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最早出版於1960年代、在美國成為暢銷經典的小說《被塗汙的鳥》被捷克導演瓦茨拉夫·馬爾豪爾（Václav Marhoul）改編為同名電影，已完成全部拍攝，預計2019年5月迎來首映。烏多·基爾（Udo Kier）、斯特蘭·斯卡斯加德（Stellan Skarsg?rd）、哈維·凱特爾（Harvey Keitel）、朱利安·桑茲（Julian Sands）、巴里·佩珀（Barry Pepper）等著名演員都參演了這部電影。
羅曼·波蘭斯基和科辛斯基
小說講述的是一個在“二戰”中逃難的小男孩在東歐的村莊四處遊蕩，卻遭受普通人的種種凌虐，最終倖存的經歷。實際上，作者耶日·科辛斯基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滿尚未完全揭開的謎團，精彩程度不亞於這部小說本身。他生於波蘭，在蘇聯讀書，成名於美國，和最富有的女人結婚，曾無意中逃脫曼森家族的屠殺，最後在毫無徵兆的狀態下自殺……他的人生傳奇似乎總有多個版本。
摘自《紐約時報》1982年2月21日
耶日·科辛斯基的大部分朋友都是明星，其中有一些，比如沃倫·比蒂（Warren Beaty）和託尼·班尼特（Tony Bennett），是演員和歌手；還有一些，比如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全球政治中的重要人物；另外的一些人則在新聞界和電視上活動——比如邁克·華萊士（Mike Wallace）。六年前，我正是在他家裡第一次見到了科辛斯基。
當晚，在華萊士的好奇之下，科辛斯基講起了他的人生故事。我入迷地聆聽了幾個小時。
耶日·科辛斯基
我能夠分辨倖存者。我曾經研究他們，而這些人裡有作家、演員、醫生或警察。相比科辛斯基，他們有些人賺了更多的錢，或者顯得更加成功，或者選擇了更傳統的生活方式。然而，我想，沒有人比他承受並克服了更多的苦難。
與死亡攜手的孩子
作為大屠殺中長大的孩子，他一出生就與死亡攜手。
前不久，科辛斯基帶著痛苦對我說：“如果你問我，我知道如何強姦嗎？我會回答，是的——因為，坦白說，在戰爭期間我自己就被強暴了好幾次。”
科辛斯基12歲就已經是一個完完全全的離經叛道者，這並不讓人吃驚；奇怪的是，他總能獲得救贖。他出生於富有的猶太人家庭，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他的父親是羅茲大學著名的古典學家和教師，而母親是畢業於莫斯科音樂學院的鋼琴家。
科辛斯基6歲時，也就是1939年，納粹佔領了波蘭。耶日·尼科德姆·科辛斯基，他有個可愛的小名尤雷克（Jurek），他絕望的父母把他送到偏遠的鄉下避難，希望保住他的性命；兩個大人自己並不期望能夠活過這場戰爭。他父母將他託付給一個朋友，但那個朋友卻拋棄了科辛斯基，就像那個充滿恐懼的時期裡許多其他的孩子遭遇的那樣。於是科辛斯基成了一個流浪者，不得不向他人討要食物和居所，在波蘭鄉間偏僻地帶最落後荒蠻的農村遊蕩。
向左滑動，看《被塗汙的鳥》各國封面
那些年裡令人震驚的冒險，在科辛斯基的小說處女作《被塗汙的鳥》中，以強有力的、犀利的筆觸被描繪出來。這部小說在1965年出版，而這正是他成為美國公民的那年。從此，這本書成為了大屠殺小說中的經典。
9歲時，他腦子裡的某些部分斷裂了，他啞了。他12歲時，仍然無法說話，但被蘇聯士兵救下，然後和他的父母重聚。他的父母在朋友們的掩護下逃過了被送進毒氣室的命運。
科辛斯基回憶，當時，“四個人裡就有一個被毒氣毒死或者用別的方式殺死，我的啞症算不上什麼值得關注的事。我身邊都是沒有腿、沒有舌頭、沒有眼睛的男孩和女孩，沒有人——包括我的父母和我自己——沒有人會把我看成一個多麼特別的受害者”。
