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围绕如何和平解放西藏、如何开展民主改革、如何加快西藏建设发展等西藏工作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若干重要思想、要求和措施等，有力地指导了西藏工作的开展。认真研究和全面把握邓小平的西藏工作思想，对于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牢牢把握政治为主
善于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是邓小平的一贯风格。早在进军西藏之时，邓小平就提出西藏工作要牢牢把握政治为主。1950年1月，接到进军西藏的光荣艰巨任务后，邓小平向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及部分师以上干部传达中央指示，布置进藏工作。邓小平指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之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相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他特别强调政策的重要性，指出：“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同时（还必须）解决（好）补给（问题），解决公路（问题）”。【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这些思想后来被西南局概括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
在起草西藏和谈协议的过程中，邓小平结合西藏实际，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确立了政治解决西藏问题的基本框架。1950年5月11日，邓小平就和谈提出了四条政策，即：“（一）驱逐英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实现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原状。有关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12页。】，得到了中央的认可。5月27日，邓小平又在“四条”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化，拟定了“十大政策”。毛泽东把“十大政策”的第八条“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改为“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后，5月29日即批准实施。这便是后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框架。
分析邓小平的四条政策，可以看出邓小平始终牢牢把握政治为主的原则。第一条是讲中央和国家的核心利益，划定了政策底线，其余三条则是针对西藏地方政府最为关切的重要事项予以明确，实际上是说，只要西藏地方政府承认中央对于西藏的主权，西藏上层关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都可以暂维现状。这四条内容，目标明确，不牵扯细枝末节，对于以后的改革问题又留有余地。既坚持了毛泽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谨慎对待”【《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21页。】的要求，又根据具体形势的变化，如干部和群众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等条件而作出适当调整。
在西藏民主改革时期，邓小平强调平叛问题的中心是政治，“要搞政治，要靠群众”【《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245页。】，也就是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巩固民主改革的成果。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党中央作出了加快西藏建设、大力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全国支援西藏、落实好人的政策、制定《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等决策和政策，既牢牢把握了政治为主的原则，又实事求是根据西藏实际情况、民族特点、生活状况作了具体部署。牢牢把握西藏工作的政治性，是邓小平西藏工作思想的重要指导原则。
二、坚持慎重稳进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始终高度重视西藏工作的方式方法，强调稳字当头，把慎重稳进作为指导西藏工作的基本原则。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针对西康财委不予兑换藏民藏洋的不当作法，邓小平提出了严肃批评并要求限期改正。1950年6月，他在4天之内连续发出2封电报，电告西康区党委财委和十八军，要求“采取限期一月或两月兑完”，“派负责人去康定检查和纠正”，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团结藏民的政治问题”，“西藏财委必须切实注意康定藏区之财经领导，因为这是争取藏民团结的基本工作之一，千万不可忽略”，“必须重视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184页。】7月21日，邓小平在欢迎西南地区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再次指出：“西南的民族问题复杂，西南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这牵扯到各方面的工作，但我们对情况又了解得很少，因此强调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工作，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准出乱子，不能把事情搞坏”。【《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24—25页。】以上可以看出，邓小平对于西藏工作，十分注意坚持稳重、妥善的原则。
在西藏的民主改革时期，面对“大跃进”导致的全国经济社会失衡局面，邓小平尤其强调西藏工作慎重稳进的重要性。1961年1月5日，他在听取杨静仁汇报西藏工作问题时指出，“现在要防‘左’防急，要稳，不仅是社会政策，包括民主改革、经济政策、上层改造。现在不考虑社会主义改造。所有干部必须贯彻这个方针”【《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243—244页。】。1961年4月21日，在周恩来、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西藏工作并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提出：“今后西藏工作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从今年算起，五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彻底，让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稳定下来，让农牧民的经济得到发展”，“我们在西藏的一切政策包括经济政策、财贸政策、社会改革政策、民族政策、对上层人士的团结改造政策、宗教政策，等等，都一定要力求稳妥，都要防‘左’防急”。【《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253—254页。】这个指示的精神实质和核心内容就是一个“稳”字。正是在中央关于西藏稳定发展方针的指导下，西藏工委制定了以《关于农村中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简称“农村26条”）、《关于牧区当前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简称“牧区30条”）为代表的系列政策文件，稳定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大力开展爱国增产保畜运动，广泛开展自由交换，允许自由借贷，活跃农牧区经济，调动了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各族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西藏经济社会得到了显著发展。1965年，西藏粮食总产量达到29.07万吨，比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增长了66.1%；牲畜1701万头，增长了54.6%。【参见丹增、张向明：《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319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又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对于有关西藏工作的重大问题，中央有关部门要事先征求西藏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的意见，并请示报告中央决定，切忌主观、片面、一般化、一刀切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同时，要求西藏坚决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参见《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302、309—310页。】在邓小平慎重稳进原则的指导下，西藏从实际出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
三、把发展经济、让人民富裕作为西藏工作的中心任务和根本目标
邓小平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始终心系人民群众，多次强调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早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邓小平就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同西藏地方政府和谈的重要条件，他制定的“十大政策”第七条，即是“发展西藏的工商农牧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19页。】。后来，面对“大跃进”中的经济困难，邓小平在强调西藏工作要防“左”防急的同时特别指出，“政策要让农民富起来”，“农民富要放在一家一家上，不要放在一团一团上，包括牧区，要一家一家算。要让群众真正满意”。【《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243—244页。】西藏要切实做好的重要工作，就是“集中力量领导群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254页。】。这里“让农民富起来”，也是邓小平富民思想的体现，为西藏工作指明了方向。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邓小平认为：“目前西藏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西藏人民生活有了不小的改善，但总的讲还是处于落后状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7页。】“西藏具有很大开发潜力”，“前景是很好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6页。】1980年4月7日，中央提出了西藏“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边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301页。】