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與第一次“全球化”
本文首發於總第885期《中國新聞週刊》
如果數千年來改變世界的中國人，成吉思汗應該是無可置疑的當選者之一。他帶領著一團散沙的蒙古人，從克魯倫河畔的一個小部族發展成為地跨歐亞非的蒙古帝國，總體疆域面積在古往今來的帝國之中首屈一指。
對元朝算不算一箇中國王朝，以元代宋是否算“失天下”，國內外史學界一直存有爭議，但其實邊緣遊牧民族征服中原地區，從商代夏、周代商就開始了。因此，英國曆史學家約翰·曼在所著的《成吉思汗與今日中國之形成》一書中把成吉思汗作為一箇中國人加以探討，並不違和。
雖然“武功”蓋世，但比較以前的帝國征服者，成吉思汗卻是比較特別的一個。儘管殺戮深重，成吉思汗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野蠻人，內心很驕傲。從書中記錄的祈禱詞可見，他熱衷擴張，似乎還出自一種“善意”：普天之下只有一個王，大家或許就不用無休止地殺來殺去了。
成吉思汗早年命運多舛，人所周知，這使得他油然而生一種信仰般的使命感，自認為是被挑選出來完成一樁偉大使命的。他從蒙古的長生天崇拜開始，變成一個狂熱的理想主義者，要帶領蒙古人尋找新未來。他信奉鋼刀與駿馬，卻是派出使節與敵人談判最多的征服者，不過他開出的苛刻條件多半會為蒙古使節帶來殺身之禍。於是，他就會帶領族人在長生天面前痛哭流涕，從而鼓舞全軍士氣。這往往造成無往不勝的效果，鼓舞著他的子孫和國人把包括金、西夏、大理和南宋在內的東亞連成了一片。
成吉思汗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不斷向西擴張、造就出史無前例的龐大帝國的時候，卻無心插柳地造就了暴力主導之下的第一次全球化進程。成吉思汗“黃金家族”分封的各個汗國之間可以自由通商、交流，促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物種大交換、資源大交換和文化大交流。東方世界被充分地聯結成一體。包括中國西北在內的中亞地區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從各大文明的邊緣、邊疆區域變成了樞紐式的聯結中心。而幾大文明的軸心地帶，如東方中國和西歐，卻成為蒙古帝國擴張的最後戰場。
成吉思汗給西方造成的最大傷害，卻不是武力征服，而是“黑死病”。蒙古草原上的土撥鼠跳蚤把鼠疫傳播到了人身上，造成流行病疫。在蒙古和歐洲僵持不下的克里米亞，他們又把感染鼠疫的屍體投給了歐洲人。這造成歐洲中世紀最大的噩夢——三分之一的人口滅絕，以致西方人把成吉思汗看成繼匈奴族首領阿提拉之後又一個“上帝之鞭”。人口的銳減，促使西方更加依賴技術的革新和航海的發展，以抵禦東方大帝國一次又一次的入侵。技術的革新促進了文藝復興，航海的發展又促進了新大陸的發現。
蒙元對於中國的統治則是極度散漫的，崇尚暴力，重商好利不興文，懈怠於國政，甚至連收稅這種事都沒有耐心，採取包稅制一推了之。行省制的建立，則是軍戶化的一個新變體，以武督國。唐宋達到充分繁榮的東方文化，在成吉思汗之後直到明清，事實上一直處於野蠻化的衰退狀態。
不過，中國在蒙元開啟的“全球化”歷程中也並非一無所獲。正如京都大學教授杉山正明所說，元朝之前的中國是“小中國”，在元朝之後，從“小中國”轉向了“大中國”。經由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文明富庶的漢文化地區從此要負擔起廣袤土地上合眾為一的重任。
無可迴避的事實是，中國也從東方區域性“中央大國”的位置上走下來，從此面臨著一波又一波真正的“全球化”問題，需要不斷思考自身在一個全新地理概念之中的位置和姿態問題，一直到今天，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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