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隨著上海自貿區概念的深入討論，上海與浙江、上海與江蘇間的關係成為關注和議論的焦點之一，清代“上海道”的概念也再次得到重視。
一些學者認為，清代“上海道”和浙江間的關係比和江蘇間的關係更為密切，“今天上海口音多受寧波影響，上海道也多為浙江人”。
這是否是事實，需要從“上海道”的沿革談起。
“上海道”在清代只是個俗稱
上海.因為長江口海岸線變遷等複雜的關係，直到元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才設立上海縣治，縣城大抵即後來南市區範圍，縣衙設在當時的來榷場，也即今天十六鋪附近，元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遷至曲家灣，即後來的南市區光啟路縣左街路口，直到民國四年（公元1915年）才又遷至楊家橋蓬萊路171號，即後來南市公安分局大院所在地。
這座後起的縣城長期沒有城牆，直到明代中後期因屢遭倭寇侵襲，才在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利用兩撥倭寇騷擾的間隙，在本地人、在籍光祿寺少卿顧從禮等人的倡導和資助下，僅用三個月時間匆匆建成，城牆基本沿今天上海中華路-人民路一線，周長僅九華里，高二丈四尺，開旱門六、水門三，是一座土築的小型城池。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因城牆已喪失防禦功能，且妨礙通商，被當局在商會李平書等人建議下拆除，但大鏡閣一段城牆因拆遷指揮部設於此，居然“燈下黑”被漏拆，如今已成被保護文物單位。
明清上海縣城地圖及大鏡閣
上海直到民國十六年（公元1927年）7月7日改設“上海特別市”，才結束了長達635年的縣治歷史。終清一世，上海都是隸屬於松江府的一個縣。
松江府清初轄華亭（首縣、松江府附郭縣）、上海、青浦三個縣。順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將華亭縣分為華亭、婁縣；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從華亭縣內分出奉賢縣，從上海縣內分出南匯縣，從青浦縣內分出福泉縣，將金山衛改為金山縣；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廢除福泉縣；嘉慶十年（公元1805年），從南匯縣內分出川沙廳。而今天的崇明、嘉定、寶山，在清代都是太倉直隸州的屬縣。
“上海道”在整個清代只是個俗稱，且這個“俗稱”也只是後期才有的。
上海境內入清之初有兩個道級建制，一個是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七月乙卯，也即清軍佔領江南當年設置的分巡蘇松兵備道，轄蘇州、松江二府，道署設在太倉州（當時太倉不是直隸州，而僅是蘇州府下屬的散州），上海縣當時僅是單純的松江府屬縣關係；另一個則是沿襲明代建制的蘇松糧儲道，道署設在常熟縣內。
事實上蘇松糧儲道終清朝一世一直存在，但這個道非常不走運，最初連一個下屬府州縣都沒有，直到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才將蘇州府劃歸該道，翌年道署遷蘇州，但嘉慶十三年（公元1808年）蘇州府就又被劃回了蘇松太道，徒有虛名的蘇松糧儲道從此只能羨慕嫉妒恨地“掛靠”在別人轄下的蘇州城內，歷任道員通常都是“掛職鍛鍊”，成為江蘇省和淮軍“儲備幹部”的富集地。
回到“蘇松太道”這個“主話題”上。
分巡蘇松兵備道在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改名為分守蘇松常道，將常州府及其屬縣劃入，道署遷到蘇州，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七月被裁撤，但九年四月丁亥即恢復，仍然轄蘇州、松江、常州三府所有屬縣。
康熙似乎和“上海道”相性不合——僅僅過了12年，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十一月癸巳，分守蘇松常道又被裁撤，這次這個道整個被大卸八塊，常州府劃歸江鎮道，從此和“上海道”再無瓜葛，而蘇州和松江兩府則被一個名為“督理蘇松常鎮糧儲道”的臨時性機構暫時管轄。
就這樣熬了40多年，終於熬過了對“上海道”而言“暗無天日”的康熙朝，1723年雍正繼位，第二九月乙巳，“上海道”的春天就來了：清朝再次設置了管轄蘇州、松江二府的道級機構——分巡蘇松道，當然，混得有點慘，不僅丟了常州府，連順治時就有的“兵備”頭銜都整沒了。或許為了安撫失落的蘇松人，清廷當月把太倉散州升格為直隸州，這樣分巡蘇松道就又成為下轄兩府一州三個一級建制單位的道，一度移駐蘇州的道署也遷回太倉。請注意，這個當初似乎漫不經心的“搬家”，對後來上海地位的變化至關重要。
