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的重要性一直以来都是安邦智库关注的重点，在不久之前，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也应邀前往山西，与数百名山西当地的民营企业家碰面，用田野调查的方式，感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情况。
的确，尤其是在中央领导反复强调两个不动摇之后，中国民营经济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认可，不过实事求是的说，对于发展民营经济，我国在政治上和中央政策上一直都是支持的态度，并且从未改变。
但为什么近年民营经济却感到发展环境日益艰难？为什么陈功先生在山西所看到曾经信心勃勃的民营企业家如今却信心不足？
-01-为何民营企业信心不足？
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无论是在促进GDP增长方面、还是创造就业岗位以至增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民营经济的贡献度早已大大超过了央企国企，它们是整体经济和社会保持活力与增长的根本，这点早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了。
但在历史和现实中，民企在现实的营商环境中却处处受限，制定者在制定很多大的战略、规划时，没有考虑民企，许多重大项目的设立、资金支持以及配套政策，也都是围绕国企来做的。
即便政府是发自内心想支持民企并在舆论上给予支持，但如果政策不能落到实处，民营企业对未来的信心以及投资动力就不可能真正形成，依靠民营经济的活力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设想也无从实现。
因此，在安邦智库看来，如果民营经济的政治地位和中央的政治认可没有变，很显然，一定是具体的发展环境和政策执行出了问题。
从国内民营企业近年的反映来看，除了每个企业都必须面临的市场问题之外，民企在现实发展中仍然面临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发展障碍：融资问题、市场准入问题、审批障碍问题、税赋问题、成本问题、政策倾斜问题、信用环境问题、人才问题、劳动法问题、政府寻租问题、法治环境问题层出不穷。
必须承认的是，由于身份问题，民营企业在现实之中仍然受到各种束缚。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市场扩张的时候，大家都有肉吃，都不缺钱，差别还不明显；一旦经济进入调整期，这种身份的区别就会被有意无意的放大，很难不被人过度解读。
作为在中国最早展开市场经济研究的独立智库，安邦认为，上述的种种问题，说白了还是反映市场经济环境问题，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成功经验来自于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是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总结，世界上成功的市场经济有三种主要模式：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德国和北欧一些国家的社会市场模式；法国、日本的行政管理导向型模式。简单来说，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经济，是信用经济，还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形式。
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除了所有制问题之外，中国经济的发展，既有市场经济发展的特点，也有国家行政参与的计划经济的特点。但从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大致上有这种规律：在市场经济发育好的地方或领域，成功的案例就多；而在计划经济控制强的地方，发展则就差强人意。
-02-设立共同基金改革国企
我们认为，民企和国企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只有“国退”才能“民进”，要解决民企生存环境的问题，首先就要大刀阔斧的推进国企改革，落实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国企从管企业转向管资产。
安邦很早以前就提出通过设立共同基金方式，实现国企改革。
简单的来说，就是从金融入手，由政府或财政投资共同基金，然后由共同基金投资董事会，再由董事会分配给企业，企业挣到钱之后再将利润返利给政府或投资者。在这个结构之上，再加以信息透明度、市场监管、法律监管、市场审计、市场竞争等要素机制。
这样的改革方式，即可以解决“钱”的问题，继续向国有企业有条件的注入资金，推动其发展。也将大大改善国企监管，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充分利用现有法律环境中完善的部分和条件，切断不正当利益输送的管道。国有企业会在大势驱动下，被推上正路，市场经济的空间就被释放出来了。
安邦智库提出，中国政府（也可能是各级政府）只是共同基金中的一员，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可以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基金的主要发起人。
这类共同基金的成员并不限于政府，主要用意还是要利用政府的号召力和优势地位，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民间资金和境外资金，进入共同基金来谋求共同发展，做大共同基金，做大投资规模，同时分享收益，共同监管国有企业。
由于资金组合的潜在规模巨大，因此这还相当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全球范围的金融领域内，面向国企运营的大规模招商引资，为国企解决“钱”的问题。
只不过共同基金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国企与财政的关系，切断了与政府的关系，同时有效利用了金融业的法律和人才，实现了信息透明度，改善了监管的条件和效率。
我们的这个建议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后来中央改革文件中提出国企改革要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就是改革思路转变的反映。
-03-鼓励”财团经济“发展
鼓励“财团经济”（或者叫“新兴产业集团”）发展也是一项很好的措施。这会给民营经济指明一个方向，找到政治上可以提供保护和支持的组织，刺激和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
从宏观层面来看，财团经济在中国经济中能够扮演积极的角色，不仅能推动民营企业发展，对解决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也能够起到有效作用。具体来说，这些作用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财团是一种重要的产业组织系统。财团作为一个有内在资本关系、股权关联的企业团体，其重要作用之一是扮演产业组织者和协调者。
从各国财团的发展来看，具有一些共同特点：金融资本是核心，财团内企业间交叉持股，产业发展（尤其是制造业）是主要实体。
日本的财团更加注重建立企业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命运共同体，共度危机，共求发展，共享资源，共同抵御外部竞争。
产业组织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宏观层面的产业组织和布局。即根据不同市场形势，鼓励旗下众多公司在多个产业领域发展，形成多元化发展的产业体系，保证在不同时代、不同市场，财团旗下企业都能在有成长性的产业领域中发展。
