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曾是社會主義大國，但是中國和南斯拉夫兩國領導人在對斯大林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若干重大問題的認識上出現過分歧。結果，在20世紀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毛澤東曾四次批判了鐵托，最終認為鐵托在南斯拉夫復辟了“資本主義”。
鐵托
至今，歷史的煙雲早已散盡，對於這場批判，20多年後，鄧小平在會見南斯拉夫客人時說：“當時我們自己也犯了點指手畫腳的錯誤……後來鐵托同志打開了兩黨關係的新局面，是他首先到中國來訪問……那個時候，我是以老戰友的身份同鐵托同志見面的，我們談得很好，達成了共同的諒解，就是過去的事情都不談了，一切向前看……”
一
1941年德軍侵入南斯拉夫，鐵托領導南斯拉夫人民進行了英勇的反法西斯戰爭。在抗擊德國法西斯的戰爭中，南斯拉夫主要依靠英國的援助，發展了自己的武裝力量---人民解放軍。1945年5月，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全國。
鐵托領導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戰爭的成功經驗，使毛澤東受到很大啟發：南斯拉夫能夠得到西方國家的援助，中國為什麼不可以？於是，毛澤東曾一度主張向鐵托學習，拿英美的錢，幹自己的事業。抗戰期間，毛澤東試圖爭取美國援助，這無疑是借鑑了鐵托的成功經驗。二戰結束後，中共中央曾多次談起南斯拉夫和鐵托的經驗。當時，毛澤東還想模仿鐵托，在中國組建人民解放軍。
不僅如此，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一封電報中甚至提出要借鑑南斯拉夫的經驗建立新中國的政體和國體。毛澤東在電報中說：“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之後，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除中共之外，所有政黨都要離開政治舞臺，這樣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毛澤東當時還認為，中國的“統一戰線要研究南斯拉夫的經驗”。中國共產黨在缺乏政權建設經驗的情況下，毛澤東主張在政黨制度方面學習和參考南斯拉夫的經驗，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過，這一想法後來並沒有付諸實施，新中國建立的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
可是，好景不長。1948年夏天后，毛澤東開始由學習鐵托轉向批評鐵托。毛澤東對鐵托的態度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大的轉變呢？這同斯大林制裁南斯拉夫有關。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斯大林把他建立起來的蘇聯模式強制推行給其它共產黨國家，要求各國照搬照抄。鐵托在建國初期，曾模仿斯大林模式，把工業、銀行以及商業統統收歸國有，建立了高度集權的體制。不久，鐵托發現斯大林模式存在很多問題。於是，鐵托在社會主義建設上開始採取不同於蘇聯的做法，這使斯大林感到不滿。1948年3月，南斯拉夫同蘇聯發生衝突。6月28日，蘇聯操縱歐洲共產黨情報局通過了《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對南共進行公開指責，並將南斯拉夫開除出情報局。決議說：“以前用偽裝形式存在的民族主義分子，在過去五六個月中，在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機關中取得了統治地位，因此，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機關就背離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國際主義傳統，走上了民族主義的道路。”
歐洲共產黨情報局開除南斯拉夫的決議公佈後，一時間，全世界都為之震驚。東歐各國共產黨無條件地贊成和支持了蘇聯共產黨的決定，紛紛表明自己的態度和立場。由於一系列複雜原因，特別是當時處在兩大陣營尖銳對立的形勢下，7月10日，中共中央也通過了一項關於南共問題的決議，不得不表示支持情報局的做法。11月7日，《人民日報》還發表了《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文章，批評南斯拉夫。1949年8月28日，毛澤東批評“南斯拉夫的鐵托政府”是美國資產階級政府的“幫手”。
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認為中國共產黨有“民族主義”的表現，與南斯拉夫共產黨很相似。儘管毛澤東站在蘇聯一邊批評了鐵托，但是，斯大林仍然對毛澤東不放心，懷疑毛澤東是“半個鐵托”，擔心中國會同南斯拉夫一樣走上一條獨立於蘇聯的道路。1948年夏，蔣南翔率中共代表團到莫斯科和東歐國家訪問的時候，驚訝地發現，那些國家的共產黨人竟然把毛澤東和鐵托相提並論。這年9月，蔣南翔在給中共中央的一份報告中說：在斯大林和蘇聯共產黨人的內心深處，人們還不能忘記蘇德戰爭前後中共所表現出來的類似南斯拉夫共產黨人那種“民族主義”的態度。
同一時期，西方輿論界也發表了同樣的議論，說蘇聯人存在著上述擔心。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所屬的國務院計劃署有一份分析報告，其中就提到了“亞洲鐵托主義”。甚至連國民黨人當時也看出了這一點，國民黨內政部長彭昭賢在與蘇聯大使談話後覺得，蘇聯對中共有懷疑，擔心中共會步南斯拉夫的後塵。南斯拉夫領導集體內部也有同感，認為毛澤東是“第二個鐵托”。
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後，斯大林基於蘇聯國家安全利益考慮，試圖控制東歐各國，以便把這些國家變為蘇聯的緩衝國，結果加深了蘇聯同南斯拉夫的矛盾。鐵托後來在談到蘇南衝突時說：“對於像我們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來說，任何時候都不能同意充當別國的衛星國，或者屈服於人。”無獨有偶，1949年4月，《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發表了《中國會成為莫斯科的衛星國嗎？》一文。斯諾直言不諱，在文章中索性把毛澤東比作鐵托，並且斷言：“中國將成為一個共產黨治理下，不跟莫斯科指揮棒轉的大國。”斯諾的文章，使斯大林更加懷疑毛澤東是“半個鐵托”。關於這一點，在1949年12月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時得到了驗證。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斯大林對中國做了一些錯事，“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那麼，毛澤東何時才摘下了“半個鐵托的帽子呢”？毛澤東說，那是在抗美援朝開始後，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打擊美帝國主義，斯大林開始放心了，“覺得我們不是半個鐵托，是國際主義者，是真正的共產黨”。
