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在原贺县桂岭乡桂岭街大戏院后室的五保老人沈亚义去世了，公社干部在帮老人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枚圆形的木刻公章，上有钤文：“中国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五团第二营第六连钤记”。这无疑是一枚红军印章，然而它怎么会落在一位普通老人的手里？这就要讲讲红七军东进时，在贺州市八步区桂岭街进行整编这件重大的历史事件了。
1930年11月10日，红七军第19、20师七千多人离开左右江根据地，在前委书记邓小平、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的率领下，从河池出发，执行中央指示，北上向江西中央红军靠拢。1931年1月4日到达湖南的江华县城――沱江镇。
为了甩掉敌人主力，红七军军部决定绕道贺县桂岭，东出鹰阳关，从广东北上至江西。元月十一日，由红军家属桂岭籍的江华县长张世英带路，红七军向贺县方向开进。一路跋涉，十四日下午五时左右，红七军到达桂岭圩。
从河池到贺州桂岭，在经过一千多公里的长途行军和无数次的大小战斗之后，红七军减员严重。到达桂岭时，只剩下三千五百多人。一些营团缺员严重，已不能按照相应级别执行任务。一些连队指挥员牺牲，执行任务时，战士们不知该听谁指挥。
由于桂岭地处山区，周边暂时未发现有敌方的重兵部署，而通过宣传，桂岭街的居民也比较支持红军。这样的环境便于红军作短暂的休整。为了强化组织领导，提高战斗力，红七军军部决定在桂岭实施整编：把原来的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干部降级使用，军师领导任团长，原团长任营长，原营长任连长。
通过整编，一些已经被打乱了建制的战斗单位被合并重新建立了组织，一些严重缺员的战斗单位被取消。整编之后，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在红七军中被重新建立起来，这就为红七军后来能够胜利到达江西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在他交给中央的《红七军工作报告》中说，桂岭整编后，红七军的“两个团组织比较严密……干部亦较前充实，故战斗力又恢复了一些。”
在红七军到达贺州之前，桂岭一带没有党的活动，这里的群众基础还是相对薄弱的，短时间内难以消除群众对红军的误解。再加上桂岭一带豪绅力量太强，各村炮楼里住着大量的地主武装。如果桂系重兵到来，将对红七军造成严重的不利后果。为了取得战略主动，在经过三天休整后，元月十七日拂晓，红军以桂岭居民胡桂彪为向导，悄悄离开了桂岭，踏着晨曦，向湖南、广东挺进。
红七军这次路过桂岭还吸收了瑞山村的岑德顺和桂岭街的孤儿张家清参军，使之光荣地成为了红军战士。
沈亚义老人保留的这枚红军印章，就是红七军十九师五十五团二营六连在整编中因建制被取消而废弃了的一枚公章，这枚印章现在成了桂东地区最为珍贵的一件红军文物。
邓小平率领红七军这次在贺州停留的时间不久，仅有三天，但由于桂岭整编对红七军的向东挺进行动起到了扭转时局的作用，在其后的戎马生涯中，邓小平始终不能忘怀这次贺州之行。在他去世后，由他女儿邓楠整理编写的《邓小平回忆录》中仍然详细地记录桂岭的这次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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