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南開大學，大家會想到首任校長張伯苓。但是，有一位與馬寅初齊名的經濟學家何廉的故事大家卻知之甚少。在百年南開的歷任校長中，何廉任職時間才短短的兩個月，而且只是“代理”而已。然而，論對南開的貢獻和影響，僅次於他的前任張伯苓。
◆結緣南開◆
1895年，何廉出生在湖南邵陽（今屬邵東縣）的一個小山村，在家族教育基金的資助下，得以在省城完成中學學業，進入美國教會辦的長沙雅禮學校學習外語、數學及自然科學知識。1919年，他去美國加州波姆那學院和耶魯大學留學7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
在何廉準備回國報效祖國時，上海暨南大學寄來了月薪現洋300元的聘書。他沒有明確表態，想回國之後再做考慮。當客輪抵達日本橫濱時，何廉又收到南開大學的聘書，承諾的月薪是現洋180元。
因為南開的朝氣蓬勃，以及校長張伯苓的質樸、真誠、懇摯，何廉決定舍高就低去南開。後來，北京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社會研究部以高於南開“兩倍多”的薪金聘請何廉擔任研究導師，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也誠邀他參加，都被他謝絕了。何廉曾回憶說：“我們每個人確實都是以一種獻身精神工作的，大家都全力以赴儘量當好年輕一代的師表。我們的全部心血都傾注到學生身上，把所有時間都花在南開校園，教授中沒有一位到別處兼職。”
到南開的次年，何廉提議成立了中國高校中最早的經濟研究機構——社會經濟委員會，被任命為主任導師。他一半時間從事教學，一半時間從事研究。
何廉在南開從事經濟學研究，最大的困難就是經費不足。然而，當美國斯坦福大學食品研究所向他提出為期三年的合作請求，並答應每年提供7500美元經費，外加出差和生活補助時，他首先想到的是這項合作是否需要他離開南開，合作的成果是否對南開有益。在論證這項合作可以在南開進行，又有益於南開的發展後，他才答應。這就是1931年，由他主持的對山東、河北向東北移民問題的研究。後來，何廉又結合南開教學與科研的實際，與合作方協商，由對方每年再增加5000美元，開展為期三年的對華北農村工業化的考察。這兩次考察研究，不僅推進了南開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的發展，也使何廉真切地感受到，“中國的經濟基礎大部分建築在農業上面”，所著作的《中國農村之經濟建設》，為他贏得了“中國最早重視農業的經濟學家”的聲譽。
◆教研相輔◆
何廉主張“教學與研究相輔而行”，率先在南開倡導開展中國社會經濟的研究。從1928年起，他運用在耶魯大學協助導師做物價指數研究的經驗，開展物價統計研究，發佈“南開指數”。這一非官方經濟指數，不僅成為政府決策的重要參考、國際學術界研究中國經濟的權威數據，也為南開贏得了國際聲譽。1934年，《南開指數》創刊，受到國內外經濟學界的普遍關注。時至今日，斯坦福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中國經濟史，“南開指數”仍是不可或缺的資料。
何廉在南開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時，雖然經濟學列入中國大學課程已有10多年，但沒有一套與中國經濟沾邊的教材，商科畢業生竟然看不懂中文報刊金融版面的文章，不能勝任中國的經濟工作。何廉下決心改變這種狀況，滿懷熱情地開始了“中國化”的經濟學教學。他的《南開大學發展方案》提出了“土貨化”的發展方針，“以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為學術背景，以解決中國問題為教育目標”，突出強調結合中國實際研究中國國情。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對國立大學給予正常撥款。迅速發展的私立南開大學，面臨了極大挑戰。同時有庚子賠款支撐的清華大學，以優越的科研設備、豐厚的薪金待遇，吸引了很多名師，包括何廉的同鄉、留美同學、史學家蔣廷黻，也離開了南開。何廉卻選擇了堅守，“為南開的繼續生存而奮鬥”。
面對挑戰，何廉支持張伯苓從“如何在為國服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著眼，另闢蹊徑，繞開清華和北大的強勢學科，立足天津這個“華北大工業中心的前景”，把重點放在培養企業人才和工程技術人才上。他本人在負責社會經濟委員會之外，又挑起了主持商學院和文學院經濟系的重擔。
為了緩解南開的財政壓力，何廉利用導師弗希爾的朋友、洛克菲勒基金會社會科學部主任E.E.戴的關係，從基金會獲得一筆為期五年，從1932年至1937年的資金援助。事實上，這筆錢一直持續撥到1948年。
何廉勵精圖治，在教學科研之餘，探索學校管理體制，向校董事會建議：一是把商學院、文學院經濟系和社會經濟委員會，整合為南開經濟學院；二是按精簡課程、突出重點的要求改編經濟學、商學的教材；三是經濟學院組建獨立董事會，負責工作指導和尋求贊助。這些建議都得到了採納，何廉也於1931年出任新成立的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教學改革◆