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要求西藏根据自然条件、民族特点，安排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发展农牧业为主的同时，大力发展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贸易，逐步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1984年3月28日，中央进一步提出，放宽西藏政策，促进牧农林业和民族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努力在三五年之内使西藏农牧民的年平均实际收入翻一番，尽快让160万农牧民富裕起来。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央还制定了让群众休养生息，以牧为主、牧农林结合、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保证生产自主权等六条具体举措。【参见《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362—364页。】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西藏大胆改革，搞活经济，开创了人民迈向富裕安康生活的新阶段。在农牧业方面，西藏全面实行农牧业生产责任制。农业从“借地到户，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发展为“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牧业从“借畜到户，自主经营”的政策发展为“牲畜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工商业方面，根据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国有企业实施了“关、停、并、转”工作；同时，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在计划、价格、税收、财政、人事等方面开展配套改革，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实行对外开放，为西藏经济社会的持续良好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全面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坚持各民族团结平等，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关于民族宗教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邓小平就在欢迎西南地区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提出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具体步骤：“首先开步走的应是康东，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第一，藏族同胞集中；第二，历史上有工作基础；第三，我们进军到那个地方后，同藏族同胞建立了良好关系；第四，那里还有个进步组织叫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有一百多人。有这些条件，就能马上去做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可以直接影响西藏。其他地方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去做，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有些地方也可以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75—76页。】在此基础上，人民军队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邓小平指出：“这是实行正确政策的结果。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宣布过好的政策，可是他们只说不做。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72页。】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经济、政治、文化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广大农牧民群众生活显著改善，干部队伍在复杂的工作环境中得到长足锻炼。特别是经过民主改革，广大翻身农牧民和僧俗各阶层人士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决心跟党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全面实施。作为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相结合的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有利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又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西藏自治区的成立，立足于中国实际和西藏区情，成为西藏社会建设、发展、稳定和改革的政治制度保障和动力源泉。
邓小平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6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加快西藏建设，落实政策，1980年3月14日、15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分析了西藏的历史、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明确了西藏今后的任务及方针政策，并将意见写成《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4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下发，要求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文件指出，“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始终是西藏必须非常重视的大问题，是我们各项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要“认真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重视使用藏文藏语，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301—309页。】1982年3月21日，中央还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通知，为宗教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遵循。1984年3月28日，中央再次强调提出：“要继续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工作，坚决、全面地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积极、慎重、稳妥地做好宗教工作。”【《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367页。】
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把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判断民族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把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作为“重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398页。】的重要手段。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在同美国前总统卡特谈话时指出：“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针对在西藏的汉族群众逐渐增加的问题，他强调，“以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不仅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这些地区发展起来”。【《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397—398页。】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而是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目标的战略方针。
五、用好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对西藏工作而言更具有特殊意义。早在1957年3月，邓小平就在《对西藏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西藏工委要集中力量做上层统战工作。”他还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统战思路：“在西藏，分别左中右，以是否爱国为标准，不能以对土改的态度为标准。我们是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左派的任务是团结藏民的多数。右派是分离派，只要没有叛国，对他们也要做工作。”【《邓小平文集（1949—1974年）》中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7页。】他自己在实际工作中也十分注意，比如，在考虑对西藏军区人选及机构建设的时候，他要求“藏方军事人员，必须妥善处理。可研究各种形式予以安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页。】。统一战线的工作方针，在西藏的解放和民主改革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1979年6月，邓小平在五届政协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6页。】。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1980年4月，关于西藏工作，中央作出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24页。】的指示，要求认真做好团结、教育、改造民族宗教上层爱国人士的工作，推动西藏统战工作完成拨乱反正，为在西藏形成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格局作了政策准备。
西藏统战工作不仅对于西藏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台湾和香港地区、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都会产生重要政治影响。基于此，1984年3月，中央对做好统战工作作出了更加具体明确的要求，主要包括：明确并正确看待统战对象、抓紧落实政策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加强对上层爱国人士的联系等。通过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团结一切该团结的人，西藏有效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参与到西藏的建设中来。西藏自治区领导同志带头做统战工作，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谈心、交朋友。1980至1988年9年间，自治区先后为1700余名民族宗教界爱国人士恢复安排工作，8005名藏胞回国探亲访友，有1489人回国定居，一大批民族宗教爱国人士和群众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参见丹增、张向明：《当代中国的西藏》（上），第399—400页。】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巩固，增强了党在西藏的阶级基础，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为实现西藏经济社会的团结、进步和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保障。