說實話，1948年毛澤東對鐵托的批評是言不由衷的。斯大林逝世後，毛澤東承認中國當年不應該批評鐵托。1956年9月24日，毛澤東在與參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談話時道出了當年批評鐵托的苦衷。他說，那時我們不聽斯大林的話不行，“蘇聯提出這樣的意見，我們不同意也很難辦”。因為“當時有人說世界上有兩個鐵托，一個在南斯拉夫，一個在中國”。毛澤東還對南共代表團說：“我們過去對不起你們，欠了你們的賬。殺人償命，欠債還錢。”“1948年我們寫文章批評你們。其實也不應該採取這種方式，該和你們商量。假如你們有些觀點是錯了，可以向你們談，由你們自己來批評，不必那樣急。”毛澤東認為，在報紙上批評外國的黨，成功的例子很少。這次事件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
二
毛澤東雖然承認他過去批評鐵托有不妥之處，但這並不意味著毛澤東同鐵托之間的隔閡就從此消除了。由於毛澤東和鐵托在對斯大林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等若干問題的認識上存在較大分歧，所以，在赫魯曉夫於蘇共二十大上批評斯大林後，特別是在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發生之後，毛澤東和鐵托的關係又緊張起來，其導火線就是鐵托的普拉演講。
1956年11月11日，鐵托在南斯拉夫海濱城市普拉向伊斯特里亞的共產主義者聯盟積極分子發表了一場演講，這就是著名的普拉演講。在演講中，鐵托談到了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根源，對蘇聯在這兩個事件中的表現既作了肯定，又提出了批評。鐵托還說，赫魯曉夫雖然批評了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但問題不僅僅是個人崇拜，而是“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此外，鐵托還指出，在蘇聯和各國共產黨內都存在一種“斯大林主義”的傾向和“斯大林主義分子”，並對此進行了抨擊，甚至號召把各國的“斯大林主義分子”趕下臺。鐵托的演講，在國際社會掀起軒然大波，也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關注。
毛澤東認為，對待斯大林，既要肯定他的成績，又要批評他的錯誤。11月15日，也就是鐵托發表普拉演講的第四天，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赫魯曉夫丟掉了。於是鐵托就拿起這把刀子殺人，大反“斯大林主義”。這把刀子我們中國沒有丟，我們是：第一，保護斯大林；第二，批評斯大林。
鐵托的普拉演講，實際上把如何評價斯大林的問題再次擺在了中國共產黨面前。11月25日至29日，中共中央連續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著重討論鐵托的普拉演講，特別是他提出的反“斯大林主義”和反“斯大林主義分子”問題。與會者認為，鐵托的說法完全搬用了西方資產階級對共產黨的汙衊，這是西方分裂共產黨、分裂社會主義陣營的惡毒做法。針對鐵托提出的“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分子”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談了他的理解。他說：“所謂斯大林主義，就是斯大林生前的思想和觀點。所謂斯大林主義分子，無非是指贊同斯大林觀點的人。”
中共八大期間，毛澤東在同南聯盟代表團談話時說過：“我們和你們不同，你們在鐵托自傳中提到斯大林的錯誤，因為你們和蘇聯斷絕了關係。”所以，針對鐵托的演講，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不禁問道：“斯大林的思想和觀點怎樣？”他認為斯大林的思想和觀點基本上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雖然其中有些錯誤，但主要方面是正確的。毛澤東對斯大林的評價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因此，毛澤東指出，所謂斯大林主義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確的，他們是有缺點有錯誤的共產黨人，是犯錯誤的好人。根據這個評價，毛澤東認為“鐵托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鑑於這樣的考慮，毛澤東提出要把鐵托的觀點駁倒，否則國際共產主義隊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所以，毛澤東說：“斯大林主義非保護不可，糾正它的錯誤，就是好東西。”毛澤東明確表示，斯大林這把刀子中國不能丟。“這是我們的資本，跟列寧主義一樣”。
在1956年11月29日的會議上，毛澤東說，對鐵托，我們要批評，通過批評達到團結。他提出要寫一篇文章，就斯大林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闡明中國共產黨的觀點，並初步設想文章的題目叫做《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後來，這篇文章在《人民日報》正式發表時改為《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11月30日，毛澤東在談到文章的基本論點時說，要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要分清敵我，不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對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過去在南斯拉夫問題上犯了錯誤，用對待敵人的辦法對待鐵托。現在，鐵托又同樣用對待敵人的辦法對待斯大林以及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這是錯誤的。鐵托把這些人稱為“斯大林主義分子”加以攻擊，這是在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隊伍，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毛澤東由此提出，對於人民內部矛盾，只能採用人民內部的民主說理的方法來處理，不能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
