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巖——到底是一項怎樣的運動？在它的背後又是什麼樣的心理狀態讓挑戰者坦然面對生死，克服人類天性中的恐懼感？我和大多數人一樣，對此充滿了好奇。
記者/卡生 攝影/rocker
職業攀巖者劉永邦在暴雨來臨之前，在青島完成了一條V7難度的抱石線路
亞歷克斯在中國
自由攀巖從有攀巖運動那天開始就已存在。當你在搜索詞條中輸入“自由攀巖”四個字時，第一個自動關聯詞條便是在詢問紀錄片中的主角亞歷克斯·霍諾爾德（Alex Honnold）是否還活著。這項全球危險係數最高的極限運動的發展建立在一連串的死者名單之上。“至今從事自由攀巖並且健在的人之中，一隻手都可以數得過來。”曾經有過自由攀巖經歷的攀巖攝影師王振（Rocker）說。
很少人知道，《自由攀巖》的華裔導演金國威（Jimmy Chin）在計劃拍攝這部紀錄片之前曾和亞歷克斯一同來過中國，並打算在中國貴州格凸取景拍攝，但最終在紀錄片裡只收錄了醫生給亞歷克斯按摩的鏡頭。對此，王振的解釋是：“對於金國威來說，這段在中國的拍攝或許會在將來另作他用，格凸僅有180米高，而且巖壁上好多樹，難度係數只有5.10B，最後的成片沒有關於在中國攀巖的內容，從我的角度看，我覺得中國這部分攀登對亞歷克斯的經歷來說太弱，美感和巖壁難度都不夠。”
2016年4月金國威通過朋友找到王振，希望他作為中方製片人參與到這部片子的拍攝，當時簽訂了保密協議，王振負責安排團隊在中國境內的所有行程，對於一個攀巖攝影師，能和攀巖界頂級團隊一起工作，並與自己的偶像同行，這讓王振既期待又緊張。出發前他發了一個朋友圈：“不要輕易放棄那看似遙不可及的夢想，無論多麼微小的種子都可能開花結果。”
據王振回憶，參與中國區拍攝的團隊一共有六人，除金國威和亞歷克斯外還有三位攝影師，王振在團隊中負責拍攝工作花絮、素材備份，以及次日拍攝計劃的執行。“攀巖的日子簡單充實，我們一般7點早餐，8點就往大洞走，不到10點就開始了。最先是亞歷克斯分步路線，然後在每段頂固定好拍攝路繩，後面攝影師就沿路繩爬升，拍攝最後結束攝影師來做收繩工作。因為團隊都是攀巖高手，幾乎不太需要具體的安排，配合相當愉快。”王振說。
聊起金國威和亞歷克斯的關係，王振用了一個有趣的詞“Dirtbag”形容，翻譯成中文是“巖棍”或稱為“流浪攀巖者”，也就是說他們認識多年，還在彼此都還沒有被大眾認知的時候，就是一起泡在“巖壁”上的好夥伴。王振曾經問過金國威，是否在拍攝過程中會擔心亞歷克斯。金國威很平靜地說：“我跟亞歷克斯爬了很多年，我瞭解他。他不是那種粗糙的人，他做事很認真很仔細，剛開始我反對他自由攀登，但是我瞭解他的能力，他在攀巖這件事上特別聰明，他特別會分配自己的體能，該休息決不勉強。他在優勝美地爬大巖壁，好幾次都在中間找平臺小睡一會。”
雖說亞歷克斯是公認的攀巖天才，做足了所有的前期工作，那些看上去命懸一線的動作全部通過了反覆的演練，但是金國威在亞歷克斯成功登頂前還是無法抑制地擔心。作為同是攝影師的王振，他對金國威拍攝自己好朋友自由攀巖的心情感同身受。
亞歷克斯·霍諾爾德在嘗試格凸大洞裡一條難度達到5.14b的長距離結組線路
這不是王振第一次拍攝自由攀巖，2013年他拍攝過國內數一數二的自由攀阿迪達斯運動員黃周文。“黃周文對自由攀巖可以說是十分的痴迷，他比我小几歲，因為共同的愛好我把他當作自己的弟弟。那年他準備在陽朔自由攀巖幾條路線，想找我去給他拍紀錄片，我是很瞭解他的個性和攀巖風格的，很信任他的實力，後來我答應了拍攝這個片子。”在拍攝之前，王振說他其實沒有什麼感覺，但當在巖壁上加好機位準備拍攝時，“從取景器看到他在一個只有一個指節寬度上的小點上做動作的時候，我已經開始不自覺地發抖了，並不是我恐高，而是心裡突然湧出各種可怕的想法。我擔心我的這個好哥們在我眼前摔下去，萬一呢……”《自由攀巖》裡真實記錄下了團隊對亞歷克斯的擔心，不僅僅是金國威，在拍攝過程中，甚至有攝影師站在山腳下發誓再也不想拍自由攀巖。
