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管仲制定了“四民分業定居論”之後，正如宋人黃震在《黃氏日抄》中提到的：“士、農、工、商，各有一業，元不相干”，但是到了宋朝，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商人成為財富力量的代表者，
司馬遷說：“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社會環境決定著社會意識，在宋代商業高度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宋人衝破了“以農為本”傳統觀念的束縛，表現出對商業的高度認同，從而對商人的社會價值也進行了充分的肯定，明確的提出“士農工商，皆百姓之本業”。尤其是宋朝官僚的普遍經商，更是直接反映了商人“同是一等齊民”，商人的社會地位得到了重新定位。因此在商人在財富力量崛起而地位得到重新定位的背景下，他們勢必不甘默默遵循“貴賤有章，豐殺有度”的封建禮法規定。
商人在自身財富力量崛起的情況下，積極謀取自身社會地位的提高，極力想要衝破封建等級制度的枷鎖。儘管在宋朝，士人經商的史料記載屢見不鮮，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此時“父商子仕”的現象成為一種社會趨勢，這充分說明了因循至宋的古代官本位傳統，使得宋人依然十分仰慕官僚階層。（當然，“父商子仕”也是商人家庭尋求保全家庭財富的一種途徑。）因此對官僚階層生活方式的仿效，則是他們為自身贏得尊重而創造的最佳證據。在宋代，士大夫階層的處境較為優越。從宋太祖“杯酒釋兵權”開始，宋朝統治者便知道利用富貴榮華來收買人心，以穩固自己的統治，而宋朝以後的統治者更是很好的繼承了祖宗們的統治“智慧”。而且，宋代高級官員的經濟來源遠遠不止俸祿收入，若遇皇帝登基、生辰、郊祀、明堂大禮等都有大量的賞賜可得。另外還有各種名目的恩禮。同時，高級士大夫的子弟可因恩蔭做官，以此來維持士大夫家族地位的穩固，保證家族經濟收入。而且士大夫做官以後，大多會通過各種手段增置財產。如石守信“專務聚斂，積財鉅萬”。
趙彥徽“專務聚斂，私幣所藏鉅萬”。再加上宋代不抑兼併土地，官員增置私產之風日盛。還有相當數量的官員通過經商的辦法聚斂財富。這些不斷增長的個人私產為官員士大夫“侈奢之風”提供了重要的條件。從兩宋從未間斷的“禁奢令”來看，一方面我們可以瞭解到宋代官僚士大夫生活“侈靡”現象的嚴重，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現象雖然屢禁卻無法從根本上廢止，正如凡勃倫在《有閒階級論》中所提到的：“然而縮減既有的支出規模遠比為適應財富增值而提高行之有素的規模困難。許多慣常的支出細究之下幾乎純屬浪費，因此也僅是帶有榮譽性的，但是一經納入與身份相配的消費範疇，並由於成為某人生活方式中必要的組成部分之後，要想終止這項支出的困難度，就像要放棄許多直接帶來物慾舒適的消費項目，甚至像中斷那些為生活及健康所必備的消費項目那樣困難……要從一個“高”生活水平往下調降的困難度，就好比要在一個已相對較低的生活水平再下降一級那樣的難。”士大夫階層正是這種奢靡享樂之風的倡導者，緊隨其後的商人階層則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之處。當時已有人清醒的認識到由於“士俗不正”而助長了整個社會的“奢侈之風”：
臣聞治道之要在正風俗，而風俗之別則有二焉，曰民俗，曰士俗。民俗不正，士俗救之；士俗不正而欲正其在民者，不可得也。厥今之正風俗，莫先銷金（補）[鋪]翠之飾。竊見近日以來，街坊賈人公然貨鬻，倡優下妾恣為服飾，以至遊手之徒為左道之奉，迎神祠佛，千百為群，裝侈隊仗，曳地為衣，金翠奪目。臣推其本，弊不在民，實緣士夫之家狃於豪貴之習，服用華侈，則下而民俗得以轉相視效。乞申嚴法禁首飾，士夫犯者痛罰，雖貴不赦，告者立賞，雖多不吝。若此則士俗既正，民俗不正者未之有也
由此可見，在宋代官僚階層“奢靡之風”屢禁不止的情況下，要想那些努力提高自身的地位、積極為自己創造被尊重的條件的商人階層“鹹安其分”，這樣的希望是多麼的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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