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上海计划”虽死犹生，它不仅仅躺在档案里
当我们回眸“大上海计划”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丰富多样的，可以说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大上海计划”从孕育到生长，从荣耀绽放到绿肥红瘦再到凋零磨灭，有其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
第一，大上海计划开创了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时代，并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上海自从开埠以来，“大上海计划”是上海城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全面规划，开创了近代上海城市总体性规划的先河。它表明城市建设已经从自发生长的状态变成一种有目的的有规划的建设，这是上海城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无论我们做的事或大或小，行成于思毁于随，只要有规划，就能扬长辟短，就能聚集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组合，就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因此，我们有充足理由为“大上海计划”的诞生而感到自豪。
上下图：上海市府新厦落成
“大上海计划”吸收了若干欧美城市的规划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和开创性并具的理念，比如有关开发浦东、解决黄浦江过江交通问题等设想，因此，“大上海计划”为上海城市建设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大上海计划”达到了全国城市规划的最高水平，即使在世界上也毫不逊色。可以这样说，“大上海计划“达到了中国高度，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实施“大上海计划”的过程，积累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资料和建筑档案资料，更为可贵的是积累了的经验，这为以后上海开展城市规划，进行城市建设管理，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大上海计划不仅开辟了上海城发展的新时代，而且对全国具有更广泛的示范意义。上海率先制定了第一份城市计划“大上海计划”，随即，南京诞生了展现民国政府开创新时代的的《首都计划》。
第二，大上海计划从谋划到实施，蕴含着多种可供后人借鉴的启迪。
一是汇集了一批专家型的精英人物担纲，从而保证了城市规划的高水准。谋划制订“大上海计划”，专家云集，权威满座，而且制订“大上海计划”以专家权威的意见为主，而不是根据长官意志领导态度来演绎，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难能可贵。历史事实证明，城市建设，只要是专家权威的思想、智慧和方法形成主旋律，那么就会获得最好的效果；而城市建设根据长官意志演绎，其最终效果往往是一时的，甚至具有破坏性。
二是决策层的初心不变，一以贯之，持之以恒，才能创造辉煌。
遍观中国城市建设历史，往往主政者一换，城市的整体发展思路就变，主政者推行的东
西即使如火如荼，一旦离任就政亡人息，无人问津，甚至大加鞭挞；继任者总喜欢推出自己的东西，让其大放光芒；继任者一旦离任，他前任的故事就再度重演。大上海计划实施过程期间，上海市长先后有黄郛、张定璠、张群、吴铁城，无论其任职时间长短，无论其人品好恶有多少差异，但他们都始终着力于“大上海计划”的实施，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官场品质。
三是从城市精神的高度来看，“大上海计划”给上海城留下了一笔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留给后人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和呼唤。“大上海计划”的缘起，就是出于发展建设新城市的考量，就是出于人们追求宜居的美好城市的初衷，而它的推进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其流露出来的精神层面的追求，激发着上海人精神焕发和内心激情的喷涌。
日军轰炸上海后情景
第三，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占得天时地利和人和。
“大上海计划”饱含着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渴望，可是其仅仅得到部分施行，更庞大的规划项目多半停留在图纸上，最后被战火全部吞没，让人有一种“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哀。
一座城市的发展，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因素缺一不可，一个城市如是，一个人亦如是。