王振懸掛在懸崖上進行拍攝，搭檔格里夫捕捉到了他工作的瞬間
我問王振：“你能理解亞歷克斯對自由攀巖的痴迷嗎？”
他說理解一部分，並跟我聊了聊關於他過去自由攀巖的故事。“我出生在青島，從小喜歡攀爬學校的大樹、家裡的廂房以及不遠處的小山包，後來無意中看到一本攀巖的雜誌，我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畢生的追求——攀巖。我記得2000年那會還沒有多少關於攀巖的信息，也沒有過多的資源和一起攀巖的夥伴，我當時年紀小，對安全沒什麼意識，準備自己自由攀巖一條20多米的線路，結果在接近完成的時候，上面的石頭破碎，我在一片白色的迷霧中轟然落地，左腿股骨幹粉碎性骨折。4年後當我重新回到巖壁上，超過4米的高度我的雙腿就會不自覺地發抖，而且在夢裡腿斷了無數回……”
王振聊起自己的故事，聽的人倒吸一口涼氣。如果不是當時跌落點中間有一個平臺撞擊到腿骨給了他緩衝，如果不是身體換了一個方向平摔到灌木叢裡，那麼王振早已不在人世。“所以我說我有一部分是理解亞歷克斯的，所有從事自由攀巖的挑戰者，內心裡是有特殊需求的，有的人他總是會要選擇站在恐懼之上，並讓這樣的恐懼成就自己。”
王振作為中方製片人的十天中，和《自由攀巖》的攝製團隊同吃同住。據他回憶，他有一次被亞歷克斯嚇到，在一個休息日，亞歷克斯提出讓他開車帶著四處逛逛。王振想，萬一這哥們想要來一段自由攀呢，所以出發時把拍攝器材和無人機放在了後備廂裡。當他把車開到了CMDI Wall，亞歷克斯和金國威走在最前面，看到金國威不一會兒回來說，亞歷克斯已經在爬了。“這還了得，我趕緊取出無人機，等我扛著機器到了山腳時，亞歷克斯距離登頂180米只剩幾十米，等我把無人機拉近一看發現，亞歷克斯光著上身，身上揹著小包，穿著運動鞋正在岩石上輕鬆自如地攀爬。”後來王振才知道，亞歷克斯看似隨意地攀爬，其實他已經默默研究路線許多次，只不過他可能覺得這條路線沒有必要拍攝，他去爬純粹是為了給自己找點樂子。
在不攀巖的時候，亞歷克斯就像一個羞澀的大男孩。“你很難知道他腦子裡在想什麼，純素不沾油葷，為了環保習慣用身邊的塑料瓶喝水，每天穿的那條破洞藍色短褲金國威說穿了三四年也沒扔。他一切看上去很樸實，一心紮在攀巖上，手指每扣住一塊大石頭，彷彿心裡就更踏實一些。只有在成功登頂時，這個大男孩才會露出久違的笑容。”
金國威在準備自己的攀巖設備，他準備用這些設備上升到90米高的拱頂下拍攝亞歷克斯·霍諾爾德
如何面對死亡？
像亞歷克斯這樣集技術、體力、特殊心理於一體的無保護措施的自由攀巖，在世界範圍內都是極少數人的選擇，屬於極限中的極限。王振說，《自由攀巖》的獲獎讓很多人對攀巖產生了興趣是個好事，但是隨之而來的是誤解——徒手攀巖是在死亡邊緣體驗的個人運動。其實，在有保護措施的情況下，攀巖更多依賴縝密的計劃、團隊的合作來最大限度地規避風險。如何信任你的同伴才是這項運動最有意義的部分。
要想理解有保護的徒手攀巖，他向我推薦另一個關於攀巖的紀錄片《黎明牆》（The Dawn Wall），在豆瓣上以9.2的高分成為攀巖愛好者的心頭好。山還是那座山——美國加州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的酋長巖，然而線路完全不同，故事中的恐懼、失意、挑戰也顯得更能被理解。
加拿大蓮花塔腳下的山谷裡，王二跳過一條小溪前往即將要攀爬的線路下觀察
在《自由攀巖》紀錄片裡，《黎明牆》的主角湯米·考德威爾（Tommy Caldwell）也曾出鏡，當他得知亞歷克斯將要無保護措施地自由攀酋長巖時，夢見亞歷克斯來找他並且開始哭著給他看自己受傷的骨頭。如果說，亞歷克斯是一個“攀巖瘋子”，那麼湯米的故事更容易讓我們離攀巖的真相近一些。
影片裡講述了湯米22歲時在攀巖過程中成了吉爾吉斯斯坦叛軍人質，最後在對峙了20天后，他將一個叛軍推下懸崖。這個意外事件改變了他的人生，接踵而至的是離婚、意外中失去了食指。眼見生活將會一片狼藉收場，他決定在攀巖中重新獲得生活的力量，日復一日地訓練自己的斷指，花了六年時間規劃路線。紀錄片裡沒有命懸一線的緊張刺激，更重要的是講述兩個同伴之間如何共同面臨無數次的失敗與困境。湯米最後對同伴凱文說只有他們兩人一起登頂才是成功時，比任何一部好萊塢兄弟情的影片更打動人心。
