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內陳列的清軍紅衣大炮
明清戰役中火炮力量日益重要
清太祖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畫像
明末清初，發跡於白山黑水的滿洲八旗（大清前身）快速崛起，並在短短數十年間，先後擊敗裝備精良火器部隊的大明官軍、驍勇善戰的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
然而，令人困惑不解的問題也隨之出現了。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滿洲八旗只是手握原始刀槍的冷兵器、善於騎射罷了，其又是如何出人意外地實現 “一統江山、定鼎中原”這一宏圖大業呢？
是明軍戰鬥力不行嗎？要知道在薊遼督師袁崇煥率領下，“關寧鐵騎”曾屢屢重創滿洲八旗精兵，甚至“寧遠大捷”中一炮還差點要了清太祖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的老命！是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軍的戰鬥力衰退了嗎？要知道李自成曾在與明軍將領孫傳庭的鏖戰中擊敗大名鼎鼎、堪稱世界上首支成建制火器部隊的“大明神機營”。
原來，在與明軍的多次交戰教訓中，滿洲八旗統帥努爾哈赤、皇太極，深知對手火炮的巨大威力，他們“以明為師”，積極引進，革新兵器，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大量製造西洋火炮並裝備軍隊，組建了一支專門的炮隊 ——滿洲炮兵部隊。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一支極富傳奇色彩、屢立戰功的滿洲炮兵部隊的誕生與存在，積極發揮當時堪稱最犀利、最精良武器（紅衣大炮）的非凡作用，配合能征善戰，騎射出眾的滿蒙鐵騎，使得清軍（後金）大大逆轉了武器裝備落後的劣勢困局，不僅快速橫掃東北，而且在短短數年間，先後擊潰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軍；消滅了南明殘餘抵抗力量，書寫了一段十七世紀令人歎為觀止的火炮傳奇。
兇猛剽悍的八旗鐵騎
滿洲炮隊
第一部、古代火炮的發展由來
作為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火藥自7世紀被髮明之後，由於其威力巨大，殺傷驚人，很快就被人們應用在戰爭中。譬如將火藥包用拋石機發射出去，就是原始火炮的最早雛形。
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不可一世的剽悍金兵南下圍攻宋都汴京城，統帥李綱在守城時就用“霹靂炮”（據考證為器械拋射火藥包的方法）擊退了兇猛敵兵。
十三世紀，蒙古軍隊從金人和宋人那裡學會了使用和製作火器的技術。1274年，元軍大舉渡江進攻南宋時，曾使用過一種可以燃放的火炮（《新元史・伯顏傳》又《張君佐傳》）。
1287年，大元王朝平定乃顏叛亂時，使用過火力更強的炮（《元史・李庭傳》）。 近年來，在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發現的銅銃上鑄有八思巴文“大德二年（1298年）”銘記，應為目前世界上可以確認的最早的一門銅火炮。
15世紀中葉開始，歐洲的火炮製造技術得以迅速發展，歐洲火器也傳入中國，影響較大的有佛郎機鋶，鳥銃和紅夷炮。
紅夷炮於明末引入國內。天啟元年（1621年）、二年（1622年）明朝先後從澳門葡萄牙人手中購進新型大炮。這種紅夷大炮是葡萄牙人仿製荷蘭大炮而成，它射程遠，命中率高，殺傷力大，附有瞄準器，配有炮車，重型的自重可達2500千克，施放實心鐵彈。明政府引進這種大炮後，積極模仿製造，以配備給邊防部隊。