不過，科辛斯基仍然採取了復仇行動。為了生存下去，他學會了反擊。因為他遭到了背叛和虐待，於是他在很小的時候就發現了一種口是心非、掩藏和偽裝的天賦。偽裝成某個他所不是的人，已經成為他的習慣。他兩到三年就會出版一部風格凌厲的小說，而這些小說裡包含著他的分身。
新大陸的歷險
科辛斯基的保留節目，就是敘述他在失聲後如何重新開口說話。他的父母，把他從羅茲的一家孤兒院裡領了回來，決定不惜一切代價讓他恢復健康。他的父親憑藉語言學的技能獲得了一個工作——在貿易部門就職——工作地點位於山間的一個小城，當時被稱作克爾科諾謝山區。科辛斯基學會了滑雪，他15歲時，在一次滑雪事故中陷入昏迷，而從此他又恢復了說話的能力。
這家人返回了羅茲，科辛斯基重返被中斷的學業，也重新開始了他的遊戲。他自學成為一名攝影師，獲得了好幾個學位，還在華沙的歷史與文化研究所獲得了相當於博士學位的候選人資格。除了波蘭語外，他會說俄語和德語，但是當時還幾乎不會說英語。
他和父母試圖以向以色列移民的理由合法地離開波蘭，但是失敗了。科辛斯基精心策劃了一個十分危險的詭計，通過他偽造的文件前往美國。而這段經歷，也是他講述的故事之一。他虛構了來自不同學科的四位學者，以他們虛構的名字打印出信件。然後這些不存在的教授徵用了具有效力的“官方”印章。帶著這些材料，科辛斯基讓這個儘管是虛構但是表現驚人的組合給官員寫信，表示他們將為科辛斯基提供資助，為了完成一個研究項目，他將以學生簽證到訪美國。一套文書產生了另一套，而且在兩年間，這些全部來自偽造的文件一直在增加。這段時間裡，科辛斯基一直隨身攜帶著從攝影工作室拿出來的氰化物膠囊。如果他的詭計敗露，他將會在監牢裡度過許多年。他完全準備好了隨時吞下這顆膠囊。
“我跟我自己說，不管以何種方式，我總會離開波蘭。”他說。他在偽造上花費的功夫，終於為他帶來了他一直渴求的護照和一張出境的機票。為了保護他的父母，他對自己的計劃隻字未提。他再也沒有回國，但和父母保持著通信。幾年後，他的母親來紐約短暫地看望了他，但還是回到了波蘭，並在1971年死於波蘭。他的父親在1962年就去世了。
1957年，24歲的耶日·科辛斯基來到美國，沒有朋友，沒有錢。而今他已經出版了十本書——頭兩本是政治科學領域的非虛構作品。他穿著一件剪裁不太得體的狼皮大衣，在聖誕節前幾天抵達美國。他足夠機智，知道那些一罐罐黑色魚子醬儘管個頭不起眼，但卻是他能從附近的食品店裡能夠偷來的最有營養的食物，而且那家店裡恰好也賣波蘭蘑菇（體積太大，不好搬運）。能夠維持基本的生存之後，他開始很快地學習並掌握了當地語言，打零工，後來獲取了博士學位，然後開始創作生涯，同時——像很多年輕英俊的移民所夢想的那樣——他後來結識並娶到了一位富有的、寡居的美國女人。
城市角落和人性秘密的探索者
科辛斯基內心底仍然是一個法外分子，一個未遂的少年犯。他童年時代的傷痛仍然在折磨他，正如其他在大屠殺中長大的孩子也不可避免地感受到過去的傷痛。但他最黑暗的憤怒已經湮滅了，它們進入了他的小說。在這些小說裡，你會理所當然地推測，作者本人也有這些陰暗面。在書中，他是身穿暗淡盔甲的騎士，是孤獨的遊蕩者，是匿名的、具有另類道德準則的人。
他喜歡把戲，喜歡偽裝，和陌生人打交道。他也不時地捉弄他的朋友。實際上，這些把戲與其說是出格的，不如說就是孩子氣的，是一種精心設計、付諸實踐的玩笑。
就在幾周前，科辛斯基待在多米尼加（寫劇本、玩馬球外加躲避紐約的刺骨寒冷），他躲在一張桌子下，撓了撓一個外交官的腳踝，試圖讓對方以為是一隻狼蛛。在這個惡作劇裡，他還有同謀，他們跟這位外交官談起該地區獨特的生態環境，談到當地的狼蛛非常有名。“當我坐在桌子下面，我心中充滿了期待。”科辛斯基說。外交官的反應是突然跳了起來。科辛斯基稱，當這位外交官得到安慰時，他覺得非常好玩。“我也是。”科辛斯基滿意地說。
科辛斯基最喜歡的把戲，是幾年前在一位著名的美國官員家裡實施的。這位官員邀請科辛斯基和幾個好友來到家中，和當時的以色列外長Abba Eban見面。
“當Abba Eban的保鏢走出客廳，我坐在了Eban即將落座的沙發上。”科辛斯基回憶道。他完全舒展開身體，用抱枕把自己蓋起來，“就躺在，”他開心地說，“Abba Eban和他的妻子正要倚靠上去的地方。”
