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沒能打破的“世襲制”行長

在第十二任世行行長金墉宣佈辭職的三個月後,新的接班人終於浮出水面。但令外界失望的是,世行行長的人選並沒有出現奇蹟,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戴維·馬爾帕斯將從金墉手中接下世行行長一職,開啟下一個五年任期。“世界銀行美國行長”的不成文規矩已經持續了70多年,然而世界經濟格局不斷朝向多元化前進,美國一家獨大遭受的挑戰也越來越多,金墉的無奈辭職或許就是世行如今尷尬處境的最佳印證。

新老交接

當地時間5日,世界銀行集團發佈聲明稱,世界銀行集團執行董事會一致批准戴維·馬爾帕斯擔任下一任世行行長,任期五年,從2019年4月9日開始。聲明表示,世行執行董事遵循了2011年商定的遴選程序,包括公開、透明的提名過程。

相比起金墉的“另類”,馬爾帕斯顯得正常的多。據瞭解,馬爾帕斯曾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中任職,也曾擔任華爾街投行貝爾斯登首席經濟學家。特朗普2016年競選總統時,馬爾帕斯曾擔任他的經濟顧問,被認為是特朗普的忠實支持者。今年2月6日,特朗普順利提名馬爾帕斯為世行行長,後者也成了下一任世行行長唯一提名人選。但值得注意的是,馬爾帕斯在被提名為世行行長之前,曾公開指責世行及其它多邊組織。他稱,世行貸款並沒有給予最需要的國家,以及世行工作人員冗餘、薪水過高、效率低下等。

今年1月7日,距離任期屆滿還有三年之久的金墉突然宣佈將在2月1日辭職。當時,金墉通過電子郵件告訴世行員工,他請辭後會專注於增加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的企業。他表示,加入這家民營企業的機會來的出乎意料,但他認為這是他能對氣候變遷與新興市場基礎設施短缺等重大全球議題產生最大影響力的一條路。

一直以來,金墉堪稱世界銀行的一大“意外”。相比起前任不是出身華爾街就是紐約銀行家的身份,金墉不僅是非科班出身,而且是和金融沒有任何關係的醫學出身。據瞭解,韓裔美國人金墉是哈佛大學博士和醫學教授,曾擔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顧問等職務,2012年是被奧巴馬提名為世界銀行行長,理由是“讓發展的專家來領導世界最大的發展機構”,2016年9月,世界銀行集團理事會一致同意金鏞連任行長,第二個任期五年。

作為世行的第12任行長,金墉在2012年7月第一個任期上任後不久,就領導世行建立了指導其工作的兩大目標:到2030年消除極端貧困;促進共享繁榮,重點放在發展中國家底層40%的人口。雖然金墉此前提到此次是“一個私人決定”,但也有英媒稱,金墉的意外辭職可能與他和特朗普政府就氣候變化以及世行需要更多發展資源問題的看法存在分歧。

美國行長

馬爾帕斯的當選雖然毫無懸念,但多少也粉碎了外界關於世行能否打破慣例的一些期待。據瞭解,二戰後,為了重建國際經濟秩序,減少世界貧困,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作為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兩大支柱應運而生。鑑於世行按照股份公司原則設立,美國又是世行最大股東,投票權佔比大約達到了16%。由於世行重大決策必須得到85%的支持率才能通過,因此美國也擁有唯一的一票否決權。

正因如此,世行成立70年來,其行長的選擇權也始終握在了美國的手裡,“世界銀行,美國行長”由此而來。作為一定的交換,IMF的領導人則由歐洲來選擇,“美國人掌管世行,歐洲人掌管IMF”這一不成文的規定也就流傳了下來。

就在金墉選擇辭職的時候,《華爾街日報》就指出,金墉的突然辭職,為尋求非美國人領導世行的國家創造了機會。華盛頓在任命人選時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即世行要求候選人致力於多邊主義,而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官員對世行等多邊機構持批評態度。美國財政部前官員Mark Sobel也指出,如果美國提名一個可靠的候選人,而新興市場不採取一致行動,美國的處境會好得多。相反,如果美國提名了一個公開批評多邊主義的人,將增加其他國家反擊的機會。

世界銀行講究的是長期借貸,回報週期長,且主要面對的又是極端貧困、氣候變化、治沙治汙之類未必有回報率的項目,這對於目前越來越“懶得談”全球、多邊、一體化的美國而言彷彿是一個沒有回報的生意。奧巴馬時期對於全球經濟一體化和自由貿易原則仍然有利於美國的信念讓金墉有了生存的空間,但如今美國“改朝換代”,在特朗普這裡,金墉明顯行不通了。

尷尬的行長

金墉的離開像是“眼不見為淨”,馬爾帕斯即使是特朗普的心頭好,但接下的這個任務也不一定輕鬆。此前《金融時報》就曾指出,金墉的繼任者需要在一個緊張的地緣政治環境中公平行事,同時要對世行實施重大結構性改革。也許比以往任何時候,世行都更需要根據業績而不是單純的國籍來任命行長。

一來馬爾帕斯面臨的問題是,他接下的世行屬於多邊主義框架下的全球治理機構,但特朗普主義的特點就是“美國優先”,毫不意外地以美國利益為出發點。這就意味著如果馬爾帕斯不進行改革,那麼作為世行的影響力就會被削弱。一旦改革,世行不僅要去掉官僚主義和效率不高的慣性,而且要積極融入到全球治理中去,而這就再次踩進了特朗普的“雷區”。

另一方面,現在的情況是,新興國家正在崛起,無論是美國一家獨大的態勢還是強硬的話語權都在接受挑戰。據瞭解,自2010年將美國在世行和IMF的投票權分別從16%和16.89%降至15.87%和16.47%,同時將中國、印度等少數新興大經濟體投票權上調後,世行和IMF已8年未曾修改股本結構和投票權比例,金墉任內也沒有進行過相應的調整,這使得馬爾帕斯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

更重要的是,如今的世行宛如一個體態臃腫步履蹣跚的高齡老人,“公信力危機”早已顯現,其職能也開始逐漸受到挑戰。來自民營部門的資金激增,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發展(NDB)等區域性多邊開發機構的崛起也讓世界銀行的融資角色黯然失色,備受詬病的官僚主義和緩慢的貸款發放流程都催促著人們選擇拋棄世行而去。

世行好像變得一無是處。世界銀行2018年年度報告顯示,去年該行向發展中國家政府和私營部門承諾提供669億美元資金,完成支付457億美元。但據彭博援引的數據,新興市場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缺口巨大,每年需要1萬億到1.5萬億美元。相比之下,世行的貸款不過是杯水車薪。

北京商報記者 陶鳳 楊月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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