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候封建社會之律法，從制定的初衷而言，偏向於保護權貴階層。比如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談到的，在清代發生私通之案件，若為主人通僕人婦，僅為罰錢了事，而僕人通主人婦，則是斬決的死罪。加之司法系統不完備，官場貪腐橫行，民間造成之冤獄極多。
在古時候的冤獄中，有一種人為造成冤假錯案的情況，稱之為“宰白鴨”。清人陳其元在《庸閒齋筆記》中，解釋了“宰白鴨”的含義：
“福建漳、泉二府，頂兇之案極多，富戶殺人，出多金給貧者，代之抵死，雖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謂‘宰白鴨’也。”
所謂“宰白鴨”，即當有錢人犯了命案，被判處死刑時，便花錢向貧困人家買人頂兇，替有錢人家的兇手認罪伏法。這些頂兇者本來身家清白，但收錢以後甘心領死，如鴨子一般引頸就戮，故稱之為“白鴨”。
如史料所記，清代“宰白鴨”現象，在福建漳州、泉州兩地最多。一是因為漳泉兩府民風彪悍，私鬥現象嚴重。雍正皇帝曾謂：“朕聞閩省漳泉地方，民俗強悍，好勇鬥狠。而族大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強盛，欺壓單寒，偶因小故，動輒糾黨械鬥，釀成大案，……兩郡之劣習相同。”二是當地官場風氣惡劣，許多主審官員只要求順利結案，不想多找麻煩，故亦對這種惡行不以為怪。
許多“宰白鴨”案件，犯案者和頂兇者私下交易，頂兇者收人錢財替人消災，即便有廉明的官員，亦容易受其矇蔽。但這還不是最壞的地方。“宰白鴨”最悲哀之處，在於即便主審官願意為頂兇者洗冤，卻無能為力，只能看著無辜的人替兇手伏法。
前面提到這位陳其元的父親陳鰲，曾經在福州讞局任職時，遇到這樣一起“宰白鴨”的冤案。
陳鰲審理的案件為一起兇殺案，被抓的案件“正犯”，是一個年僅16歲的瘦弱少年。陳鰲馬上發現了兇案的不合理之處——被害者是一名身材高壯的男子，且身上有十多處傷痕，莫說這位少年在體格上就不是死者的對手，即便少年同樣身材高大，觀察死者身上傷口，行兇亦非一人所為。
但奇怪的是，這位少年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而且供詞就像提前背下來一般，幾次提審，一字不差。陳鰲以案件中不合理之處反駁，少年始終不改口供。再後來陳鰲動之以情，反覆開導，少年終於承認自己被冤枉。於是，此案被髮回原來的縣裡重審。
陳鰲的本意，是想幫少年翻案洗冤，但沒想到發回縣裡沒幾天，少年又被送了回來，而且這一次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兇手，不肯再翻供。此案最終以少年的口供結案。
結案以後，陳鰲非常不解，問這位少年為何不再訴冤。少年哭著說：“極感公解網恩，然發回之後，縣官更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來罵曰：‘賣爾之錢已用盡，爾乃翻供，以害父母乎？若出獄，必處爾死！’我思進退皆死，無寧順父母而死耳。”
從此可以看出，“宰白鴨”冤案之屢禁不絕，實是大環境使然。基層官吏普遍簡單追求結案率，並不以為百姓申冤作為自己的本職工作。而貧寒家庭矇昧無知，為了金錢而將子女如禽畜出賣，更為悲哀。當時之社會風氣如此，實非一位清官，一位能吏就能改變和轉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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