當時明與後金（清）都大力仿造這種火炮，因清人諱“夷”，改稱“紅衣炮”、抑或是“紅衣大炮”。
用拋石機發射火藥包
北宋東京保衛戰
十五世紀的歐洲火炮
明軍火炮
澳門城牆上的火炮
第二部、努爾哈赤、皇太極“以明為師”，積極引進火炮製造技術，革新軍備
一生戎馬生涯長達44年的後金女真首領努爾哈赤，乃是一位高瞻遠矚、注重兵器革新的傑出軍事家。
努爾哈赤在與明軍交戰中，多次遭遇明軍火力阻擊，深知火器的厲害，欲破城壘“非炮不克”。
努爾哈赤除及時將繳獲明軍的大批槍炮彈藥武裝八旗外，還命令歸順的漢軍官兵“準備”一定數量的火炮，以加強攻堅力量，並演練出新式戰法。據徐光啟《略陳臺銃事宜並申愚見疏》記載，努爾哈赤攻城時，先用大型火銃在百步外專打城牆，然後再乘機用雲梯等攻城器械進行攻擊。而野戰時總會部署大大小小各種火器為先鋒，陣型整齊的衝過來，沒有必中的把握就不發射。
而寧遠大敗，則讓（清太宗）皇太極痛定思痛，組建了成規模、成建制的滿洲炮隊。
明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努爾哈赤親率精銳鐵騎六萬人圍攻明之邊衛重鎮寧遠，調兵遣將，來勢洶洶，志在必得。
然而，明軍守將袁崇煥用紅夷大炮密集轟擊八旗騎兵，輔以飛火球、火藥罐等，“炮過處，打死北騎無算”（《袁崇煥傳》）。後金軍被迫潰退，努爾哈赤本人也在戰役中負傷，不久即鬱悶而終。
第二年（1627）年，繼任者皇太極以打著復仇殺敵的旗號，親率八旗大軍再攻寧遠和錦州，但亦因無法抵禦明軍的猛烈炮火而鎩羽敗歸。
寧遠之戰
寧遠之戰示意圖
明軍在發射火器炮彈
清太宗皇太極畫像
一代名將袁崇煥畫像
慘痛的戰爭教訓，讓皇太極等清軍將領不由得認真反思感悟：自己的失利，主要是由於武器不如人，明軍“倚仗大炮，死守城池，以圖倖免，除此無他計耳”。他還深刻地認識到，如不能在火炮技術上取得突破性進展，那麼許多明朝的關山要塞根部無法逾越，更不要說實現入主中原的宏圖霸業了。
皇太極痛定思痛，下決心仿製紅夷大炮及諸式槍炮（由於滿人諱用“夷”字，其文件多改稱“紅衣大炮”）。
據《清太宗實錄》等史料查考，皇太極是在敗歸之後便立即著手仿製火炮的，因為後金國最早使用炮隊作戰是在明崇禎二年（公元1630年），翌年即正式宣佈製成重型大炮。因為從集匠、備料、治煉、做模、鑄炮、制彈、訓練施放技術等，起碼要用兩三年的時間。
從天聰元年寧錦敗歸到天聰七年，是後金在軍隊裝備上至為關鍵性的轉型期，即從火力對比上的劣勢轉變為相對優勢，從戰略戰役上的被動地位轉變為相對主動。從天聰二年、三年開始造炮，四年、五年開始用炮，到七年便組成相當規模的炮隊，並以之作為八旗兵主力之一。
史載：
（天聰五年正月壬午）造紅衣大炮成，鐫曰：天祐助威大將軍。天聰五年孟春吉日造。督造官：總兵官額駙佟養性。監造官：遊擊丁啟明。備禦：祝世蔭。鑄匠：王天相、竇守位。鐵匠：劉計平。先是，我國未備火器，造炮自此始（《清太宗實錄》）。
在短短數年之間，皇太極通過引進技術和人才以仿造火器，收繳敵炮和大膽使用敵方炮兵的辦法，已經卓有成效地將八旗部隊的裝備水平和作戰能力大大提省。到明崇禎六年（公元1633年）十月，他在瀋陽大閱部隊，已經能夠在八旗軍伍之前，“設紅衣炮三十位及各種大小炮隊伍”，並且命令炮軍“聲炮對戰”，以此作為演習的重要內容之一。
當時的滿洲八旗均已輕重炮俱備，可以初步實行騎、步、弓、槍、炮兵協同作戰。
以滿洲炮兵支持八旗鐵騎，組成新的陣法和進攻序列，可謂是皇太極戰爭實踐中提煉出來的新的指揮構想。“八旗士卒齊列炮衝擊，俟炮將盡，八旗蒙古兵進攻” （《清太宗實錄》）。