為了進行教學改革，何廉想方設法收集資料。在財政學教學中，為在教材裡反映中國的公共收入和支出情況，他千方百計從財政總長、海關總監那裡收集有關材料。為反映中國的稅收狀況和公債情況，他通過各種途徑從稅務官、政府機構以及出版社等處收集大量現實資料。為收集資料，他從商務印書館購買了民國初年出版的一套20卷政府財政報告書；還在京津地區收穫了一系列研究資料，比如工廠和手工作坊的工資記錄、學徒契約、租地契約，以及政府檔案、農村租稅簿。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整理出來的資料已超過6000部。這些資料為何廉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中國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吸收消化國內材料的基礎上，何廉率先開始了經濟學教材的“中國化”，編寫了《經濟學原理》《財政學》《統計學》《統計學之原理與方法》等教材，並立刻成為中國大學財經學科的通用教材。
何廉重視第二課堂的作用和學生實際能力的培養，在課堂講授之餘，廣泛開展社會實踐活動，讓學生了解本國實情。他帶領助手，開展對中國這個農業大國工業化程度及其影響的研究，調查天津地區棉紡、繅絲、地毯、針織、麵粉、製鞋業等各行業的經濟狀況。為了增強導師力量，他向張伯苓校長推薦他的耶魯同學方顯廷任研究主任。
1935年，南開大學與燕京大學、清華大學、金陵大學、協和醫學院等聯合組成“華北農村協進會”，何廉任會長。該會與晏陽初的農村改良運動相配合，藉助外國資金，發揮各校優勢，合作培養各類人才，“充當農村合作、農業發展、鄉村保健和衛生等方面的實際工作人員”。他們以山東濟寧為基地，“進行有關縣政改革和農村建設的實驗，併為大學應屆畢業生和研究生提供實習基地”。抗戰中，協進會南遷，並將“華北”更名為“中國”， 仍由何廉擔任會長。
何廉在南開的前十年裡，南開“素以經濟系睥視國內，尤以經濟研究所獲得中外一致讚譽”。南開經濟研究所“被公認為研究中國經濟的權威機構，其出版物馳名全球”。當時盛傳的“南開三寶”，經濟研究所即為其一。
何廉愛才惜才，重視育才。早在1935年，南開就率先招了我國第一批10名經濟學研究生。經濟學家楊敬年，是南開的第二屆研究生，多次得到何廉的關照。楊敬年在英國留學畢業時，收到南開大學代理校長何廉的500元路費，請他回南開任教。
何廉在南開卓著的經濟學教學和研究成果，引起了學界、政界，包括最高當局的重視，也為他後來的從政埋下了伏筆。1934年夏天，蔣介石在江西牯嶺約見他和蔣廷黻，向兩個邵東人諮詢中國經濟的發展形勢與對策。
◆從政經歷◆
1936年6月底，因前任行政院政務處長蔣廷黻出任駐蘇大使，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致信何廉，轉達了行政院長蔣介石邀請他任政務處長的願望。張伯苓認為何廉從政對南開有利，建議他赴任。何廉便接受邀請，就任政務處長，與蔣介石比鄰而居。後來，他們的住地遭到日機轟炸，何廉的大兒子因此喪生。
在此後長達10年的時間裡，何廉先後轉任經濟部主管農業的次長、農產調整委員會主任、農本局局長、中央設計局副秘書長等重要職務，但他身在政府機關，心繫南開大學。他一直堅持每週到重慶南開經濟研究所問事，1941年後更是每週三天到所。正如楊敬年所說：“何先生從政以後，始終堅持對經研所的實際領導。”
何廉在政府機關最留心還是在對中國經濟的研究。1938年春，國民政府“經濟行政機關調整的完成，標誌著國民政府戰時經濟領導體制的形成”。這項“具有進步性的工作”，是何廉受蔣介石委託，運用南開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完成的。抗戰後期，蔣介石又要他就戰後經濟重建提出原則。1944年夏，何廉主持編制完成《（戰後）第一個復興期間經濟事業總原則草案》，以及“五年經濟建設”計劃綱要，明確提出“混合經濟體制中有計劃的發展”的思路，並首次寫入政府文件。
1946年，何廉決定離開政界，到上海與方顯廷一起籌建中國經濟研究所。這個研究所，其實還是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延續。同年11月，他北上天津，面對一片廢墟的南開校園，心情十分沉重。
1947年，何廉赴美擔任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中國代表，兼任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所訪問學者等職。
◆代理校長◆
1948年夏，南開大學改為國立，張伯苓改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8月，何廉受召回國，出任南開大學代理校長。但教育部長朱家驊不主張張伯苓身兼兩職。一向對張伯苓十分敬重的何廉，建議張伯苓不提出辭職，在考試院長任期內，向南開大學請假，他以經濟研究所所長的身份代行校長職務。
10月14日，張伯苓主持了何廉的就職儀式。可第二天，報紙刊登的卻是張伯苓辭職，何廉為代理校長的消息。這個消息不僅傷害了張伯苓，也讓何廉為之憤慨，他在向朱家驊寫信抗議，未得到任何迴音的情況下，只在任兩個月，為學校買好糧食和煤炭，就掛冠而去來到上海。1949年2月上旬，何廉與家人抵達美國。（陳揚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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