二是在微观企业层面帮助旗下企业寻找市场机会、配置金融资源、提供配套中介服务、提供人才支援等，帮助旗下企业在目标市场顺利完成“播种”、“发芽”、“成长”。
中国经常出现政府控制产业的情况，其结果就是，政府要控制产业，就要扮演产业组织者、产业投入者的角色，最终的产业政策失误和成本也必然要由政府来承担。
如果换一个思路，政府只是以政策体系管理商团，而让民营财团去具体决定产业发展，这些压力、责任和资金负担就会变成民营财团自己的事，同时也解决了政策缺位的问题。
第二，财团可以成为重要的经济情报中枢。财团要对数量众多的企业及投资机构进行管理和协调，必须要掌握大量的信息，才能服务于财团体系复杂的决策、管理和资源调度。
中国企业的信息能力还比较初步。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普遍缺乏系统的信息能力——在信息机构、信息体制、信息收集、信息分析等方面都明显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决策的科学性。
要彻底改变中国企业投资的盲目性，根本上还是需要发展中国自己的企业财团，系统培育和提升企业财团的信息能力，构建企业财团的经济情报中枢。
第三，财团是健康政商关系的架构者。在现代社会，政商关系是每个企业都难以回避的现实，区别只在健康与否。政治与商业总是存在着利益交换，只不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制度环境中、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政商关系的表现形式不同。
在中国，政商关系亟需要在政治文明提升的背景下健康发展，中国企业和企业商团需要与政府构建一种相对文明、健康的政商关系，民企财团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帮助，政府则应该大力支持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健康发展，鼓励中国发展出有国际竞争力的民企财团，为国民经济提供稳定和有活力的支撑。
第四，财团能成为制造业发展的有效推动者。中国近几年出现了制造业发展低迷、资本脱离制造业的现象。大部分国内制造业企业“单打独斗”很难摆脱困境，但如果在企业财团之中，制造业企业将有可能得到足够的支持——产业链布局的支持、金融资源支持、信息支持、相互协作支持等。
第五，财团是金融资源的整合者。各国财团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掌握一部分金融资源。中国的民营企业一般都是做制造业起家，搞实体产业的企业发起成立银行的难度极大，直至1996年才成立了建国以来第一家民营股份制银行。
虽然民营企业参与金融业与过去相比有了一定进展，但民间资本在中国金融产业中的影响力及所拥有的金融资源还远远不够，这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格局：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是民营企业，而中国金融体系由国有金融机构占绝对控制地位。
由产业资本建立的金融企业，天然带有“产业基因”，对于产业发展所需的金融服务、对于实体产业所处的市场机遇和风险，都会比纯金融机构有更深的理解。
至于有些人担心的民营产业资本搞金融业的风险管理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监管制度的设计来加以防范。
第六，财团是市场空间的开拓者。财团是以资本为纽带、以股权关系相连接的企业命运共同体。从财团经济之下，企业拓展新的市场空间往往比单打独斗更有竞争力。可以认为，财团是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空间的重要开拓者。尤其是在拓展国际市场方面，商团为企业提供的帮助和服务至关重要。
第七，财团是科技研发的推动者。科技研发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一般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利润压力之下，很难拥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到科技研发当中，规模限制在科技研发当中表现的特别明显。
这表明，一方面，科技创新的积极性，民营经济要远高于国有经济；另一方面，钱和利润的压力，对民营经济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构成为约束条件。而财团经济有“积小为大”的特点，有利于提升经济规模。单独一家企业干不成的事情，如果财团一介入，立即出现巨大的飞跃性变化。
-04-深圳发展靠什么？
如果要给如今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找一个成功代表，深圳一定是不二人选，作为改革开放的发源地，深圳的发展过程就充分显示了市场经济的成功。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一个在经济规模上直追香港的大都市，离不开中国政府的长期支持和许多特殊政策提供的独特空间。
但是，在以特别方式提供的政策空间之下，深圳取得持续的发展，主要还是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思平最近在一篇回顾深圳高科技发展的文章中提到，深圳高科技的崛起归功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保障的产权制度和所有制结构的创新。
在深圳1.12万家的高科技企业中，几乎95%以上都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比重很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民营经济逐步发展壮大。与对国有企业发展科技产业给予的资金政策、土地等要素支持相比，对民营企业发展的直接支持很少，政府主要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服务体系。
民营高科技企业快速发展，得益于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基本因素：首先，民营企业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企业家有追求创新和资本增值的巨大动力。其次，民营企业具有良好的风险承担机制。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决策主体单一，决策程序简化、有效。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营企业崛起的同时，国有经济也逐步找到自己位置。不过，深圳的国有企业不处于产业链的上游，而集中于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对城市经济起保障作用；深圳民营企业在现代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中也不是处于下游，而是处于整个产业链和现代产业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一个是主体作用，一个是保障作用，相互支持、共同支撑着深圳的现代产业体系以及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中央肯定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在制度改革的框架下应该如何理解？如何落实？在我们看来，核心问题并不复杂，发展民营经济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前者是经济主体，后者是制度环境。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民营经济要真正发展得好，必须处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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