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生得寵 生育皇子謀求上位 為什麼大臣就是跟她過不去(下)

前言

1601 年(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己卯,明神宗朱翊鈞正式舉行大典,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詔告天下,並“特諭在籍輔臣申時行、王錫爵知之”。 至此,明神宗與群臣爭論博弈長達15年之久的“國本之爭”暫告一段落。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以大臣上疏建議而起,逐漸激烈未決,謠言四起,皇帝怠政,最終藉助慈聖太后李氏的力量一錘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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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宗

當時圍繞冊立太子的問題,朝廷中基本形成了三股勢力。一派是明神宗(隱藏其後的寵妃鄭氏)和鄭氏外戚為一派,企圖打破祖制,冊立皇三子朱常洵;另一派是朝廷大臣(主要是朝中絕大多數堅守相同“道義”的大臣所組成的鬆散聯盟),他們堅守祖制,主張冊立皇長子朱常洛,進封朱常洛之母王氏為皇貴妃;第三派是明神宗的母親慈聖皇太后李氏和明神宗的原配孝端皇后王氏,她們雖沒有直接參與,但在關鍵時刻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事情並沒有徹底結束,各股政治勢力也處在分化聯合、合縱連橫之中。期間黨爭不斷,君臣隔膜,流言四起,疑案叢生,晚明內部的政治生態進一步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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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貴妃


閨範圖說與國本之爭的牽連

1590年(萬曆十八年),時任山西按察使的呂坤總結前代經史傳記,寫了一本書《閨範》,學者焦竑為其作序,沒想到這本書大受歡迎,“此書遂為閨門至寶矣”。後來太監陳矩買了一本獻給了明神宗朱翊鈞,朱翊鈞又把這本書賜給了鄭貴妃。1595年(萬曆二十三年)鄭貴妃為表示她讀書的成果,又重刻此書,親自作序,並在其後新添“后妃”一章,增加了包括她自己在內的萬曆時婦女十餘人。當時正值國本之爭激烈之時,處於下風的鄭貴妃正是廷臣們關注的焦點人物。

1598年(萬曆二十六年)秋,有人假借“朱東吉”之言專門撰寫了《閨範圖說》的跋文,又名《憂危竑議》,沒有作者署名,結果是盛傳京師。為什麼說這篇文章是《憂危竑議》,是因為呂坤此前曾給明神宗上疏《憂危疏》,所以又把這篇跋文稱為《憂危竑議》。文稱呂坤的書中首列的是東漢明德馬皇后,她是後來由貴人被立為皇后,而書末列有當朝的鄭貴妃,“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跡矣”,言外之意是指鄭貴妃刊刻此書,實際上是為立自己兒子為儲據,一時間,京師輿論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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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貴妃等人找不到作者,就懷疑跟呂坤有過結的給事中戴士衡(1597年時,戴士衡曾經彈劾呂坤“因承恩進書,結納宮掖,包藏禍心”),還有全椒知縣樊玉衡(此前樊玉衡曾上疏“皇上不慈,皇長子不孝,皇貴妃不智”等內容)。鄭貴妃及鄭氏外戚一口咬定妖書是二衡所為,就要求明神宗嚴懲二人。

平地再起風雲,沒曾想過了五年,1603年(萬曆三十一年)又一篇《續憂危竑議》再度出現的內閣大學士朱賡以及朝中其他幾位重要大臣的家門口。當時朱常洛已被立為皇太子,但是位置並不穩固,明神宗其態度依然是不理不睬,對福王朱常洵卻寵愛有加,並且福王一直滯留京城,違背祖制不去就藩,顯然別有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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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續憂危竑議》借鄭福成之口說,“今之事勢,正所謂厝火積薪之下也”,所謂“鄭福成”就是鄭氏的兒子福王當成之意。大致內容是說“帝於東宮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賡內閣者,實寓更易之義。”此文如同重磅炸彈,在京城掀起軒然大波。

前後兩篇文章都涉及國本之爭的問題,史稱“戊戌謗書”和“妖書”,尤其是第二篇文章,指名道姓地攻擊首輔沈一貫(浙黨人物)、內閣大學士朱賡,說他們是鄭貴妃的同黨,在本已議論洶湧的國本之爭中再掀狂瀾,引得明神宗大怒,命錦衣衛徹查。

