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年轻时的照片
自从1938年投入国民党怀抱后，张国焘成了中共历史上搞“分裂主义”、“军阀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个曾被昔日红四方面军同事徐向前元帅评价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的人（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在成为叛徒之前，其实是有多重身份的，其中不乏“灿烂头衔”。
【“五四领袖”与“学运要人”】
1916年秋，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也正是这一年，17岁的张国焘考入北大。
作为理工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张国焘感到“北大在我初去的时候，还显得很有点乱七八糟”，高年级学生“办小报、做诗文、捧女戏子，往往深夜喝醉了酒回来瞎闹一阵”。但蔡元培的改革措施很快见效，怀揣各种“主义”、“思想”的著名人物荟萃一堂，在北大讲授独到之见，“做学问求知识的气氛日渐浓厚起来……新风气开始抬头了”。（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1917年春，陈独秀受邀来到北大，同时带来的，还有他主编的《新青年》——正是这份刊物，引发了“最初埋头于功课，成绩还算优良”的理科生张国焘的革命思想，他原本怀有的“救国治学”之心，从此找到新出路：“1917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
张国焘开始急速左倾，参加过1918年5月学生对日抗议的温和请愿活动后，他甚至觉得“太不够味”——对于“救国”，他要的是“急速”、“彻底”、“奋起”，“一般急进的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内，则认为应当从事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的统治”。
在这种日益“急进”的氛围下，张国焘与“狂热爱国”的同学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段锡朋、易克嶷等人成立了“国民杂志社”（日后他们都成了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1919年5月2日的社务会议，谈及凡尔赛和会中国受辱之事，张国焘发出了五四运动的第一声倡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一次示威游行。”3日下午举行的北大全校讨论大会上，当然少不了张国焘的身影，虽于宿舍内经过了无数次“新文化”辩论，但他第一次面对如此重要场合，竟也“不免有些紧张”，特别是一口萍乡土话，成为日后笑谈。
当5月4日的游行队伍准备出发时，校长蔡元培前来劝阻，学生颇感不耐，正在人群躁动之际，又是张国焘出面，让人“连请带推”地拥走蔡元培——90年前的那一幕，终于不可遏止地爆发了。
接下来的游行、逮捕、释放、演讲，游行、逮捕、释放……当蔡元培哀叹“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时，张国焘在这五四时代的学生“新生活”中正忙得不亦乐乎：“他们认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实行家。”同学邓中夏更是戏称张国焘为“学生要人”。同为“学运要人”的，还有日后转向国民党而渐被遗忘的段锡朋——90年前，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的他，声望如日中天，以至被人称为“段总理”。
【中共“一大”到“三大”：张国焘的高峰与低谷】
五四之后，北洋军阀政府并未放弃压制学生的企图，迫使一部分学生领袖流亡上海。1920年5月，张国焘重回北大——等待他的，将是李大钊以及李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
如果说陈独秀和《新青年》启蒙了张国焘的急进思想和革命念头，李大钊和北大图书馆则为张国焘指引了更为明确的方向——共产主义运动。“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我在那里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五四游行后历经流亡失落的张国焘重拾信心，再次出发，正式踏上政治舞台。
此时，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已背负共产国际的“秘密使命”前来中国，很快和李大钊、陈独秀取得联系。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南陈北李”因事未能出席，经众人推举，张国焘担任会议主席。不久，他又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赴俄参加“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大会”，受到了列宁的接见——张国焘由此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受到列宁接见的领导人。历史继续青睐于他：中共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仍是仅次于陈独秀的“二号人物”。 张国焘正沉浸于人生的第一个高峰。
但风暴很快来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走向低潮，张国焘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分歧，不同意后者主张的“所有的共产党员没有例外的都应加入国民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之路线。但马林动用“尚方宝剑”，迫使多数人同意“国际决议”——与“共产国际代表”较量，张国焘焉有不败之理，张与陈独秀等人的矛盾也于此时闹得沸沸扬扬。
中共三大选举，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张国焘仅得到40票中的6票，连候补执行委员也没当上。他开始品尝惨败的滋味。
张国焘又是一个固执的人，虽已败下阵来，依然坚持“服从多数的决定，但保留我的原有意见”。
1923年1月，孙中山接见赶赴广州即将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李大钊、张国焘等人。一直怀有满腹疑问的张追问孙中山：“不知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指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第一条的规定），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未得到认真回应，张国焘继续拿此问题追问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以致李大钊开口了：“你这个意见固然不错，但提过一次，就足够了，可不必再提。”