這個紀錄片讓我對中國登山協會國家級定線員王志明曾說過的一句話越發理解：“無兄弟不攀巖，一人在巖壁上攀爬，另一人在下面做保護，你的安全其實掌握在下面的兄弟手中。徒手攀登最重要的是有一個值得信賴的同伴，一個人作為先鋒往上爬，一邊在恰當的位置放置保護支點，然後把繩子扣進支點，跟攀者跟進，重複交替最終完成攀爬的路線。”
王志明，在圈裡更為人所知的名字是“王二”。昆明人王二在1999年就開始接觸攀巖，之後一邊學習攀巖一邊學習開闢線路。“那時候條件不好，戶外用品店裡都買不到攀巖的裝備，只有到了北京、廣州才能買到基本安全裝備，沒有攀巖鞋的時候，穿著解放鞋就上了。現在回頭看看，當年裝備緊缺的情況下，鍛煉出了一批國內一流的定線員。”因為攀巖項目沒有真正被大眾認知，還鬧出過不少誤會，2003年開始，王二和同伴劉喜男等人想要在昆明西山開闢大巖壁路線，由於時間沒掌握好，天黑還沒有登頂引來了救護車和消防車。第二年春節過後，幾個同伴再接再厲，終於開發出雲南省第一個多段式大巖壁攀登路線並命名為“鯉魚跳龍門”，這對當時的攀巖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劉喜男不僅是王二的至交好友，更是攀巖壁上的好搭檔。2007年噩耗傳來，全國攀巖冠軍劉喜男在四川巴塘縣黨結真拉山區發生滑墜不幸身亡。這對王二來說是一個晴天霹靂的噩耗，意外發生已經過去十幾年，王二依然不願多提當年搭檔劉喜男的意外。在王二的博客裡，每一年都會在劉喜男遇難的那天寫一篇文章，最近一篇裡寫道：“每年的三月底、四月初總是心神不寧。現在我已為人父親，正努力做一個稱職的父親，待到女兒長大，一定和她分享我們的故事和我們的青春……”
王二告訴我，是攀巖給了他看待世界不同的視角和維度。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世界是平行的，而對他來說，只有當你的指尖觸摸到巖壁，在每一個裂縫中找到不同的支點，挺進下一個目標，你才能感到活著的美好。從劉喜男意外發生之後，王二把“安全”二字放大成最重要的攀巖規則，“要做一個理性冒險的人，你有權利放棄”。王振告訴我，王二和妻子的感情很好，妻子給他下了死命令：攀巖可以，但不能過雪線。王二這些年來也一直在踐行給妻子的承諾，在綜合評估過風險之後，撤退並不是最壞的選擇。
對於攀巖者來說，身邊多多少少有幾個已經去了的朋友，王二說：“作為一個攀巖定線員，每開闢一條新的線路，就像我給這個世界又留下了點什麼。在2014年我和同伴們在昆明西山開發了一條新的路線，我們叫它‘那一年’，以懷念那些一起戰鬥過、已經離開的朋友。”
飛行員瓦侖有著30年的駕機經驗，他正在指導他的兒子在積雨雲中尋找空檔衝出強對流雲層
瓦侖的莊園外升起了漂亮的北極光
為什麼攀巖？
“當我把頭燈打到了最高能量檔，照向這似乎無窮無盡的裂縫上方，夜空會被刺破似的往後退縮，但很快穩住了陣腳，牢牢地站住防線，目視範圍內0.75～2的裂縫依舊默默延伸而毫無保護站的半點蹤跡，而我身上只剩下適合保護的機械塞只剩下三個，離登頂還有60米的距離。這一刻我的意志和身體同時讓我拿起了對講機：‘王振（Rocker），咱們撤吧！’”王二在北美加拿大蓮花塔攀登報告裡寫道。
這是一次並沒有完成登頂的旅程，但是足夠精彩。連續26個小時不吃不喝的攀巖，讓王二和王振感到了疲憊，當他們兩人決定撤離，做好保護站，打好抓結，繩子掛進ATC，鎖好主鎖，東方已經泛白，突然間漫天的極光，照亮了整個山區。“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極光，在距離山頂不遠的距離，任何言語都顯得單薄。”王振說。