當朝內閣三位大學士中,這份《續憂危竑議》中指證了兩位,唯獨與沈一貫關係不睦的沈鯉沒有上榜。這使得本來黨爭不斷的外朝間更加割裂,浙黨人物沈一貫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指使給事中錢夢皋誣告競爭對手內閣大學士沈鯉和禮部右侍郎郭正域(曾與沈一貫因楚宗案相鬥),這種挾私報復的行為引發了一系列冤獄,為了坐實此案,波及多人,但最終也沒有找出幕後作者。這個時期雖然沒有東林黨,但外廷大臣們已呈現出黨派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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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曰乾揭謀案與福王就藩

如果說前面的“妖書案”只是吹風造勢的話,那王曰乾案的發生,可以說是真把鄭貴妃謀求廢除太子的心思揭露的一清二楚。《明神宗實錄》卷之五百九中記載:1613年(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己丑,錦衣衛百戶王曰乾奏:孔學等詛咒聖母、皇上及東宮,上覽,震怒。”

在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中描寫為,“六月己丑,錦衣衛百戶王曰幹訐奏:奸人孔學與皇貴妃宮中內侍姜、龐、劉諸人,請妖人王子詔詛咒皇太子,刊木像聖母、皇上,釘其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宮侍衛,帶刀行刺,語多涉鄭貴妃、福王。”

《明史》葉向高傳中記載:“曰乾遂訐奏‘鄭妃內侍姜嚴山與學等及妖人王三詔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擁立福王’。”

無風不起浪,雖然稱其王曰乾為訐奏,但鄭貴妃的這一計劃很有可能是在蓄謀之中。在王曰乾揭發之後,明神宗震怒卻又無所適從,得虧大學士葉向高冷靜處之,密奏明神宗朱翊鈞,將此事冷處理,把王曰乾的奏疏壓了下來,沒有在朝中擴大化。最後,又讓御史借其他事彈劾王曰乾,下獄而死。

這時,葉向高也趁機上疏明神宗,請求讓已經26 歲福王就藩以平息眾臣之慮。早在1612 年(萬曆四十年)時,由朝廷撥款20 萬巨資在洛陽為福王修建的藩邸已全部完工,但鄭貴妃出於私心卻不同意,明神宗也是睜一眼閉一隻眼,拖延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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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質疑,鄭貴妃搬出了慈聖皇太后李氏當擋箭牌,說是要留福王在北京給李太后祝壽,結果招來李太后的反感,反問其“吾潞王亦可來上壽乎?”這個藉口是行不通了。1614 年(萬曆四十二年)二月,李太后去世,鄭貴妃又想以守孝為由拖延福王就藩,被葉向高等人一直奏疏勸說,最終不得不於三月份就藩洛陽。

明宮“三大案”與鄭貴妃最後的努力

明宮“三案”中只有“梃擊案”發生在萬曆年間。案發後種種事實證明此事與鄭貴妃有關聯。1615年(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一陌生男子手持棗木棍闖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打傷了守門的太監,最後被抓,是為“梃擊案”。巡視御史劉廷元審理此案,得知此人名張差,以瘋顛定案,判斬立決。後來,參與審案的胡士相、勞永嘉等人的結論也是以瘋癲定案的。但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卻認為此案可能另有蹊蹺,他利用機會私審張差,發現張差是受人指使行兇,得到戶部郎中陸大受等人支持。但薊州知州戚延齡仍以瘋癲定案,劉廷元等以此為由不主張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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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朝中分為兩派,浙黨中人劉廷元等一派認為應該以瘋癲定案,另一派王之寀等人懷疑與鄭貴妃有牽涉,主張追究主謀。據《東皋雜記》記載,當時鄭貴妃是一邊上疏自辯,另一邊讓人收買辦案官員,打擊異己。

到了二十一日,刑部侍郎張問達奉旨與十三司的司官共十八人同審此案,結果張差供出了指使幕後主使劉成、龐保,二人均為鄭貴妃宮中的太監,於是滿朝上下輿論譁然,都認為此事是鄭貴妃主謀,欲加害太子。得知案審結果與自己有牽涉,鄭貴妃趕緊找明神宗哭求。明神宗也想包庇鄭貴妃,就讓她去求於太子朱常洛,在獲得太子寬恕後,又詔告群臣,平息了朝論,隨後將張差處死。