接著，毛澤東在12月2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進一步闡述了他對“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分子”的看法。他說：我們要講清楚“什麼是斯大林主義，為什麼把共產黨分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錯誤的”。他堅持認為，“斯大林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確切地說，“是有缺點的馬克思主義”，而“非斯大林主義化就是非馬克思主義化，就是搞修正主義”。毛澤東甚至認為，鐵托的演說，就是修正主義出現的標誌。這為後來中國進一步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埋下了伏筆。
12月下旬，毛澤東曾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和修改《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12月27日下午，毛澤東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文章的修改問題。毛澤東說他等著看稿子，胡喬木、田家英、吳冷西三人連夜在中南海居仁堂修改文章。他們修改完一段，毛澤東就看一段，他邊看邊改，一直工作到次日清晨。文章經毛澤東認真修改和審閱後，於12月28日晚向全國作了廣播。29日，又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這篇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在肯定鐵托演講有其積極的一面後，又指責了鐵托對兄弟黨所抱的對立態度，特別是對鐵托把所謂“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分子”作為攻擊對象表示不滿。
文章說，鐵托同志在最近的言論中，“對於斯大林的錯誤和其他有關問題所採取的態度，據我們看來，不能夠認為是全面的和客觀的。南斯拉夫的同志們對於斯大林的錯誤抱有特殊的反感，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也同意鐵托同志這次演說中的一些論點，例如對於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譴責，對於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的支持，對於英、法、以三國侵略埃及的譴責，對於法國社會黨採取侵略政策的譴責”。
但是，鐵托在演講中幾乎對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和許多共產黨都進行了批評，並斷定“頑固的斯大林主義分子……在各國黨內設法繼續保持他們的職位，他們再一次希望鞏固他們的統治，把這種斯大林主義傾向強加在他們的人民的頭上，甚至別國人民的頭上”。鐵托還說：“我們必須同波蘭同志們一起反對其他國家的---無論東方國家的或西方國家的---黨內出現的那種傾向。”對於鐵托的這些言論，文章明確指出：鐵托同志把“所謂‘斯大林主義’、‘斯大林主義分子’等等作為攻擊的對象，並且認為現在的問題是‘在南斯拉夫開始的’路線和所謂‘斯大林主義路線’哪一個得勝的問題，這種態度是不正確的。這隻能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引向分裂”。文章還說，即使鐵托對兄弟黨的批評有某些合理的部分，但是他所採取的基本立場和方法都違背了同志式討論的原則。所以，文章說：“我們不能不向南斯拉夫的同志們提出兄弟般的勸告。”
三
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南斯拉夫曾一度照搬了蘇聯的經驗。同歐洲共產黨情報局決裂後，南共中央認真審視了本國的政策。
1951年，鐵托在答外國記者問時說：“我們在以前的政策中犯了錯誤，表現為完全倒向蘇聯，而不是從一開始起，也即從戰爭結束起就奉行比較自主的政策。這對我們十分有害……在經濟發展方面，我們也犯了錯誤，我們照抄了蘇聯的方法。我們仿效蘇聯的榜樣，而且是錯誤地仿效。現在我們明白了。”
為了拋棄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南斯拉夫開始實行工人自治，由此開了社會主義國家改革蘇聯模式的先河。1949年12月，南共中央發出關於國營企業成立工人委員會的指示，推廣工人自治。起初在215個企業中建立自治機構，後來擴展到800多個企業。在這方面，南共領導人片面地理解了馬克思主義根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情況作出的有關論斷，把它們套用到經濟、文化都相對落後的南斯拉夫，認為工人階級在掌握國家領導權後，國家就應當逐漸消亡；認為國家直接干預經濟、權力過分集中，是產生官僚主義的根源。在他們看來，從現在起，就應該為國家的消亡、尤其是經濟職能的消亡做準備。工人直接管理生產資料、支配勞動成果，就是為國家經濟職能消亡創造條件。所以，南共中央把工人自治作為突破蘇聯模式、實現“非官僚化”、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加以推廣。
工人自治實施不久，1952年11月，南共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主要討論了自治條件下黨的任務和作用問題。大會認為，工人自治對於進一步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民主具有重大意義。大會決定實行黨政分開、權力下放，認為黨不應該直接對經濟生活、國家生活發號施令。南共六大在促進南斯拉夫社會政治生活民主化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也導致了黨的領導地位的逐漸削弱。鑑於南共被情報局開除，為了使南共同其他各國共產黨區別開來，大會把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名稱改為“共產主義者聯盟”。