1951年9月19日，美国国会，魏德迈将军发表演讲时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1927年南就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十年内工业产值平均增长8%，西方学者一致认为这十年是中国黄金发展时期，并且认为中国再发展五至八年，就可以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强国。这十年黄金时间，中央政府到上海市政府，还有上海各个阶层，上下一心，推进“大上海大计划”实施，这是人和；地利，上海东部的江湾地区的方位，具有种种水陆便利；而天时却不佳，两度遭遇日军炮火的狂轰滥炸，最终夭折。
2. 吴国桢市长成立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大上海计划”在延续
“大上海计划”虽然夭折了，但它的影响还在发酵。一个好的东西可以被消灭，但往往不会轻易地被消失，它总会以某种方式继续存活着，甚至会发挥影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不过，战争已经让上海城到处是衰败景象。具有留美背景的上海市长吴国桢力排众议，为了适应战后上海的重建和复兴，决定为上海编制完整的城市总体规划，名曰“大上海都市计划”。
吴国桢市长
赵祖康局长
1946年8月，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共有委员28人；上海市长吴国桢任主任委员，工务局局长赵祖康任执行秘书，其他成员来自于建筑、金融、工商、政法各界，甚至还有医生，当然邀请了一批外国专家。
在上海市都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吴国桢市长回答了人们的疑问：战后上海都还没有恢复，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远大计划？
“本人觉得，即使为复兴工作，也要先确定今后都市建设标准，”吴国桢市长以自信的口吻说，“如全市分为商业区、住宅区、工厂区、码头区等，当然有天然条件，但区划必须有规定，而后施政方有办法。若谈到花园都市，那么更要有计划了。外界以为都市计划为纸上谈兵，事实上并不如此。”
“大上海都市计划”跑步前进。
1946年年底初稿完成，1947年2稿完成，1949年5月上海政权更迭，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同意《大上海都市计划》继续编制。10天后的6月6日，上海市都市委员会终于完成了3稿初期草案说明及总图。
“大上海都市计划”和“大上海计划”具有共同之处：
第一，都是政府搭台，市长挂帅。
“大上海计划”先后有多位市长领衔，具体执行则以工务局长沈怡担纲；“大上海都市计划”是由上海市长吴国桢担任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上海工务局长赵祖康负责“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制订。
第二，都是专家唱主角。
“大上海计划”的技术主角是美国留学归来的董大酋，“大上海都市计划”的技术主角是德国人鲍立克。赵祖康邀请鲍立克参与，1946年3月鲍立克应邀而来，鲍立克在编制初稿方案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多说几句，1933年夏天，理查德•鲍立克(Richard Paulick)和犹太人女友从德国慕尼黑发，乘坐红色伯爵号（Conte Rosso）辗转抵达上海虹口港。鲍立克最初经营好友留下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了沙逊老宅、孙科南京住宅的室内设计，后来创立了建筑市政事务所，从1936年年底开始租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同孚大楼1号”从事室内设计，一直住到1949年10月1日离开上海，来时30岁，离开时46岁，他的最美好的年华贡献给了上海。
德国人鲍立克
第三，用前瞻的眼光着力于当下，立足于当下放眼于未来。
“大上海计划“的组织架构、编制思想等，为“大上海都市计划”的编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版本，在某种意义上言，“大上海都市计划”是“大上海计划”的升级版。在超前性方面，“大上海都市计划”比“大上海计划”更加超前，这是时势使然；限于当时的时代局限，“大上海计划”是针对上海东部以江湾地区为中心的城市规划，而“大上海都市计划”则是对整个上海的规划，当时租界已经收回，上海已经归于一个政府的领导。“大上海都市计划”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城市总体规划，它以全球的视野，面向上海城市未来50年发展空间，是一个首次探索上海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
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还有一个特点，就着眼于未来城市的建设，至于实现的条件和可能性，并不作为考虑的必要因素，因此海内外精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得到充分发挥，迸发出极其灿烂的火花。举例，当时上海码头散落在浦江两岸，德国专家鲍立克认为中心城区集聚的功能要向外疏散，主张在杭州湾建立深水良港；若要发展工业，必须设桥过江。如今看来，这不就是洋山深水港和开发的浦东最初的规划理念吗？一个城市的要素一为面积，二是人口，当时上海市域范围仅893平方公里，“大上海都市计划”规划着眼的范围涉及6500多平方公里，包括了江苏、浙江两省的部分区域，如今上海城有6340平方公里；“大上海都市计划”提出1996年上海城市人口将达到 1500万，当时上海人口仅有400多万人，1996上海常住人口1451万人，当年精英的预计不能不让人发出一声声惊叹。