雙方軍力的快速逆轉，使得風雨飄搖的大明王朝，在東北戰場上，只能依賴西洋火炮苟延殘喘，勉強抵禦滿洲的蠶食和侵擾。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滿洲人迅速從大明的降兵降將中掌握了火炮技術，組建了炮兵部隊。連當時為明朝輸入火炮技術的西洋傳教士湯若望也為之驚呼道：
“我之奇技，悉為彼有！”從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60年代的六十餘年間，後金及清軍已由使用傳統刀劍等冷兵器，發展成為一支配備較大殺傷力的火炮與槍支等熱兵器的混合兵種，成為岌岌可危大明王朝的催命剋星與起義農民軍的征戰勁敵。
湯若望畫像
城牆上的古代鐵炮
明清鐵炮
第三部、火炮鐵蹄，橫掃東北，征服中原，消滅南明，統一全境
明崇禎六年（公元1633年）之後，後金（清）的八旗鐵騎多次在紅衣大炮的轟鳴聲中，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據清宮檔案記載，在清將領的奏疏和皇太極的諭旨中，都前所未有著重提到了“紅衣大炮”為代表的火炮作戰問題，並將其放在重要的戰力和裝備的位置之上。
從明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開始的一系列攻明戰爭中，清軍都充分部署和使用了炮兵，甚至掌握了一些體現近代炮兵的戰術要領、指揮技巧。
譬如，清軍將領知道可以攜火炮的巨大威力“不戰迫降”；明白集中炮火攻擊對方的城防要害；懂得在炮兵作戰取得絕對把握時，才使用步兵登城……
公元1641年五月至1642年四月，八旗清軍在滿洲炮隊的強大火力掩護下，先後組織了攻克塔山、杏山、松山、錦州四大戰役，殲滅明軍13萬人，生擒大明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及轄下總兵曹變蛟、王廷臣等十餘人；再次迫降祖大壽；擊潰吳三桂等號稱六總兵的援軍，取得了空前的重大勝利，形成了對明帝國作戰的摧枯拉朽之勢。
在各戰役中，清軍前敵將帥濟爾哈朗、多爾袞、豪格、阿達禮、多鐸等都一再奏報使用炮兵得手的情況。
（崇德六年五月）以紅衣炮攻錦州（《清史稿》卷3太宗本紀二》）。
（崇徳七年四月十ニ日）以用紅衣炮攻明塔山城捷音，內秘書院學士額色黑奏報聖汗曰：“和碩鄭親王、多羅睿親王、肅郡王，欽遵上諭，率右翼將士及兩翼巴雅喇官兵、漢軍將士，載火器至塔山城西，列紅衣炮，初八日始發炮，至初九日午時，城崩二十餘丈，我兵由崩處登城。”
在包圍了杏山城，尚未發動總攻擊時，皇太極又親自下諭給前線將帥，具體指示，應選擇什麼時機使用炮擊，又應如何進行炮擊，炮、步兵如何配合：
將此敕諭曉示城內（接，指皇太極諭杏山官屬兵丁招降敕諭），再以善言招撫之，來降則已，否則聽在彼諸王，相機而行。若城可擊，用紅衣炮擊之，倘一舉炮，彼即歸順，不得加害。舉炮時，不可擊城上女牆，當擊城之中間，俟十分頹壞，方令我兵登進，其小有破壞處，母妄令登進。
在清軍史無前例、兇猛凌厲炮火攻擊之下，關外守城明軍紛紛繳械投降，而明軍配備的大量火器、槍炮彈藥轉瞬間也成了清軍的戰利品和囊中之物。
下為濟爾哈朗、多爾袞等人向皇太極奏報的兩份俘獲物品清單：
塔山之役，計繳獲“紅衣炮子八十發，將軍炮二百九十五發，把子總地子二千發，小炮鳥槍子彈九金斗，大紅衣炮一位，發貢炮二位，大小將軍炮四百九位，佛朗機炮三十七位，把子總三位，三眼槍十一位，單眼槍四杆，大小炮四百六十五位，火藥一窖又一百瓶，硝磺五十筐，火藥壇六個”。
杏山一役，計繳獲“紅衣炮二位，大將軍炮六位，二等將軍地一百二十二位，行營炮一百八十二位，佛朗機炮六十五位，班綽嘴炮三位，三眼槍三百九十杆，單眼槍八十三杆，火藥三萬八千五百斤，硝一萬斤，黃藥三千斤，紅衣炮子五百三十發，將軍炮子三百發，子彈一石四斤斗，彈鉛五千五百斤”。
