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钵乞食，生活不定，对檀越布施的依赖也使僧众只能保持最低水平的生活，使佛教具有很大的依附性，不利于佛教在社会上的发展。
于是，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便成了佛教的当务之急。考虑到农耕会伤害虫类的生命，犯杀生戒，为避免直接犯戒，中国佛教在确保僧侣亲自动手的同时使用佃客，就是雇人来做。除了请人从事农业耕种以外，晋唐时期的僧人也亲自农耕，而且逐步逐步在发展。
到了盛唐时期，禅宗大师马祖道一和他的弟子百丈怀海决意改革，不顾印度原始佛教的传统规范和戒律，在中国首创了佛教禅门丛林制度。即，将出家的僧侣们集中起来，过集体生产和学佛修行的团体生活。从此以后，中国的佛教僧侣们开始开垦山林、农田、建筑寺院，以自耕自食为主，以募化所得为辅，以寺院为单位过出家人的自给自足的丛林集体生活。
寺院既然成立了供膳制度，则饭餐的维持成了寺院行政的一大课题。供膳制度的维持，除了靠着寺田的收入以外，更有善信入寺烧香礼拜时的金钱布施。就是我们一般读书的过堂，吃大锅饭。吃大锅饭也是很不容易的，你看我们佛教吃了这么久，他的钵不会吃破掉，说明这个出家人有一定的觉悟。我们五十年代吃大锅饭，吃一顿人家就吃不下去，那佛教为什么能一直吃大锅饭呢？这个是有它的理论基础的。然而，金钱布施的多寡要视乎善信们的出手高低，并非寺院的固定收入，而施主捐献的寺田往往是贫瘠的下土，因此寺院只好以来自布施的金钱来购买肥沃的良田，作为寺院的永久产当，以保障寺院收支平衡与供膳持续。由是购买良田以发展寺院庄园，便成了中国僧寺尼寺的趋势了。
唐代为中国封建经济的鼎盛时期，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工商业与农业经济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这直接影响到了佛教的经济形态，促成了佛教寺院经济的强盛与多元化。佛教寺院经济在当时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是十分可观的。
中唐寺院经济也向多元化发展，如寺院有多种经营，工农商无不涉足，甚或经营当铺、高利贷，即所谓“长生库”、“无尽藏”。寺院经济的发达，为佛教的发展担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处理寺院财富的机构的建立，是有戒律上根据的。
《四分律》允许通过净人或沙弥等以寺内多余物品跟外界作物物交换式的贸易。
《十诵律》允许持供养佛发塔、佛指塔以至一切佛塔的物品“翻转得利供养塔”，即谓可以拿旧有的供养品去出售，赚取更高利润，然后连本带利购买新的更好供养品，而其实他们的买卖的整个过程，是要通过净人或男居士之手。换一句话说，戒律里面允许僧侣假借俗人之手来处理有关金钱的贸易。
《僧祇律》里边允许僧人以自种的花供佛和供同寺里面的这些出家的比丘，如果有多余的话，则可以拿花跟制造花环的人谈条件，以提供原料来交换制成品，若仍有余花，则按花价由造花环人给钱购入。卖花的钱，用来买“别房衣”、灯油与香，用来支付修理佛塔的费用，若还有剩余的话，则纳入“无尽财”中。花卖不去，亦作同样处理。这个就是处理的方法。
所谓“无尽财”或“无尽物”是指存储寺院库房中以便作上述流通的物品。缘于受到律典和其它大乘典籍的影响，中国寺院也建立了“无尽藏”。由于善信布施的财物和寺田收获籍由这专门机构处理，卖榖米的收入与各种宗教福利的开支也归这部门统筹。若“无尽藏”经营得善，则寺院经济富裕而僧众生活就会好。有了“无尽藏”之后，寺院可以利用它的财力举办许多社会福利事业来吸引群众倾向佛教。其它像唐代的悲田养病坊、北魏的佛图户、东魏洛阳杨膺寺等的造桥铺路，都是利益众生的事业。
在这些的佛教事业中，除了利生之外，有时是为了寺院的经济着想，因为中国民情不同于印度，不适合托钵乞食。寺院一般都将王室赐与的寺田，妥善经营做为日用之需；或者将信徒布施的净财，设立借贷典当取息的金融事业，以作为慈善救济之用。
文献中记载的事业种类非常的多，以宋代为例，有著名的福建路和两浙路的寺田、碾硙业、油坊业、制砚业、制墨业、纺织业、印刷业、药局业、借贷业、长生库、赠经、造像、义塾、书院、养老、济贫、赈饥、慈幼、医疗、漏泽园（公墓）、义冢、浴室、道路桥梁维修等。所以它这个范围是非常的广，几乎是覆盖了我们的社会的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也可见佛教寺庙和社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很紧密。
摘自《善的力量——学诚大和尚谈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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