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无疑是当时的最高潮。
事后，很多人认为这是学生义愤所致。但历史的真相是，多数人确实并没有这个计划、也没打算这么做，但在小范围内，这事却是早有计划的。
“今天我们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行动定可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
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说：“那么，宁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不要别闹出什么国际交涉来”。
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学生全体亦向南进发。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匡互生等人干出“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等大事后，那些闹事的学生跑回去休息了。
倒是少数留下来维持秩序的、零星掉队或者跑来围观的，反被警察给抓了起来（火烧赵家楼后，警察总监和步军统领亲自前来督阵）。
当年被捕的学生杨振声曾在1950年发表了《从文化观点上回首“五四”》一文，其中即提出：
“五四”及新文化运动期间“无批判的反对中国文化，而无原则的接受西洋文化”，所谓“外抗强权，而又欲学其致强原因，故一切吸收；
内伤贫弱，而又欲消灭其贫弱的来源，故一切打倒”，“虽矫枉过正，势有必然，但到底是过正了”。
据梁实秋的回忆，章宗祥的儿子当时与他同一寝室，“五四”运动后章子早已走避，但愤怒的学生仍旧冲进他的宿舍，将里面的东西捣毁一空，这让梁实秋非常不满。
在5月19北大学生开始外出演讲后，梁实秋也随着清华学生一起入城，但在途中愤怒的学生将一辆乱按喇叭的汽车砸毁。
事后，梁实秋曾反思道：
“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大街上如痴如醉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谓之群众心理。”
至于“火烧赵家楼”的主角匡互生，他在当年夏天毕业，并回到湖南长沙楚怡小学任教。
对于之后的运动，匡也曾感慨地说：“七月后纯洁之民群运动，渐为投机者借以出风头，失却大众信仰，而政府亦颇知应付之方，老调不可复弹矣！”
次年，匡互生出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务主任。
在此期间，匡互生还曾打破师范学校教员必须有大学文凭的限制，并破格录用师范附小主事（教员）毛润之到师范学校任课。
之后，匡互生又与后者及何叔衡一起参加湖南“驱张（敬尧）运动”，一度还弄了五颗炸弹打算去炸死张敬尧。
1925年，匡互生与丰子皑等在上海创办立达学园并主持校务8年，主张“生产教育”、“感化教育”。1933年4月，匡互生在上海病逝，终年42岁。
之后，当年积极参与这场运动的年轻人中，一部分人继续革命，如许德衍、张国焘、邓中夏等；
另一部分则改而走上了“学术救国”等相对温和的道路，如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闻一多、罗章龙、罗隆基、张申府等。
谨以此文，纪念“五四运动”99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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