟動，到1937年8月已經建設了多項工程，日本人侵略上海的“八﹒一三”事變發生，“大上海計劃”終於徹底夭亡。但是，“大上海計劃”不僅在上海城市的發展史上佔有一席之地，而且還在歷史的長河裡不時浮起，散發著獨特的光芒，讓後人懷想，讓後人景仰，讓後人有所啟迪！
”大上海夢“的光榮綻放和悲壯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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