“然後電影導演路易·馬勒（Louis Malle）和一個朋友走了過來。他們坐在了沙發上，而且就靠在科辛斯基身上！”他開始推擠身上的抱枕，一開始動作很輕。“他們所有人都拒絕承認，他們的背部感受到了某種東西。”科辛斯基說。“Abba Eban向一側傾斜；路易·馬勒向他同伴靠過去；我踢打得越來越猛烈。不知為何，他們所有人都沒有正面說出他們背部的奇怪感受。最後，我從抱枕中探出頭來，而他們全都嚇得跳了起來。”
“到處都有我的藏身之處。”最近他這樣告訴我，“如果我一個人在你的公寓裡待半個小時，我就能在那裡找到一個躲藏的地方。”
儘管如此，他擁抱著恐懼和疑惑。如果缺乏這些情緒，他甚至會感到無聊。他堅持要過這樣一種生活——每個時刻都在擔憂著什麼人來敲門。而且他絕大部分時候都會攜帶一些武器，比如彈弓、砍刀或者一罐催淚噴霧。他說，這些東西在紐約大街上或者其他城市很有用，他會在晚上隨意閒逛，探察城市的脆弱部位，嗅出反常、扭曲、令人不安之物，或者有時就是危險的因素。
梅西催淚噴霧能夠有效地幫助在街巷裡遊走的科辛斯基。他說，他確實遇到過能用上它的場合，而且他也曾在一兩部小說裡提到主人公攜帶某種不知名的化學藥劑防身的習慣。但是，如果他在1969年8月9日晚上出現在他本該出現的地方，那麼梅西噴霧大概就幫不上他了。當他，就在關鍵時刻，他的行李被人弄混了，於是他沒有按時出現在羅曼·波蘭斯基位於加利福尼亞的家裡，因此躲避了查爾斯·曼森主導的屠殺。波蘭斯基當時的妻子莎朗·塔特就死在這次謀殺中。
（昆汀根據此事件改編的電影《好萊塢往事》也即將在2019年上映。）
而波蘭斯基本人當時在倫敦，本來打算第二天就參與這次家庭聚會。他也是科辛斯基的朋友，同樣來自波蘭的大屠殺倖存者。
泳池裡的科辛斯基
科辛斯基的小說已經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他1968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說《腳步》（Steps），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他屬於那一小部分可以僅憑寫作就養活自己的職業作家；他說，他過去十年間，憑藉寫作得到的收入大概是年均65000美元。（美國職業作家收入的中間水平僅為4775美元。）
在國內或者國外，科辛斯基常常受到富有的朋友們的奢華招待，但他認為他的收入已經超過了他生活所需。“我的工作非常有計劃性，也非常講求效率，我不需要供養家庭和孩子。”他說，並且補充道，“65000美元是很大一筆錢了。”
讀者往往對科辛斯基的小說產生強烈的共振。他有一大批狂熱粉絲。穿貂皮大衣、患白內障的老婦人會在餐館裡狡黠地跟他打招呼，告訴他，她們多麼喜歡他，她們在眼部手術後的恢復期間請人來給自己朗讀他的小說。年輕的、穿著藍色牛仔褲、打扮中性的情侶會在大街上氣喘吁吁地對他說“你就是耶日·科辛斯基！”，帶著無言的崇拜緊握他的手。
自從他在很多年前恢復了說話的能力，科辛斯基很少會感覺到失語——他感覺缺乏的只是一種親近感。和很多流亡者一樣，他永遠感到一種被剝奪的感覺，孤獨的感覺。他患著一種無法治癒的疾病。在《被塗汙的鳥》中，他表達了這種孤獨感。就在15歲的主人公快要恢復語言能力的時候，他想道：
“我們每個人都是形單影隻地活著，一個人越早意識到……就越能更好地活下去。自己是個啞巴也沒有什麼關係；人們根本就沒法彼此理解。他們互相吸引或發生衝突，互相擁抱或彼此踐踏，但每一個人想到的只是他自己。……人與人彼此相望，像環繞我們的一個個山峰一樣，互相被山谷隔開，因太高而沒法被忽略，因太低而夠不著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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