不過雍正似乎繼承了康熙“愛折騰”的傳統：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八月壬寅，他別出心裁地將太倉直隸州和隔著一條長江的通州府（今南通市）劃為一個新的道——分巡太通道，這樣一來分巡蘇松道連道署駐地都丟了。
正所謂“禍兮福所倚”，太倉劃歸鄰居，分巡蘇松道署必須搬家，或許是不願再走回頭路吧，道署在這一年（1730年）應時任江蘇巡撫尹繼善的奏請遷到上海縣，第二年遷入新建的、位於上海縣城大東門內巡道街的新衙署內。可想而知，若非太倉州被莫名其妙劃給分巡太通道，上海縣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馬月才能迎來一個“上級派駐機構”，從而獲得寶貴的“行政升格”。在“搬家”同年，雍正皇帝大發慈悲，把“弄丟了”很多年的“兵備”二字，發還給了“上海道”。
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八月丙午，橫空出世的太通道被裁撤，太倉直隸州又被歸還，但分巡蘇松兵備道新落成的豪華衙署總不能浪費，因此再未搬回太倉，“上海道”的俗稱也是從這一刻才開始被叫起來，而實際的正式名稱則是“分巡訴訟太倉等處地方兵備道”，“行政級別”也被提升為按察使司副使級（通俗說就是“副省級”，這讓蘇松太道成為江蘇省級別最高的道員，常常因帶有高級署理頭銜而為從三品甚至更高官階，而非一般道員的正四品）；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三月丁未加“兼管水利”四字；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三月丙子，清廷設立督理蘇松常鎮太糧儲道，希望強化稅賦管理，蘇州府劃歸該道，“上海道”改名為分巡松太兵備道兼管水利；嘉慶十七年（公元1812年）五月乙亥，清廷“架空”督理蘇松常鎮太糧儲道，使之專管稅收，不再管理地方行政，蘇州府及其屬縣又被劃歸“上海道”，上海道改名為“分巡訴訟太倉兵備道兼管水利”，簡稱蘇松太道，俗稱“上海道”。
從此直到清朝滅亡，“蘇松太道”的名字和轄區再未變過，直到民國三年（公元1914年）1月7日，才將“蘇松太道”改名為“上海道”，轄上海、松江、南匯、崑山、寶山五個縣，後增轄吳縣、吳江、常熟、青浦、金山、奉賢、川沙、太倉、寶山、嘉定、崇明，共15個縣；同年5月23日，上海道改名為滬海道，轄上海、松江、南匯、青浦、奉賢、金山、川沙、太倉、海門、嘉定、寶山、崇明，共12個縣，“滬海道”一直維持到民國十六年（公元1927年）4月18日北伐軍佔領上海後撤銷，再往後就是“上海特別市”和上海直轄市的歷史了。
徐彙區平江路四十八號，原民國上海道、滬海道辦公地址
歷任蘇松太道主官辨析
自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分巡蘇松道遷入上海縣起，歷任蘇松太道主官的姓名大多可考。
第一任蘇松道為徐永佑，此人正史無傳，籍貫無從考究。
第二任為河南歸德府睢州人王澄慧，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任，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改；
第三任為滿洲正白旗人禮山，雍正十三年任，同年改；
第四任為山西蒲州人崔琳，雍正十三年任，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升按察使；
第五任、也就是第一任蘇松太道為浙江仁和（杭州府附郭縣）人翁藻，乾隆元年任，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升布政使；
第六任為山東惠民人王雲銘，乾隆五年任，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改；
第七任為河南夏邑人汪德馨，乾隆八年任，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改；
第八任為滿洲鑲紅旗人託恩多，乾隆十年任，乾隆十升布政使；
第十任為湖南寧鄉人陶士偰，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任，同年升按察使；
第十一任為滿洲正黃旗（一說漢軍鑲藍旗）人廣安，乾隆十四年（公元1748年）任，改任時間不詳；
第十一任以下至道光年間蘇松太道任、訖記載紊亂，茲將大略整理如下：
第十二任為滿洲正黃旗人誠安；
