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理事長李劍閣認為，需要從更高意義層面去理解減稅。“它不是一般的政策調整，而是改革再出發的一個具體行動。回顧我們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對城市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最主要的就是減稅讓利，所以減稅讓利從來不是一個政策調整，它是一個改革。”
距4月1日增值稅減稅政策落地倒計時僅三天，中國政府的2萬億減稅降費政策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再度引發了各界的關注。
“這次減稅降費，對整個製造業其實是非常非常有意義的。”3月29日，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詹豔景在主題為“減稅的邏輯”的分論壇上感慨道，一旦政策下來，整個產業鏈中每個環節或者每個企業，都需要重新平衡，相信每一家企業都會不同程度感受到減稅的好處。
此前的一天，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8日在博鰲亞洲論壇演講時表示，我們對所承諾的更大規模減稅降費等措施一定要兌現。減稅降費是公平普惠、直接有效的改革舉措，是今年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重要舉措。今年減稅和降低社保繳費措施，可減輕企業負擔近2萬億元。
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各大央行的貨幣政策已經向“鴿派”靠攏。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各國政府也紛紛開出了“減稅”藥方。對於中國政府的減稅邏輯，當下的分析普遍認為是出於兩大考慮，一是國內經濟下行壓力仍存，陷入困境的企業急需“減負”；二是美國政府大規模減稅政策下，為保持中國企業競爭力需要減稅。
企業：減負力度大，消費者受惠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兩會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重點降低製造業和小微企業稅收負擔。今年計劃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2萬億元。這是繼去年首次下調增值稅稅率之後，再次重點對製造業等實體經濟進行減稅。
作為論壇上唯一一位來自中方的企業代表，詹豔景以中車公司為例，介紹了減稅降費帶來的積極影響。在她看來，此次減稅降費力度非常大，增值稅一下子降到3%，企業和消費者都將受益很大。根據市場傳導機制，“一定會通過各種方式回饋到我們社會的各個行業去，促進各個行業投資意願增強，進而促進整個經濟發展。”
談及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從50%提高到75%的政策，詹豔景指出，對製造業影響非常大，“我們中車一年的研發費用大概是100個億，這意味著我們一年至少是拿到了10個億的研發補貼，這10個億我們都投入了新的研發，我們的企業才能走在全行業前列。”
此外，企業社保繳費負擔明顯下降，中車作為人力密集型的製造業企業受益匪淺，“我們有18萬名員工，每年交養老金大概30個億，如果是降20%，對我們來說就是6個億的成本降低，或者是6個億的利潤增加，是一個非常明顯的政策支持。”
除了大型企業，小微企業也將受到廣泛影響。詹豔景在論壇上分享了一個故事：“我有一個朋友管理2萬多個小微企業的記賬，他說，這次減稅降費，包括提高增值稅和所得稅的納稅起徵點，對他們超過一半的企業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通過減稅降費，減輕企業負擔，增加企業利潤和現金流，從而增強企業投資意願，促進整體經濟的發展，這是詹豔景所理解的減稅降費政策措施的積極效應。同時，考慮到美國實施大規模減稅政策等國際社會上的因素，詹豔景認為，減稅降費有助於提升中國的競爭能力。
如何防止“拉弗曲線”失靈？
2017年12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自1986年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減稅法案，美國企業所得稅率將從35%大幅下降至21%，個人所得稅方面，大部分稅率有所下降。在減稅效應刺激下，美國企業盈利創新高，資本支出一度高漲，去年二季度美國GDP增長飆升至逾4%，但刺激效應很快消退，四季度GDP增速已下修至2.2%，2018年增速2.9%，不及特朗普政府預期。
