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歷史文章，應該多一點實證的態度和功夫，比如遵照胡適當年所說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方法，以及現在在史學界頗得推崇的西方“年鑑學派”的治學方法，用這種態度和功夫去從事研究，得出的結論才可能是確鑿而非虛妄的。曾有一篇文章被許多報刊所轉載，即多年前首先在《北京日報》發表的《一個可疑的“藏書家”》，文章質疑《中國私家藏書史》一書將江青列入中國現代“藏書家”的名單，因為江青所藏的上萬冊圖書，“許多是搶掠來的”，比如其中一部北大教授王利器先生的私藏——日本人所寫的《管子纂詁》，等等。如此說來，江青合該被列入“中國現代搶掠家”行列了，不過，江青的萬餘冊藏書中，其來源都是靠“取諸於盜”麼？這有實證的材料麼？或者僅僅是作者充滿義憤的“懷疑”呢？
關於江青的藏書
所謂“藏書家”，據《中國私家藏書史》所引《四庫全書》乾隆的“聖諭”，其標準是：“其一人而收藏百種以上者，可稱為藏書之家。”當然，這只是指藏書數目上的多而已，清朝的“百種”，到了後來，大概就以數量單位的“萬冊”來代替了，此外，藏書須有相當的質量（如該書中所稱：其“應有相當比例屬於中國或世界歷代累積的優秀的基本文化典籍和工具書，或某一方面的系統收藏”），而且收藏家對之進行過“一定的整理和應用”，如果三項條件具備，就可以被稱為是藏書家了。在《中國私家藏書史》一書中，新中國的藏書家，仍然多為學者、教授、作家、實業家、銀行家等，政要則有徐特立、董必武、朱德、毛澤東（擁有六、七萬冊）、章伯鈞部長、李一氓副部長、張友漁副市長（先後藏有9萬冊）以及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4萬冊）、田家英（39個書架），此外，還有“諸城江青”（根據則是後來她有一萬餘冊書被退回，現存李訥處）。
江青的藏書，數目即達萬冊，質量估計也不可小視，大概其中不乏善本書之類，據說現在其部分也流散了出來，如有藏家自雲：其藏江青舊藏乾隆刊本的《家語疏證》，一函兩冊，完好如新，在每冊的封面左下方相同的位置，均有陰文“江青藏書之印”的痕跡，而書的封面鈴印則是江青藏書的特點，這一加蓋藏書印的方式，顯然與眾不同。論者懷疑江青舊藏書籍的來源有問題，這沒錯，這應該有許多事實可以得到證明，如取自王利器先生和葉淺予先生所藏的書籍和書畫等，不過，江青的私藏有多少系“取諸於盜”，有多少是“取諸有道”，考慮到她的書籍一定是被有關方面清理過而被“退回”的（也就是說，那應該是剔除了“搶掠”的所得的），也就是說，那上萬冊的書籍，應該是合法的。至於這些書籍的購得，當然，僅僅靠江青的工資收入是無法獲得的，這就大概要靠毛澤東的稿費來置辦了。在《毛澤東遺物事典》一書中，說到毛澤東的稿費去向，是：“一般用來給毛澤東買書，晚年印大字本書。除了毛澤東自己，有資格享用毛澤東稿費的，就只有江青了。”據《黨史博採》刊登的《毛澤東億元稿酬處置內情》一文披露：“從1965年至1976年，毛澤東先後提取了38萬元人民幣和2萬美元給了江青”（後來在毛澤東逝世後，她還5次要求繼承毛澤東的遺產），所以，所謂“藏書家”江青的所藏，在某種程度上不妨說也是毛澤東藏書的一部分。
藏書家資格也包括對書籍的“整理和應用”。說到江青，從她在1967年4月12日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為人民立新功》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她說：“我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多年來都是給主席作秘書，主要的是研究一點國際問題。在文教方面我算一個流動的哨兵。就是訂著若干刊物報紙，這樣翻著看，把凡是我認為較比值得注意的東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給主席參考。”除了刊物報紙，當然也包括了書籍。
據[美]R．特里爾撰寫的《江青全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書中言及江青的晚年，其雲：“在江青的一生中，八十年代後半期可能是她讀書最多的時期，絕大多數的書都取自她自己擁有一萬冊書的圖書館，由李訥帶給她，現在，這些書都堆在李訥的家中。”那麼，如果這些書籍假以天年，有機會得到整理或公示的話，想必上述爭議會得到澄清的。
另類的“藏書家”
論者質疑江青是“一個可疑的‘藏書家’”，當然首先是出於義憤，不過，正如古語所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這又比如另一位臭名昭著的“文革”人物康生。
說到收藏和才藝，康生的功夫據說不曾了得，王力在《王力反思錄》中說：“康生是我們黨內最大的書法家，是當代中國最大的書法家之一”，他還舉出陳叔通先生生前的一段話為證，即：“當代中國有四大書家，是康生、郭沫若、齊燕銘、沈尹默”，而王力又說：“康生的條件又是別人比不了的”：大地主出身（文物世家，從小臨帖）、投身革命後在上海的公開職業是開藝術照像館的（業餘大量時間用於練字）、甚至在共產國際工作間暇也是以寫字為樂，後來為了醫治腦患，“用頑強的毅力用蠅頭小楷抄寫西廂記”，等等。又據錢伯城先生的《關於康生》一文：“1961年，中央重提雙百方針，《人民日報》創學術版，報頭‘學術’二字即由康生題寫；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重印《寶晉齋法帖》，亦請康生題署書名，頗見別功。”在《田家英與小莽蒼蒼齋》一書中，著者陳烈說：“在中共黨內高級幹部中，若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涵養與鑑賞水平，康生往往要爭坐‘第一把交椅’。他在諸如詩詞、書畫、金石、戲曲等方面均有一定造詣，但恃才自傲卻大大超過了他的實際水平。”但畢竟是“有一定造詣”，於是書法，康生敢自稱他的左手書“康體”是“用腳趾頭夾木棍都比郭沫若寫得強”的，繪畫則上海“朵雲軒”曾在畫冊中收有其繪的國畫，按他自己的說法，所以用了“魯赤水”的畫名，就是“挑戰”齊白石的。
舉康生為例，以及以為江青可以入選“藏書家”，因為這是事實存在，不能因為他們有“搶掠”的行為就索性抹去他們的名字。其實，歷史上昏庸無道的君王和殘暴以逞的佞臣中，卻不乏才藝雙全的能人，如宋徽宗（書法），如阮大鋮（戲曲），如汪精衛（詩詞），等等，又如也是“藏書家”的陳群（1927年國民黨“清黨”的血雨腥風中，上海“狼虎成群”——屠殺共產黨和人民群眾的劊子手，就是楊虎、陳群這兩個人，後來陳群“下水”當了漢奸，他在擔任偽內政部長時大肆聚斂，建造了一座“澤存書庫”，那是一座非常有名的藏書樓，其中包括了沈增植“海日樓”的所藏）。上海的錢伯城先生說：“康生當然算不上什麼君子，只是《二十四史》‘佞臣傳’中的人物，他的惡事固然要揭露，但也不能為了宣傳效應，把他沒有做過的惡事，硬栽到他頭上。”這對江青一樣可以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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