大量品種齊全、裝備充足的明軍槍炮彈藥幾乎未發揮作用，就成為清軍反受攻擊的利器，這不僅折射出明軍戰略指揮的一系列重大失誤和軍政的腐朽腐敗，而且也使明清對峙優劣之勢相當明朗，清軍入關已是定局，大明王朝的覆亡已是厄運難逃，時間問題。
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明清對峙形勢出現前所未有之大變局。
一方面，李自成的義軍攻陷北京，大順政權建立，另一方面明崇禎皇帝煤山自縊，大明中央政權宣告滅亡。清朝統治集團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有利時機，令多爾袞以最快速度進逼關內。
恰逢此時，明平西伯、三海關總兵吳三桂哀求清軍發兵共同鎮壓農民軍，以報“衝冠一怒為紅顏”的“國仇家恨”。
清軍前鋒統帥多爾袞得書大喜，當日發佈命令，“命漢軍齎紅衣炮，進發山海關大路”。四月二十四日，清、吳聯軍在山海關擊潰農民軍二十餘萬，多爾袞向順治帝奏報“臣仰借上天眷佑，皇上洪福，親率大軍，與吳三桂總兵馬、步紅衣炮直搗燕京”。
清軍大舉入關後，在真定、潞安、太原、西安、揚州、淮安、大同、南昌等重大戰役中，滿洲炮兵的紅衣大炮，幾乎都發揮了炮兵配合作戰的作用，甚至在一些戰役中，發揮了主要的作用。
北京景山
李自成塑像
山海關
張獻忠的“永昌大元帥印”
換言之，八旗鐵騎在紅衣大炮的有力助攻之下，對農民義軍和南明殘餘勢力進行了迅速有效的平息鎮壓。
例如1644年10月，在進攻太原城時，據前線固山真葉臣的戰報：“臣等前往太原府，太原府陳有福統轄流賊佔之八府，我軍至後，派員招降，然賊不從，遂以紅衣炮攻之，於十月初三日破之。城上賊兵，皆被我登城兵一殺而盡……太原府五州二十縣皆降”（《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天聰朝、崇德朝》）。
1644年底，豫親王多鐸親率大軍進逼潼關，闖王李自成的主力在此堅守，多鐸遂於距潼關二十里處立營，等候援軍大炮，從順治元年年底直等到順治二年元月初九日，清軍紅衣炮至，“本日炮攻潼關”（《清史編年》卷一）。正因多鐸穩紮穩打，不作浪戰，堅持等到紅衣大炮運到前線，才發動攻擊，因此一舉攻佔潼關重鎮，迫使李自成還兵西安。
在對付南明的抵抗方面，清軍亦挾大炮以進軍，參用炮火以取勝，特別在江南水域，滿洲騎兵難以馳騁追殺，滿洲炮隊的紅衣大炮的威力日益顯現。
順治二年（1645）三月二日，清大軍包圍揚州，抗清名將史可法拒降死守，清軍圍而不攻，原因就是“大炮未至”，清軍足足等了四天，把紅衣炮從泗州運抵揚州城下。三月二十四日，清軍開始試炮，炮彈“飛至郡堂，彈重十斤四兩，滿城惶悚”，結果，一天後，揚州城遂失守。史可法殉難，揚州城被屠城（《明季稗史初編》）。
順治五年（公元1648年）元月二十七日，江西提督金聲桓、副將王得仁金在南昌舉兵叛清，擒殺清的巡撫、巡按等多人，引起清廷極大震動。
多爾袞決定以武力剿平，經過雙方一年多的拉鋸戰鬥，不分勝負。清將譚泰奏請增撥大炮，得到多爾袞准奏。到順治六年元月十九日，紅衣大炮運達，清軍急攻南昌。本日午時城破，金聲桓自投於城之東湖，王得仁突圍被擒殺，其餘各將或巷戰死，或被俘不屈死（《清史編年》卷一）。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清軍入關後，之所以能迅速擊潰農民起義軍，消滅南明抵抗力量，締造大清王朝，無疑是伴隨著紅衣大炮的轟鳴聲中實現的。從某種程度上講，逐鹿中原，實現大統，一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的滿洲炮兵部隊功不可沒。
清代紅衣大炮
關城上的紅衣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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