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世紀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分水嶺。在此之前，中國的政治制度實行的是分封制；而在秦一統六國之後，改成了郡縣制。
對於“廢分封，立郡縣”到底是對還是錯，其實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或者說根本就沒有對錯之分。所以我們也只能從歷史時間角度出發，既然分封在前，郡縣在後，那就姑且算作是一種進步吧！
然而這一種“進步”卻在漢朝建立初期產生了動搖——郡國並行。
所謂“郡國並行”實際上就是郡縣和分封的結合，而處於兩個王朝更迭的特殊時期，它的誕生一定有著比較複雜的時代背景：
漢朝是建立在秦朝滅亡的基礎上，而秦朝則是建立在戰國的基礎上。在亡秦運動中，義軍統帥項羽曾約定六國貴族，事成之後讓他們重回故地繼續封王，這就激起了六國貴族的作戰熱情，畢竟自己能撈到好處！但是誰也沒有想到，最後的勝利者是布衣出身的劉邦。
老闆都換人了，當初許下的諾言還有效嗎？這是當時六國貴族的共同疑問。
為了安撫天下人心，劉邦不得不繼承項羽的諾言，分封了八個異性諸侯王，當然自家姓劉的人也是肯定要的。如此一來，封國和郡縣都有了，這可不就成了“郡國並行”了嘛！
然而和周朝的分封制相比，漢朝的分封制顯得略有不同。學過歷史的朋友應該知道，周朝的分封制等級制度十分嚴格，權利大小由上而下形成一個“金字塔”：
而漢朝的分封制則相對簡單得多，就是很單純的“皇帝——諸侯王”這樣的格局。和周朝相比，頗有點“沒有中間商賺差價”的感覺。
至於這樣做的原因，我想應該是劉邦所分封的人一般都是他信得過的人，所以並沒有那麼多彎彎繞繞。即便諸侯國的勢力遠大於中央，在西漢初期也並沒有太大的政治威脅，畢竟都是自己人嘛！
然而凡事都不是絕對的，對於一個國家而言，“諸侯強而中央弱”始終是一個巨大的隱患。文帝時期，這種形勢就已經初現端倪：
漢文帝漢朝總郡數為57郡，朝廷直轄郡數為15郡，諸侯王國的郡數佔全國總郡數的73.7％，而漢中央轄郡佔全國總郡數的26.3%。如此一對比，就會發現中央與諸侯確實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不僅如此，漢代諸侯國的權力更是朝廷最為忌憚的！除了與朝廷共享基本政治建制以外，諸侯國還擁有稅賦權。
要知道，稅收是一個國家經濟的命脈，有了錢就意味著有了足夠的軍隊與政治資本，再加上諸侯國的領土遠大於中央，所以在漢朝初年就會出現“諸侯稅收遠多於中央稅收”的尷尬局面——諸侯國比朝廷有錢！
當然，朝廷也不是傻子，雖說諸侯王大多是自己人，但是該提防還是要提防的。對於諸侯王的限制，我就簡單舉幾個例子：
1、不得藏匿朝廷欽犯。
2、不得私自和其他諸侯王會晤。
3、不得私自出離封地。
4、不得私自犒賞朝廷軍隊。
想的雖然很周到，但是畢竟諸侯王實力要遠大於中央，拳頭硬才是真道理！至於限制措施有沒有效果，我說了不算，但有一件事情卻很能反映問題——七國之亂，當然，關於這一點那就是後話啦！
最能體現諸侯國與中央實力差距的是人口問題。
因為秦朝的暴虐無道以及濫殺無辜，漢朝剛剛建立時，全國人口普遍稀少，經過近半個世紀的休養生息，漢朝人口得以恢復。
但是其分佈卻主要集中在東南地區，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江南地區。而這一地區並不是中央的管轄地，這也就意味著就人口而言，中央實際控制的數量要遠遠少於諸侯國，其比例大約為1:2。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會有如此之大的人口差異呢？
其實歸結起來就是一個原因——人民沉重的負擔。我們先來看看漢初時人民的稅賦比例：
漢高祖時期為十五稅一；惠帝時三十稅一；景帝時期三十稅一
乍一看，這個稅率其實並不算高，那麼為何我說人民負擔很沉重呢？因為在實際過程中，會出現“流民”。
秦漢時期，國家的人口管理採用的是商鞅變法留下來的“編戶齊民”制度，也就是說一戶人家的人口數相對固定，大約為五口一家。並且在那個年代，人口職業多以農民為主，這也就意味著多數時候得靠天吃飯。
一旦發生人禍或者天災，農民的基本生活就很難保障，即便是在正常情況下，農民的負擔也很重要。我們舉個例子：