1620年(萬曆四十八年)七月,明神宗病逝,39 歲的太子朱常洛終於即皇帝位,是為明光宗。起初,鄭貴妃為了爭取皇后、太后名分,並不願意搬出乾清宮,在遭到群臣抵制後,夢想破滅,轉而跟明光宗套近乎。

鄭貴妃抓住了明光宗好色的秉性,“進珠玉及侍姬八人啖帝”。她一方面討好明光宗寵愛的李選侍,二人互相請封,先是鄭貴妃請皇帝冊封西李選侍為皇后,選侍也請冊封鄭貴妃為皇太后。另一方面她又為明光宗進獻美女,還暗中指使她的親信御藥房太監崔文升給明光宗進服洩藥。明光宗本就身體不好,再加上其貪好女色,毫無節制,病情惡化。八月二十九日,明光宗召見首輔方從哲等人安排後事,這時,方從哲引鴻臚寺丞李可灼獻紅丸兩粒,明光宗服下第一粒藥丸後覺得神清氣爽,病情有所好轉,於是又服下第二粒,沒想到第二天一早就一命嗚呼了,是為“紅丸案”。 明光宗在位前後就一個月的時間,成為明朝在位時間最短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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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中,雖然不敢判定鄭貴妃與李可灼的紅丸有直接關係,但前期她通過崔文升給明光宗服用洩藥,無疑上是加重了明光宗的病情,自然是脫不了干係的。後來,給事中楊漣(東林黨人)在彈劾崔文升進藥時就曾暗指他是受人所指,最終,李可灼、崔文升被罷官流放。而這時,內閣首輔方從哲也成為了東林黨人攻擊的對象,被劃分成浙黨。楊漣、左光斗等攻擊他引薦、賞賜李可灼,與鄭氏勾結,把關不嚴等問題,從而導致是年十一月,方從哲內閣倒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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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丸案”後,鄭貴妃將目標瞄準了朱常洛的皇長子,時年16歲的朱由校。她和明光宗一起住在乾清宮西李選侍,在明光宗駕崩後,密謀將皇長子控制住。第二天,方從哲、楊漣等遺命大臣前去哭靈,卻受太監阻隔,後來發現找不到皇長子朱由校。在司禮太監王安的告知下,皇長子已被李選侍等人所控制,此舉恰恰印證了鄭貴妃和李選侍要“垂簾聽政”的傳聞。最後群臣強行入宮,由王安強行抱出朱由校,楊漣、劉一燝等人保護朱由校離開乾清宮,到文華殿接受群臣的禮拜。西李選侍挾持朱由校的目的落空,但她仍然想要臨朝聽政並拒絕搬離乾清宮,於是臣、妃雙方矛盾進一步激化。大臣們站在乾清宮門外,催促西李選侍搬離。最終,西李選侍見大勢已去,被迫抱著女兒離開了乾清宮,而鄭貴妃也再無人理睬。是為“移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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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熹宗統治後期,魏忠賢大權在握,鄭貴妃從此幽居別宮。1630 年(崇禎三年)七月,鄭貴妃離開人世,諡為“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安葬在銀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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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鄭貴妃一生為上位挖空心思,在政治活動中歷經重重大要案件,但基本上是一事無成,最終與皇位無緣。雖然她手裡有明神宗這把好牌,但無奈的是,在宮廷內外、朝廷上下不支持、反對她的人太多,上到明神宗的母親慈聖皇太后李氏,明神宗中宮王皇后,下到閣部大臣,讓明神宗無法全力支持她。在面對立儲問題上,一幫子大臣的黨派分歧反倒不明顯了,絕大多數是強勢反對,讓她廢長立幼、為子爭儲的計劃屢遭失敗;而中宮王皇后一直存在,導致她壓根沒有機會上位。

但不管怎麼說,鄭貴妃的一生是受寵的,明神宗到死都不忘“遺命封妃皇后”,希望在定陵能與鄭妃合墓,結果再次被大臣拒絕。富有戲劇性的結局是,他也沒想到與其合墓的除了原配孝端王皇后以外,另一位就是是其一生中最不待見的王恭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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