六、推动实施全国对口支援西藏的战略举措
全国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治藏方略的丰富和发展，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实践。邓小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认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他指出：“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7、246页。】1979年，在邓小平的提议下，中央召开了全国边防会议，这次会议正式提出了“全国支援西藏”的方针，为援藏工作制度化、体系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1980年，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指出“全国各有关地方和单位都要根据上级的指示，认真做好支援西藏工作”【《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303页。】。1983年，为了加快西藏的四化建设，中央采取对口选派的办法，从国家机关和内地沿海省市选派一批专业技术干部到西藏工作，时间根据工作需要确定，一般三年。【参见《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357页。】这一制度成为沿袭发展至今的援藏干部人才制度的发端。1984年，中央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国家直接投资项目、中央政府财政补贴、全国人民对口支援西藏”的方针，决定由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四川、广东9省市，帮助西藏建设43项迫切需要的工程项目，涉及能源、旅游、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等各方面。【参见丹增、张向明：《当代中国的西藏》（上），第425页。】这次会议为后来对口支援西藏工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
对口支援西藏的战略举措，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等理念的生动实践，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增强了西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
七、加强民族干部队伍建设
大量培养民族干部，是做好民族工作和西藏工作的重要方面。邓小平指出：“干部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是干部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62页。】新中国成立以来，他多次要求大力加强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注意吸收少数民族干部参加政府各部门的具体工作”【《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952页。】，把大批德才兼备、政治坚定、作风过硬的优秀藏族干部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充实到西藏建设的各条战线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党的民族干部政策，使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重新走上正确轨道。他说：“要树立一个选拔民族干部的标准”，“对思想作风正派，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又有突出工作表现和一定资历的同志要大胆提拔上来，甚至放到很高的领导位置上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62页。】1980年8月26日，邓小平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谈话中谈到了他对加强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考虑：“在西藏，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真正去做，也并不难。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当然，还要努力发展文化，培养民族干部，使民族干部知识化。为此，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民族学院都要加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页。】这一年，他还专门接见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少数民族参观团全体代表和中央政法干校即将毕业返回西藏的藏族学员。【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31页。】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1978年10月，中组部下发《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工作的几点意见》，强调要建设一支具备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密切联系群众，有革命事业心、责任感和业务能力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1984年，中央进一步提出，“要非常爱护、关心和继续培养提高这批民族干部，特别是要有计划地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和专业知识水平”，“还要继续培训提拔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中青年干部，做好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368页。】
根据中央的有关要求，西藏自治区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民族干部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培训，加强了自治区党校的阵地建设，恢复并新建了一批地、县党校（培训班）。同时，请中央党校代办西藏班，重点培养自治区和地级党政领导干部。在选拔使用干部时，坚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把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最基本内容，综合考察干部的政治立场、思想品质和业务水平。“建阵地，严使用”的举措使一大批民族干部成长起来。1989年底，全区少数民族干部37238人，已达西藏干部总数的66.6%；少数民族各类专业技术干部17029人，占全区专业技术干部的62.1%。【参见丹增、张向明：《当代中国的西藏》（上），第437、439页。】邓小平加强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大量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要求和举措，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加快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和组织保证。
八、坚定维护祖国统一，反对西藏分裂
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是邓小平的坚定立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当西藏人民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生产，治穷致富，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时候，国内外分裂主义势力相互配合，先后在拉萨制造了多起骚乱事件，妄想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严重危害了西藏人民的利益，破坏了西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1987年10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施特拉斯时特别指出，这些制造的麻烦“对我们影响不了什么。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谁也没有那个本事”【《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399页。】。11月28日，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西藏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属中国的内政，别人无权干涉”。【《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400页。】1989年3月19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再次声明：“任何以人权为借口使西藏问题国际化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坚决反对的，也是绝不会得逞的”，“企图插手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这是中国人民决不允许的”，“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412页。】西藏广大干部职工、农牧民群众、宗教界人士以及爱国人士纷纷集会，声讨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制造骚乱的罪行，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反对骚乱闹事，积极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有效维护了西藏安定团结的局面。
总之，邓小平对西藏工作付出了很大心血，在领导和指导西藏工作的实践中，他提出了牢牢把握政治为主，坚持慎重稳进的基本原则，把发展经济、让人民富裕作为治藏的中心任务和根本目标，全面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用好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推动实施全国对口支援西藏的战略举措，加强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坚定维护祖国统一、反对西藏分裂等重要工作思想，为西藏的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建设发展提供了遵循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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