假設西漢時期有一家標準戶，兩個大人，三個孩子，種田一百畝。所獲得的收成大致就是百石左右，加上雜七雜八的其他收入，這樣一戶人家一年收入大約是20000錢，需要繳納的稅賦大約是1000錢。
看似是不多，但是這是理想情況，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
農民的收成是實物；而繳納稅收則需要現錢。這樣一來，農民就需要先把實物換成現錢再去繳納，而兌換的過程中，實物的損耗其實是很大的，比如，路上要吃掉一部分，可能還會遇到糧食黴變的問題。
這還只是小事，波動最大的是市場，因為糧食收成時間大致是固定的，所以會出現糧食實物一擁而上的局面，最終造成賤買賤賣；而到了青黃不接的時候，糧食又抬高了價格，農民收成不好自然要買糧食吃，一來一回，你說損失得有多大！
而諸侯國因為具有獨立的稅收權力，只要進行合理地政策改動，勢必就會吸引許多農民遷入！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吳王劉濞。在他的封地管轄範圍內對於農作物買賣實行的是“平價”交易，也就是說不是按照固定的價格進行交易，而是根據實際情況，以月為週期，對市場價格進行一次評估，這樣一來，農民的生活水平就能得到基本的保障。
不僅如此，劉濞還按照一定的數額支付農民服役的酬勞，原本是義務勞動，現在變成了有償勞動，你說農民是更願意留在朝廷呢？還是更願意遷入諸侯國？那自然是後者！
朝廷和諸侯國的對比越來越鮮明，這就使得民眾更加傾向於諸侯王而並非中央。實際上，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政治離他們很遠，中央和朝廷其實沒有太大差別，自己能夠衣食無憂就很滿足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本就實力不及諸侯的朝廷有流失了大量的人口，自己唯一的優勢也沒有了，帝國的天平開始傾斜，一場浩劫即將降臨到這個剛剛出生的王朝······
公元前155年，因為不滿晁錯的“削藩”的建議，吳王劉濞前往膠西與膠西王劉卬面談，約定反抗漢朝成功後，吳與膠西分天下而治，隨後劉卬與他的兄弟、齊國舊地其他諸王一起決定反漢。
次年，吳王劉濞起兵造反，著名的“七國之亂”爆發了！為了平息藩王的憤怒，漢景帝被迫腰斬晁錯，但是這並不能阻止劉濞等人的作亂，幹旋失敗後，漢景帝決心武力平叛，任命大將周勃之子周亞夫為太尉，主導平叛事宜。
僅僅過了三個月，叛亂就基本被平息了。
此次叛亂讓漢朝政府深切地感受到分封制所帶來的的巨大隱患，而如此迅速的戰鬥也體現出了分封諸侯之間其實並沒有太強的關聯。
吳王劉濞的行為其實和“六國伐秦”是一樣的，在他們之間不存在完善的制度，只是一種暫時性的聯盟，說到底，只是為了自身利益作鬥爭；而一旦成員之間的利益出現矛盾時，這樣的聯盟很容易就被瓦解了，因為大家都是諸侯王，所擁有的權力是一樣的，沒有上下級之分，也就不存在所謂的統一管理。
但是漢朝中央政府則完全不一樣！
中央出兵不涉及軍費和獎勵的內容，漢景帝下令，周亞夫執行，各級將軍和士兵們也不過多關注軍費和獎勵，這是一種義務制的體現，也是一種對於中央集權的服從表現。
所以，我認為“七國之亂”實際上就是“邦聯制”vs“集權制”！
歷史由勝利者說了算，既然“集權制”贏了，那麼中央集權的推進就更加順利了。吳楚聯軍戰敗後，漢景帝接收了原吳國境內的鑄幣廠和鹽場，納入中央體系，同時將鑄幣權收歸中央，諸侯王最終喪失了鑄幣權，此時的諸侯王們早已不復當初的地位，毫無抵抗能力。
可以說，從這一刻開始，以“皇帝”為核心的中央集權成為了歷史的主流。諸侯王和地方政府在人事權、財稅權、軍事權等方面的權力完全被剝奪，軍事抗爭的失敗使得地方完全失去了制約西漢中央皇權的可能性，地方區域市場的經濟利益也被中央獲取。
雖然諸侯們依然還在，但是卻已經失去了與中央皇權抗爭的能力與信心。
從類似“邦聯制”到完全“集權化”，漢朝初年的政治格局在短短半個世紀就完成了轉型，並且一直延續到封建王朝結束，這是以皇帝為代表的中央所獲得的全面勝利。
雖然集權制與分權制相比，存在著諸多強制力，但是就國家發展而言，集權制更加適用於大國的管理，由上而下的統一協調運作更加具有效率，這一點，我們從“七國之亂”也可以看出一二。
所以，這並不是個人意志的決定，而是歷史發展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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