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的獨裁皇帝是沒有兄弟的，只有臣子。在獨裁體制下，所有的人際關係，都必須以君臣關係為基礎。那麼，當年與雍正爭過皇位的人，顯然是君臣關係的潛在破壞者，要首先進行打擊。
康熙時期，皇八子胤禩受百官擁戴的情形，讓胤禛印象太深了，他登位後，當然會覺得這個兄弟是一個巨大威脅。儘管他封胤禩為親王，但胤禩在面對道賀的親友時，愁眉苦臉地說，這何喜之有呢，不知道哪天我的腦袋就沒了，說明他很明白自己的處境。
雍正四年，胤禩被削去宗籍身份，貶為平民，圈禁了起來。按宮崎市定的說法，他的罪名包括，不願意交出康熙賜給他的詔書、修康熙陵墓時監管不力、管理內務府時煽動屬員騷亂等等，但本質原因就是他的擁躉多，對皇位有威脅。
與此同時，雍正也打擊和胤禩交往過密的其他宗親。宗親，就是和我們源於一個祖先的親人。在清代的皇室宗親裡，有相當一部分人和胤禩交往很深，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蘇努。他屬於努爾哈赤長子褚英這一支，和胤禩是同輩，很快也被流放了。
按馮爾康先生的說法，蘇努被流放兩個月後，雍正就發佈了《御製朋黨論》，這是一篇警告臣子不要結黨的文章，也被看作是聲討胤禩集團的檄文。所以可以想見，雍正是把蘇努看作了胤禩的主要幫手。他在打擊核心人物的時候，自然也要剪去他們的羽翼。
馮爾康，1934年出生於江蘇儀徵， 1955年就讀於南開大學歷史學系，1959年畢業，留校在古代史教研室任助教，旋為中國古代史·明清史研究生，畢業後仍在教研室任教職，歷經“文革”，而後晉升講師、副教授，1985年為教授。一度為臺灣暨南大學客座教授。2002年退休。曾兼任中國社會史學會會長、中國譜牒學會副會長。現兼任南開大學社會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
馮爾康《雍正傳》全面系統地評述了清朝雍正帝的生平政績，試圖通過研究雍正來概括雍正生活時代的歷史。作者認為，雍正帝敢於“振數百年頹風”，革舊除弊，是清朝“康乾盛世”的有力推進者，是應該肯定的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比較傑出的封建帝王之一，併為過往對雍正帝不夠中肯的評論和誣枉作了辨析，提出了個人的見解。
雍正時期有一個著名的文字獄，就是呂留良案。因為呂留良的排滿思想，導致這一案件發生。但馮爾康先生認為，這個案件是為另一樁曾靜案做掩護的，實質上還是與打擊胤禩集團有關。曾靜是雍正時期的文人，也是呂留良的學生，他想勸說將軍嶽鍾琪造反，結果被告發，受到了雍正親自審理。曾靜曾說雍正有十大罪狀，其中就包括廣為流傳的弒父篡位、殺兄害弟。
雍正追查之後，發現許多說辭都出自胤禩的家奴、太監之口。所以就藉此案對胤禩的殘餘勢力做了進一步的打擊，同時為自己辯白。因此說到底曾靜案還是政治鬥爭的延續，而呂留良案的文字獄只是一種表相而已。雍正時期的文字獄分兩種，其中一種就是與誹謗朝政尤其是雍正本人有關。當然，由此引發的雍正時期的其他文字獄又另當別論了。
我們再來看雍正實現決策權獨裁的第二步，就是打擊結黨的權臣。
雍正繼位後，本來建立了一套由自己的親信組成的班底，其中很重要的兩個人是年羹堯和隆科多。但他們很快就恃寵而驕，結黨營私，嚴重侵犯了皇權。雖然雍正自己做皇子的時候也結黨，但登上皇位以後，對臣子結黨就特別警惕。所以，幾乎在打擊胤禩集團的同時，雍正也對這兩個權臣下手了。
年羹堯在雍正初期率兵平定了青海，功勞顯赫，也因為如此，他得到了非同尋常的信任。西部地區的人事安排，上到總督和巡撫，下到縣官這種低級別官員，所有的任用都聽他的。至於其他朝廷大事，雍正也會向年羹堯諮詢。比如有一次從進士裡選拔人才進翰林院，雍正就特意把入選名單發給年羹堯，讓他看看名次安排有什麼不妥。
隆科多也是一樣，掌握了吏部的用人大權，因為他姓佟，所以人們稱他選出來的官員叫“佟選”，可見其勢力有多大。這樣一來，就導致年羹堯和隆科多越來越膨脹，開始收受賄賂，任用私人，排除異己。在雍正看來，這就是結成朋黨，干預朝政。當官的如果都聽年羹堯和隆科多的，誰還聽他這個皇帝的呢？所以結果就是，年羹堯被賜死，隆科多被圈禁，兩大權臣的黨羽也一鬨而散。
接下來的第三步，雍正打擊了文官系統中的科甲朋黨。
科甲就是科舉。在科舉考試中，考官和考生之間，形成師生關係，考生之間則是同學關係。進入官場以後，這些關係就成了他們維護官場利益的資源。宮崎市定認為，許多人藉助這種資源，變成了政治寡頭，力量大到能對抗皇帝的政策。
比如康熙時期，皇帝屢次編纂圖書，都任用徐乾學擔任總編纂，徐乾學就安插自己的門生擔任編纂。書編好了以後，這些門生都會受賞、升官，有的人還被派到外地擔任科考的考官，這樣一來，又可藉助考試形成新的人脈。因為有利可圖，圍繞在徐乾學身邊的人就越來越多，他就成了一個寡頭。
作為獨裁皇帝，雍正肯定不會眼看著這種情形存在。直隸總督李紱曾經上書彈劾雍正的寵臣田文鏡，說他任用小人，打壓好官，導致有不法之事出現。雍正問田文鏡是怎麼回事，田文鏡說自己不是科舉出身，李紱是，所以李紱和一群有師生、同學關係的科甲文人拉幫結派，挑我的毛病。這一下就戳到了雍正的敏感神經，認為科甲朋黨的勢力抬頭，最終把李紱下獄。這是雍正時期一樁有名的案件，可以看出皇帝對科甲朋黨的戒備程度。
通過類似這樣的壓制，使得朝廷內很難再有一股集團型的文官力量，去對抗皇帝了。而文官一旦偃旗息鼓，那麼在中央就不會有任何人敢挑戰雍正的權威，國家重大事務的決策就徹底由皇帝說了算，雍正就此實現了對決策權的獨裁。
然而雍正畢竟是用壓制手段來控制中央政權的，尤其是文官集團對皇帝的做法並不真正買賬，當雍正推行自己的民生政策時，官員的不滿無形中導致了他們與民間利益之間的對立。在雍正去世後，乾隆認為父親對朝臣太過嚴苛，決定採取寬仁風格，並且廢掉雍正一些壓制官紳的政策，以獲得後者的支持。
這就引起了這群官僚的反彈，那麼那些民生措施遭受的攻擊就可想而知。比如雍正要求舉人、貢生也要服徭役，就是從事各種勞動。但乾隆元年二月，皇帝就免去了這個政策。那麼這些徭役轉嫁給誰呢？只能是老百姓。所以可以說，雍正一時的勝利，最終仍然是由老百姓來買單。
雍正通過打擊皇室宗親裡的對手，以及權臣和文官系統中的朋黨勢力，從上到下地消除了中央政府裡威脅皇權的所有力量，實現了決策權的獨裁。他推行民生政策的一大障礙被去掉了，但暫時的壓制也為後來的政策反彈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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