两个城市规划有着相同的命运，
“大上海计划”因为日本人的入侵而最终夭折，“大上海都市计划”最终因为政权革命性的更迭，也只能停留在图纸上，其最完整版本在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保存了60多年后，后来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3.走在“大上海计划”遗址上，睹物思人之情油然而生
如今，我们走在江湾五角场，轰轰烈烈的“大上海计划”早已无影无踪，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处处遗迹，那是风干的“大上海计划”化石，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大上海计划”的心跳和体温。时间流淌，那些历史遗迹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那些“大上海计划”的建设者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命运？
走进位于长海路上的上海体育学院，映入眼帘的是一幢4层高的中国古代宫殿式的建筑。门口浮雕，两只巨大石狮，屋顶盖以绿色琉璃瓦。如今是上海体育学院办公楼，那年那月是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即当初的市政府新厦。
上海市政府新厦
哦，这就是当年的上海市立体育场。它于1954年全面整修，更名为上海市江湾体育场，在以后持续几十年的岁月中，它成为上海举办大型体育比赛的主要场地。2006年1 1月，江湾体育场被改建为国内首个体育休闲公园，那城墙般的大门、看台、拱门和环形长廊等，都是修旧如旧，还有网球、滑板、攀岩、武术等健身场地，也都一应俱全。我们看到，当年的市立体育场至今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站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望见黑山路181号的那幢别具风采的建筑，门楼为歇山二重檐形式，黄色琉璃瓦覆盖，附以华丽檐饰，四周平台围以石栏杆，非常引人注目。这就是“大上海计划”中的主要建筑之一上海市立公共图书馆。1937年日本侵略上海，它开放了1年不到被迫关闭。1949年中共建政，大楼成为同济中学的校舍，后来同济中学迁出，该建筑空置多年，无人理睬。2018年初秋，当年的市立图书馆经改建后成为上海杨浦区图书馆新馆，迎来了众多的读者，也引来了一阵阵惊讶的赞美声。
顺便介绍一下当年博物馆的命运。中日淞沪会战开始，上海市博物馆因为地处战区，遭到炮火严重损坏不得不闭馆，馆藏文物被迅速转移到租界内，后转存震旦大学图书馆。1946年1月，成立上海市博物馆复馆筹备处。考虑到原博物馆馆舍已遭破坏，不得不另觅新址。同年，确定将虹口四川北路1844号三楼作为市博物馆的新址，同时更名为“上海市立博物馆”。当年建造在江湾市中心市政广场东侧府前左路（今长海路）的市立博物馆，现在成为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的影像楼。
当年的飞机楼
要说当年风行一时的飞机楼，那就特别有故事了。1949年以后，在原国民党国防医学院旧址上建立了第二军医大学，飞机楼从此被包围在校园里，作为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的病理科和实验室使用了30多年。1991年某天，泰国南洋金龙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郑钟良来到长海医院体检和治疗，偶然发现这幢大楼双翼展翅欲飞的飞机状，感到十分好奇。他仔细观察，发现大楼正门右侧有一块奠基石，镌刻着这幢大楼的来历。于是，他特地查阅有关历史档案，当他读到飞机楼缘起的悲壮历史后，决定出资2，000余万人民币，重新修缮大楼。1993年12月18日，举行飞机楼修复落成典礼，海协会会长汪道涵题写“飞机楼“匾额。现在“飞机楼”是第二军医大学校史馆，据说若干年前第二军医大学一位副校长曾把这座建筑改建为设有若干包间的洗浴娱乐场所，让人啼笑皆非。
当年以“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9个字命名的路名，大部分今天还在,只是三民路变成了三门路，五权路改成了五星路，又改为民星路，世界路、大同路的路名延续至今。
当我们走到市光路、民府路一带，当年这儿建有36幢小洋房，至今仍有居民居住；走到政通路，你可看见一幢五角场街道办事处的三层楼办公用房，当年是著名法籍画家赵无极故居，赵无极父亲在“大上海计划”建造期间购置的西式洋房……
上图：”大上海计划“实施期间的
历任上海市长
当年“大上海计划”舞台上许多风云人物，他们的人生走向如何呢？
上海特别市市长首任市长黄郛，随着蒋介石的下野而辞职，等到蒋介石重新出山，l928年2月11日，蒋介石任命黄郛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28年6月初，黄郛再度辞职，携夫人沈亦云女士乡居浙江西北的莫干山，过了6年的隐居生活。据说，黄郛喜欢骑马，常常头戴黑色水獭帽，脚蹬黑色长筒马靴，身披一件红里黑皮的披风，在莫干山纵马飞行。1936年8月，黄郛患癌症住进了上海宏恩医院；12月6日，在上海寓所逝世，享年57岁。
张定璠市长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副部长；1939年5月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1944年因病赴美就医，1945年在途经摩洛哥西部城市卡萨布兰卡时病逝。