南斯拉夫實行工人自治，固然有其積極的一面。但是，他們把工人自治同國家消亡過早地聯繫起來是不恰當的。在當時複雜的國際形勢下就開始談論國家的消亡，為時尚早。而且，也不能人為地取消國家的經濟職能，國家仍然要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因此，南共在擺脫蘇聯模式、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指導思想上產生了嚴重失誤。他們沒有從南斯拉夫是落後的多民族國家這一基本國情出發，而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在如何對待斯大林模式的問題上，毛澤東與鐵托有不同的看法。毛澤東雖然也強調走自己的道路，但更多地是維護這一模式並按自己的標準去衡量，他認為鐵托改革斯大林模式就是在南斯拉夫搞“修正主義”。1958年4月，南共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南共聯盟新綱領。這個綱領繼續批判了斯大林把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民主對立起來的做法，認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將越來越少地藉助於政權，而越來越多地通過社會自治機構在促進社會主義發展的鬥爭中發揮自己的作用”。
對此，1958年5月4日，《人民日報》為紀念馬克思誕辰140週年，寫了《現代修正主義必須批判》的社論。這個社論在發表之前，曾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閱完後說：“此件寫得很好，即刻照發。”5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篇社論，把以鐵托為首的“南共領導集團”說成是美帝國主義的應聲蟲。社論說，最近結束的南共七大通過了“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草案”，“這是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的綱領”。它“集中地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對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陣營加以醜化，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陣營則加以美化”。所以，這個綱領“恰恰是符合帝國主義者---特別是美帝國主義者的需要”。
社論繼續肯定了1948年6月共產黨情報局通過的《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認為這個決議中“對於南斯拉夫共產黨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而陷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錯誤所進行的批評，基本上是正確的”。社論繼續批評了鐵托的普拉演講，認為鐵托說的“這些話充分暴露了他們的野心”，就是想“引誘工人和其他勞動者走上向資本主義投降的道路”。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期間，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莫斯科會議的決議》，這個決議宣稱：“南共代表大會有權利通過自己的綱領，各國共產黨同樣有權利，也有責任，批判南共這個修正主義的綱領，為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而鬥爭。”
針對中國的批判，6月15日，鐵托在南斯拉夫伊斯特里亞半島拉賓發表了演講。他說：“事與願違，我們卻因此遭到其他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無法接受的理解。”他舉例說，“中國領導人”批評了南斯拉夫，“就像在1948年常見的那樣，發表文章和講話”。
1962年7月23日前後，鐵托發表過幾次講話，透露南斯拉夫出現了經濟困難的局面，有些人懷疑工人自治，承認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個方面正在發生“各種反常現象和消極現象”。鐵托還說，最近召開的南聯盟中央全會未能提出使南斯拉夫擺脫經濟困難的辦法。7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南斯拉夫經濟困難重重社會弊害叢生》的新華社通訊。毛澤東為此寫了一個批語說：“南斯拉夫反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好嗎？”11月27日，毛澤東在給阿爾巴尼亞領導人恩維爾·霍查的《祝賀阿爾巴尼亞獨立日和解放日的電報》中還讚揚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同以南斯拉夫鐵托集團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者進行毫不調和的原則性的鬥爭，對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起了重大的作用”。
1963年9月6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簡稱“三評”），批判了鐵托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這篇文章不僅“由毛主席審定”，而且毛澤東還對文章“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並作了許多重要的修改”。文章列舉了“鐵托集團”自1953年到1963年所制定和頒佈的有關扶持私人資本、私人企業發展的各種政策和法規，認為這些政策和法規的實施，不僅使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資本主義”獲得迅速發展，而且使“農村資本主義勢力迅速氾濫”。文章說，這是“鐵托集團”“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的一個重要方面”。此外，文章還認為“鐵托集團”已經把無產階級專政蛻變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專政”。文章由此得出結論：南斯拉夫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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