第十三任為浙江（縣名失考）人邵大業；
第十四任為山西陽曲人申夢璽；
第十五任為浙江山陰人朱奎揚；
第十六任為山東海陽人胡文伯；
第十七任為滿洲正黃旗人薩載；
第十八任為直隸河間人李永書；乾隆二十七年即公元1762年任，乾隆三十年升按察使
第十九任為浙江錢塘人勞宗發，乾隆三十年即公元1765年任，乾隆三十四年改；
第二十任為直隸宛平人鍾廣豫（一作鍾光豫，乾隆三十四年即1769年任，翌年改）
第二十一任為滿洲正黃旗（一作漢軍正黃旗）人楊魁，乾隆三十四年即1769年任，乾隆三十六年改；
第二十二任為浙江錢塘人袁鑑；
第二十三任為滿洲鑲黃旗人棟文，有作“陳文”者，誤；
第二十四任為滿洲鑲黃旗人福安；
第二十五任為浙江青田人韓錫祚；
第二十六任為浙江海鹽人朱履中；
第二十七任為山東昌邑人孫含中；
第二十八任為漢軍正藍旗人李奉翰；
第二十九任為山東嶧縣人孫栝；
第三十任為江西廬江人陳大化；
第三十一任為滿洲鑲黃旗人盛保；
第三十二任為山西代州人馮廷丞；
第三十三任為安徽桐城人章攀桂；
第三十四任為浙江嘉善人金汝珪；
第三十五任為江西南城人張銘；
第三十六任為河南鹿邑人梁群英；
第三十七任為福建長樂人馮鼎高；
第三十八任為滿洲正白旗人（一作漢軍正白旗人）通恩，嘉慶元年升按察使；
第三十九任為直隸滄州人李廷敬；
第四十任為山東歷城人方昂；
第四十一任為江西南豐人趙宜喜；
第四十二任為安徽興縣人康基田；
第四十三任為直隸深州人田自福；
第四十四任為湖南長沙人周鍔；
第四十五任為直隸豐潤人鄭濟燾；
第四十六任為蒙古鑲藍旗人鍾琦；
第四十七任為直隸大興人朱塗；
第四十八任為漢軍鑲紅旗人宋如林；
第四十九任為旗人桂昌（似乎是滿洲鑲藍旗人，其子叫光珠）；
第五十任為浙江仁和人龔麗正；
第五十一任為洪暻，籍貫不詳；
第五十二任為山東鄒平人李景嶧；
第五十三任為浙江錢塘人潘恭常；
第五十四任為雲南昆明人尹世衡；
第五十五任為湖北江夏人陳鑾
第五十六任為直隸順天府人周景賢（一作周繼炘）；
第五十七任為雲南昆明人陸萌奎；
第五十八任為滿洲正藍旗人葆謙；
第五十九任為程懷暻，籍貫不詳；
第六十任為福建泉州人蘇玉廷；
第六十一任為蒙古正黃旗（一說滿洲正黃旗）人善慶；
第六十二任為河南固始人吳其泰；
第六十三任為廣西臨桂人楊金城；
第六十四任為安徽徽州府人汪忠增；
第六十五任為河南商城人周祖植；
第六十六任為安徽（當時）盱眙人汪雲任；
第六十七任為貴州貴築人王玥；
第六十八任為福建晉江人巫宜楔；
第六十九任為廣東連平人顏以燠；
第七十任為山東東平人宮慕久；
第七十一任為旗人鹹齡（不知道屬於何旗）；
第七十二任為滿洲鑲白旗人麟桂；
第七十三任為廣東香山人吳健彰，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任，咸豐四年革；
第七十四任為漢軍鑲紅旗人楊能格，咸豐四年（公元1854年）任，咸豐六年改；
第七十五任為山西解州人趙德轍，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一度接任楊能格，未己楊復任；
第七十六任為浙江定海人藍蔚雯，兩度護理，一度真授；
第七十七任為江西南豐人湯雲松，咸豐六年（公元1856年）授，翌年調；
第七十八任為四川華陽人薛煥，咸豐七年（公元1857年）授，同年升布政使；
第七十九任為山東濟寧人史翼久，咸豐八年（公元1858年）任，未幾免；
第八十任為浙江錢塘人吳煦，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任，同治元年（1862年）改；
第八十一任為湖南長沙人黃芳，同治元年任，翌年改；
第八十二任為廣東豐順人丁日昌，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任，翌年改；
第八十三任為浙江永康人應寶時，兩度代署，同治五年真授，同治八年（1869年）改；
第八十四任為安徽六安人塗宗瀛，同治八年（1869年）任，同治十年（1871年）改；
第八十五任為浙江歸安人沈秉成，同治十年任，同治十三年（1874年）升河南按察使；
第八十六任為廣東南海人馮焌光，同治十三年任，光緒三年（公元1877年）改；
第八十七任為安徽貴池人劉瑞芬，光緒四年（公元1878年）任，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升江西按察使；
第八十八任為浙江餘姚人邵友濂，光緒八年任，光緒十二年（公元1886年）升河南按察使；
第八十九任為安徽合肥人龔照瑗，光緒十二年授，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升浙江按察使；
第九十任為湖南衡山人聶緝槼，光緒十六年授，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升浙江按察使；