张群市长去职后，担任过湖北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等官职。1949年12月，张群从香港乘轮船前往台湾，出任总统府秘书长。1990年12月14日病逝台北，享年101岁。
吴铁城担任上海市长5年多，完成了蒋介石赋予其重振大上海雄风的使命，将上海建设成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国际大都市。1937年，他调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4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军17师师长兼广州卫戍司令，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出任最高国防委员,1947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1948年调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1949年，移居台湾任总统府资政等职。1953年11月，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与蒋介石父子产生矛盾，蒋介石下令将王世杰免职查办。吴铁城与王世杰素来亲如兄弟，就立即面见蒋介石替王世杰求情。蒋介石当面指责吴铁城，最后把他赶出总统府大门。吴铁城夜不能寐，平日每晚只吃1粒安眠药即可入睡，那天连吃两片仍然睡不着，服了3粒安眠药方才入睡。次日早晨，家人发觉他与世长辞，享年65岁。
还有一位工务局长沈怡不能不说。
沈怡特写照
1927年7月至1937年10月，他担任上海工务局局长，兼任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主任，经历了整个“大上海计划”的酝酿和实施阶段，并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开始，沈怡辗转于上海、武汉、香港、重庆、兰州等地。抗战胜利后，他担任过南京市市长。1949年4月，沈怡担任联合国防洪局局长，1960年奉召返回台湾，担任交通部部长。沈怡担任上海工务局局长时期撰写《市政工程概论》一书，总结了上世纪30年代上海城市市政建设的经验，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五月）由商务出版社发行，次年2月再版。1980年9月逝世于美国，享年79岁。
说罢官员，还得说一说技术专家董大酉。
董大酉先生
留美归来的董大酉主持设计了“大上海计划”的一系列建筑：上海特别市政府大厦、上海市博物馆、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市体育场．上海市立医院、上海市卫生试验所、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上海航空馆等。董大酉著有《中国艺术》《建筑记事》《大上海发展计划书》等专著。
至今在原市立博物馆正门一侧的墙面下方，仍然可以依稀看到镌刻的“建筑师董大酉”6个大字。确实，董大酉已和“大上海计划”中建设的建筑，永远地连在了一起，他的名字也因此深深地铭刻在上海城市发展史上。
上世纪50年代，董大酉放弃上海的优裕生活，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号召，来到陕西西安，先后任西北公营永茂建筑公司、西北建筑工程公司总工程师。后来，调任天津民用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60年代，董大酉年过60岁，就想回南方。当时，上海户口很难调进，于是他于1963年调进杭州。
1966年在“文革”中，他被造反派批斗，罪名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曾主持过“大上海市政府建设”等；造反派还冲进董大酉的家“抄家”，将他的书籍信件与照片全部抢走。董大酉在1973年某日自杀。董大酉的妻子卢育宝，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外语系毕业，曾在上海市立第三女中教书。“文革”中遭受猛烈批斗，1976服用安眠药自杀。
董艾生年轻的时候
2017年4月28日，董大酉唯一的独子董艾生在病中和儿时的伙伴长谈，谈到父亲在上海的住宅时说，父亲在上海五角场住宅是一所二层西式建筑。1935年竣工，只住了几年，1937年淞沪战事爆发，江湾沦为战场，父亲只好搬进英租界华山路。日军占领时期，房子成了日军司令的公馆，西边球场成了养马的地方。抗战胜利后，百废待举，许多工程设计摆在手上，父亲忙得晕头转向，加上已经习惯租界生活，一时也没有心思料理那个屋子，一直空关着。1949年以后，五角场的老屋成了派出所和上海钢丝厂所在地。
“从小到大，我就听父亲不断地唠叨着江湾的房子，似有恋恋不舍之意，只是回不去了。近年来听人谈起，有人提议将父亲的老房子列为市级文保单位，改建成董大酉纪念馆。对这个设想，我举双手赞成。” 董艾生充满感情地说。
走在“大上海计划”的遗址上，仿佛走进那一段特别的岁月。黄郛市长上任提出“大上海计划”，张群出任市长时正式启动，到1937年8月已经建设了多项工程，日本人侵略上海的“八﹒一三”事变发生，“大上海计划”终于彻底夭亡。但是，“大上海计划”不仅在上海城市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在历史的长河里不时浮起，散发着独特的光芒，让后人怀想，让后人景仰，让后人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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