加拿大蓮花塔一直有“不可攀登之環”的稱呼，曾經有攀爬過的巖友這樣說，蓮花塔是一次獨立的洲際攀登，在於攀登中對自身能力和攀登風險的衡量和計劃的執行，還在於攀登後你們謙遜的總結，還在你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回饋：蓮花塔之美、Cirque之洪荒還有每一段線路給予的知識和經驗，而不僅僅是對於登頂的執念。
王振沿著一條長度達到650米的繩索上升，7天裡他將生活工作在這條繩子上，拍攝旁邊正在攀登的運動員何川
起初對加拿大蓮花塔產生興趣的是王二，聽到“不可攀登”時引起了他的興趣，起初在隊伍的選擇上，王二想要組建一個四人團隊，首選是合作多年的同伴Griff、2000年相識的王振，以及登山運動員周鵬，由於簽證和個人的原因，四人團隊最後變成了“二王”團，100公斤行李合計六個揹包由兩人分擔。
王振剛落地就復發了突然性耳聾，加上陰雨天氣似乎給這趟遠行攀巖開了一個糟糕的頭。“我當時覺得自己已經不行了，身體條件不允許我拍攝和攀巖，結果王二給我吃了幾顆藥，我睡了整整24小時，奇蹟般的復原了，後來我才知道王二給我吃的是暈車藥。”王振對此哭笑不得，進山前他們經歷了30年老舊顛簸的水上飛機，行走在去往大本營的途中還看到了許多新鮮的熊糞，兩人為此還準備了人手一罐的防熊噴霧，“一開始走在湖邊的時候還期待能碰上熊，後來晚上我們試了試防熊噴霧，三米遠的距離噴出一堆辣椒麵來，慶幸最後沒碰上”。
抵達了大本營後，王二和王振很快和其他的攀巖愛好者打成了一片，當然這要歸功於他們從白馬鎮上背上山的三公斤威士忌，大本營裡就聊開了天，兩人順便做起了採訪。“與不同地區的攀巖者的交流是旅行中最大的收穫，每個人都有來攀巖的理由，遇到一對加拿大夫婦來看望他們攀巖的兒子，老人聊起雖然知道攀巖有風險，但他們依然為兒子的選擇感到興奮。攀巖可以塑造自己孩子的品格，一千個攀巖者會有一千個不一樣的答案，而這個是讓我們最感動的。”
來自德國的大巖壁攀登高手伊娜和盧卡攀爬到新疆阿合奇的一個小山包上，眺望遠處的高原荒漠
蓮花塔的天氣變幻莫測，連續兩天的降雨讓兩人一再等待。三天之後的凌晨3點出發將行李背到巖壁根部。王振在拍攝過程中發現，爬得越高王二放保護點的距離就變得越遠，王振心裡開始犯嘀咕。“我擔心王二太想登頂成功，所以對安全產生了不太正確的判斷，後來我們攀巖的路線似乎發生了偏離，越往上走已經沒有縫隙可以設置保護站，王二身上只剩下三顆塞子，這就意味著如果繼續他將無法返回，直到對講機裡聽到他說撤退，我才鬆了口氣，這還是我認識的王二，他沒有因為想要登頂而忘記我們攀巖的初衷。”
王二在日記裡寫道：“從12段開始裂縫系統開始變細，巖壁表面佈滿了形狀各異的黑色疙瘩，這時的攀巖已經是幾乎純粹的平面攀登，在如迷宮般的疙瘩裡各種橫移挪騰真是我職業生涯中最棒的經歷之一。”你可以在這段描述裡看出王二那種無法抑制的愉悅，但如同他曾告訴我的，在無法保證安全的時候，你需要留有遺憾，他知道更重要的是他的愛人和孩子在等待著他回家。
撤退的第二天，王二返回岩石根部去取行李，發現昨天起步的左側發生了岩石崩塌，心有餘悸，這或許是每一個在面對自然的人類需要感到渺小的時刻，“並不是每一段旅程都是完美的，面對缺憾並珍惜它”。
我記得在最開始採訪王二時問他的一個問題：“你為什麼要攀巖？”王二說：“Life is hard。Play now。”
王振把和王二一起攀登蓮花塔的故事拍攝成了一部紀錄片《蓮花塔》。為什麼要攀巖，也是他們也一直在找尋的答案。紀錄片結束時，王振錄了一段攀巖愛好者吹著口琴唱的民謠：“溪水在流動，永不停歇，就像我的人生，我們必須奮鬥直到死亡來臨，每天的太陽都代表著希望，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攀巖，浪費時間也在所不惜……”
（特別鳴謝中國地質大學登山隊指導老師鄧軍文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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