第九十一任為安徽合肥人魯伯陽，光緒十九年授，翌年免；
第九十二任為江西廬陵人黃祖洛，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調任，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丁憂去職；
第九十三任為湖南湘鄉人劉麟祥，光緒二十二年授，翌年卒於任上；
第九十四任為江西上猶人蔡鈞，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任，翌年免；
第九十五任為湖南湘鄉人李光久，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任，翌年升江西按察使；
第九十六任為直隸天津人（一說廣東嘉應州人）黃建莞，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任，未幾調離；
第九十七任為湖北孝感人餘聯沅，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任，翌年升江西按察使；
第九十八任為浙江山陰人程儀洛，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任，未幾升兩淮鹽運使；
第九十九任為湖南湘潭人袁樹勳，光緒二十六年任，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改；
第一百任為滿洲正黃旗人瑞澂，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任，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升江西按察使；
第一百零一任為廣東香山人梁如浩，光緒三十三年任，翌年調任外務部右參議；
第一百零二任為廣東番禺人蔡乃煌，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任，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革；
第一百零三任、也即最後一任蘇松太道為浙江仁和人劉燕翼。
剔除兼任、署理、代理和多次重複任職者，清代“上海道”一共就是這一百零三人。
這一百零三人中除籍貫不詳者四人外，人數最多的是旗人（21），其次為浙江（17）、山東（8）、安徽（8）、湖南（7）、直隸（7）、廣東（6）、河南（6）、江西（6）、山西（4）、福建（4），其餘各省不過一、二人而已。
這裡就是清代蘇松太道衙署所在地
蘇松太道兼有海防、財賦、商務和水利等要務，職責重大，人選非常慎重，前期往往選用旗人，兼用北方各省人，南方則主要以皖北和浙江杭州為主，其它地方人較少，這是因為上述地區都屬於官話區，和皇帝及京官交流方便；咸豐、同治以後旗員幾乎絕跡，浙江、廣東、福建等籍貫大增，這是因為蘇松太道對外交往和商務交流職責加重，這些籍貫的官員雖然口音重，和京官交流不方便，卻更善於和洋人、商人打交道。同期來自湖南、安徽的官員也大增，這當然是和湘軍、淮軍系統“雞犬升天”息息相關的。
整個清朝一朝，“上海道”在行政上都明確隸屬於江蘇：政務歸兩江總督（南京）、江蘇巡撫和江蘇蘇州布政使司（都在蘇州）管，軍事歸江南提督（駐松江）管；同期浙江屬閩浙總督治下，和“上海道”甚至不屬於同一個總督轄區。
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在上海五口通商、尤其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租界劃分開始後才變得密切，但最初商業方面受廣東、福建、江蘇（稱粵、閩、蘇幫）影響更大，直到咸豐三至五年小刀會之變後，清廷因粵、閩幫多數參加小刀會，對之加以排斥，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攻克蘇州，當地商業直至民國都一蹶不振，蘇幫也就此衰落，以寧波為主的“甬幫”才後來居上。
歷任蘇松太道留下照片者寥寥無幾，圖中為倒數第二任蘇松太道蔡乃煌（中）
至於有些業餘論者所謂“沒有一個‘上海道’是江蘇人，所以江蘇在清代對上海影響幾乎為零”，則是十足的誤解：清代官場講究“迴避”制度，除非皇帝特批，本省人是不能在原籍任職的，正因為“上海道”在清代屬於江蘇省，和江蘇的關係太過密切，所以江蘇人是絕不可能擔任“上海道”道員的，唯一的一個“例外”汪雲任，還是因為當時他的故鄉盱眙縣隸屬於安徽省泗州直隸州（今安徽泗縣），尚不是江蘇“領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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