国共上下正处于合作的兴奋中，张国焘处处“刁难”，最后连他自己也感觉到“我仿佛成了一个专泼冷水的人”。意态消沉、不受欢迎的他，国民党一大还没召开，就做好离开的准备了。
【“张主席”：鄂豫皖的“园丁”与“大人物”】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开始“系统地改造党”，派中央代表深入各地党组织。张国焘主动请求前往鄂豫皖。
1931年3月，周恩来委托顾顺章负责张国焘、陈昌浩的“秘密旅行”，张国焘对这位特科人员不无好感：“我还是在五卅运动时与顾顺章认识的，那时我就欣赏他的能干，这次重逢，已相隔五年多了，他的才华更令人佩服。”（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但正是这位“能干”的顾顺章，完成此次护送任务后并未立即返沪，而是逗留汉口表演他的魔术“才华”，突遭逮捕并很快叛变。幸亏张国焘等人临时下车换道，两头围捕的国民党特务扑了一个空，无意中逃过一劫。
到达鄂豫皖后，张国焘“立即考察实况，开始试行改革”。他督促每人“至少种五棵南瓜”，很快解决了最紧迫的粮食问题；领导反“围剿”战役，不断取得胜利；纠正乱打土豪风气，实行拥军优属政策，三个月内有一万余人参加红军。但他也同时实行“肃反”，杀害异己……红四方面军后来越战越强，根据地日益扩大。鄂豫皖的人民口口相传中央来了一个大人物“张主席”——这是张国焘生命中的第二个高峰。
但他的“高峰”似乎从来不会长久。随着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西征，“鄂豫皖苏区从此不仅发展中断了，而且成了蒋介石的屠场”。多年后，张国焘回忆起这段辉煌与沉落：“我这个鄂豫皖苏区的园丁，真有感慨万千之叹。”
【从“真命天子”到“反共强人”】
1932年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西进入川，也曾再创短期辉煌，两年时间内红军由1万多人发展到8万多人。当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听闻喜讯后高度赞扬。张国焘在川南军民中名声大震（但他同样犯了在鄂豫皖苏区时的错误：“肃反、镇反”扩大化，错杀大批革命者）。对于成绩，他从来不掩饰得意：“我这个领导人自然是一般乡下人所注目的……一般人觉得通南巴出了一个‘真命天子’。”
蒋介石致电四川军阀刘湘，要求大举“进剿”红军。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张国焘日益疲于应付，根据地越缩越小，困难越来越多，他开始感到“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求发展是不易的”。事实上，他此时也“对苏维埃运动失却了信心”。（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最终，张国焘放弃了川陕根据地。
1935年懋功两河口会师，张国焘与毛泽东进行了历史性的“雨中热烈拥抱”，但分歧与矛盾并不因为热情而消亡。两军实力差距明显，红一方面军只剩一万余人，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却数倍于它，且相对物资丰富。朱德曾向张国焘感慨：“现在一方面军是不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一书中的记录更为形象：“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
“实力派”张国焘开始了徐向前元帅所说的“伸手要权—分庭抗礼—自立‘中央’”的“反党三部曲”。但“自立中央”显然缺乏支持，日后他自己回忆起来也感觉这只是一场闹剧、“一个插曲”。
不乏整人经验的张国焘非常清楚，对他的“清算”终会来临。1936年与中央会合于保安后，他一直惴惴不安，疑惧，心情晦暗，不得不成了党内“闲人”，写检讨书，参加检讨会。贺龙在会上说：“张国焘！你是知识分子出身，又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出身。而我呢，则是土匪出身，又当过军阀，我现在由土匪、军阀变成了共产党，而你则由知识分子、共产党变成了土匪、军阀。张国焘，现在请你和我比一比，你现在成了什么样的屁人物？”（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轰轰烈烈的批判张国焘路线运动在全军上下开展了3个多月。当王明神秘兮兮地告诉张国焘，“李特、黄超都是托派”，已被枪决时（这两人是张的得力干将）——张彻底崩溃了。
1938年清明节，借着祭黄帝陵的机会，张国焘终于下决心实现他生命中的第三次“大弃逃”。这一次，再不是“路线”错误的问题了，“叛徒”之称无可争议。
然而，抛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张国焘，最终发现日子并不好过。这位震动国民党上下的“反共强人”，被蒋介石分配给戴笠后，一直拿不出强硬的“反共业绩”——连戴笠的手下都敢对之呼来喝去、肆意凌辱。1949年后他不得不再次“抛弃”国民党，迁居香港，1979年的一个寒冷之夜客死于加拿大的老人院。
【张国焘与陈独秀：失意中的重聚】
历尽沧桑，张国焘与陈独秀于失意中曾有难得的重聚，陈独秀谈起当年往事：“民国十年前后，张国焘带着十二名主持北平学运的学生去上海做宣传工作，国焘为领队，最为努力，不论风雨，每天挟着我在北平主编的《新青年》报刊沿租界马路商店散发，并叫‘群众运动’。张永远改不了萍乡土音，把‘群众运动’说成萍乡土话：‘同顿唔顿’，路人不知他说的什么，就把张起名‘顿顿顿顿’。”张国焘听了，大笑，并不否认。“民国十年前后”，正是张国焘（也可说是陈独秀）的“风华正茂”时——只20年，两位党的创始人因各自原因都已“出局”。这大笑里，是否有“樯橹灰飞烟灭”之感？
说张国焘叛党，但并不能说他背叛了“主义”——因为他自始至终没有真正信仰“主义”。原初的想法只有两个字“救国”，其他的一切只是他在五四时期恰遇的救国“手段”。固执己见，但从来不固执于“主义”——所以，他敢反对“共产国际”、反对中央、反对一切他认为“不对”的上级指示，甚至两次与陈独秀商量另外组党（陈始终没有同意）。
其实，早在1924年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时，张国焘就叛变过一次了，他供出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大批共产党员名单，并在狱中写下这样的自白：“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
与后世“修成正果”的坚定革命者相比，“善于放弃”的张国焘实在该“自惭形秽”。但这样的人，也产生于五四时代——这是“五四”之复杂、特异，还是“五四”之“泥沙俱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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