與此同時，自2017年初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國公共債務增加逾2萬億美元。今年2月12日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公共債務規模史上首次突破22萬億美元。除了美國國會大手筆增加國內和軍事項目開支，大規模減稅政策被認為是助推美國債務加速飆升的重要原因。
在意大利CANDY集團董事長Aldo FUMAGALLI看來，特朗普政府稅改1.0有幫助到經濟的增長，但他認為政策有效性方面還有很多問題。至於醞釀出臺的稅改2.0，Aldo FFUMAGALLI表示，現在還不知道特朗普政府有什麼新做法，考慮到稅改1.0後已確定的水準，預計不會降得太多。
對比來看，Aldo FUMAGALLI認為，中國的稅改政策是非常有效的，“我沒有看到任何負面的問題”。中國現在是非常嚴肅地要去解決這個問題。“在中國你們降低了附加稅，並沒有動太直接的稅，在歐洲我們在降一些直接的稅，這些都是根據國情來進行的。”
如何理解拉弗曲線中稅基和稅收收入的關係？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吳曉求指出，企業利潤增加了，企業活力增大了，經濟就是有活力了，開始培育更多的稅基，在特定的期限內，稅收會減少，但長期來說是使稅收收入有更加穩定的微觀基礎。
世界上所有減稅都是逆週期的，當經濟處於下行時，企業有各種困難，要有積極的財政政策，“這次我欣喜地看到，在李克強總理的督促下，減稅真的開始了。”吳曉求指出，財政政策過去在這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2018年7、8月份時，我對財政政策提出了批評，經濟這樣下行怎麼稅收還增長了14.4%？”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賈康則表示，對任何政府而言，客觀上不能沒有稅收，但最優稅率是多少，從來沒有人說得清楚，唯有通過立法把稅制的結構儘可能地合理化。賈康認為，要跳出財政看財政，一個宏觀財政政策回落到微觀上，讓它更好地發揮市場工作，搞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市場活力是不是可以發揮，這是最關鍵的問題”。
賈康指出，美國的稅是直接稅為主的，尤其是個人所得稅方面的設計，對經濟起到一個“自動穩定器”的作用。但與美國情況不同，中國除了減稅，還有降費的說法。比如說，“五險一金”我們是全世界最高水平，企業要交20%，此外還有多如牛毛的行政性收費。不合理成分更明顯的各種負擔怎麼降？這是中國改革的一個硬骨頭。
在博鰲論壇的演講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指出，這對企業是重大的利好，但對政府是巨大的壓力。我們要求各級政府自身必須過緊日子，壓縮一般性支出，盤活存量資產和資金，增加的收入和壓減的支出主要用於支持減稅降費，以此換取企業效益的提升和市場活力的增強，走出一條開源節用、惠企裕民的新路子。
如何保障政策落實到位？
如今，這個大大提振國內市場主體信心的減稅政策已出爐，後續能否不打折扣地落地，是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
賈康在論壇上指出，目前，中國企業和納稅人無論是交稅還是交費，總體感覺還是能逃避就儘量逃避，“稅務機關發現，基本養老繳費3/4是不足的，總理表態原則上不能再提高負擔了，這個就比較難辦了，有欠繳10%的，有欠繳90%的，這些都是中國的難題。”
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孫瑞標表示，大家對稅務工作寄予了很大希望，希望我們把這個工作落實到位。我們也是積極地落實國務院的放管服的要求，不斷地轉變服務理念，不斷地改變服務方法，不斷地嚴密監管體系，取得了一些進步。比如，信息化水平得到提升，2016年上線的金稅三期工程使整個徵管水平大幅提升；推出了稅收發展歷史上第一個以自然人為對象的系統；推出了全國統一規範的電子稅務局，使納稅人不受時間地點限制辦理稅收事項；精減了一千多項辦理納稅方面的資料工作等等。
此外，國稅總局還推出了一系列管理規範，比如納稅管理規範、徵收管理規範、稅務偵查規範、出口退稅規範。其中的納稅信用管理辦法，根據納稅人稅法遵從的情況分成五類，對納稅信用程度比較好的納稅人，給予綠色通道等更多便利，銀行對這些企業貸款也可以更加放心。對納稅遵從度差的，從嚴徵管，甚至列入黑名單，聯合各部門進行聯合懲戒。把納稅人分成低風險、中風險、高風險，管理更加規範和精準。
此外，提高法治化水平上，目前國內有18個稅種，其中8個稅種已通過立法，另外10個以國務院條例名義對外公佈。“按照中央要求，在2020年以前，要把所有的稅法上升為法律，使立法水平進一步提高，稅收法定原則得到落實。”孫瑞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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