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有句名言；“做人，要在有疑問時無疑問；做學問，要在無疑問處有疑問。”無論閱讀還是寫作，我們必須有一字不肯放鬆的謹嚴。
寫文章一個基本的要求就是辭達而已矣。即用字準確、言簡意賅。
唐代詩人任番遠遊，路經杭州清風嶺，觀月賞景，詩興大發，在借宿的僧房裡寫了一首詩：“絕頂新秋生夜涼，鶴翻鬆露滴衣裳。前峰月映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之後，任番繼續遠行，途經錢塘江時正值月落，觀看江潮，發現江潮隨風而退，只有半江之水。他想到自己用“一江水”來描寫月夜江潮，與事實不合，便在返回途中，特意去僧房改詩。可是，一踏進房門，看見這旬詩已被人改過來了。任番很納悶，忙詢問是誰改的，僧人告訴他，在他離去不久，有一官員從此路過，偶然見了這首詩，連聲讚歎，但惋惜詩中的“一”字用得不如“半”字準確，便徑直改了。任番暗暗稱奇。
任番的例子說明文學源於生活，用字準確強調的是寫實，然而“寫實”既包括對自然的準確描繪，也包括對作者主觀內心的準確表達。
好的文章，精闢的字詞往往恰到好處地調動讀者的形象思維，用字精準使文章形象生動。
1957年，毛澤東邀請詩人臧克家談詩。談話間，臧克家提到毛澤東的詞《念奴嬌·雪》，問道：“‘原馳臘象’的‘臘’怎麼講?”毛澤東反問道：“你看應該怎樣講?”臧克家邊在手上畫邊說：“‘臘’似乎令人費解，如果改作‘蠟’，比較好講，‘原馳蠟象’與上句的‘山舞銀蛇’正好對應。”毛澤東點頭稱是。
“蠟”字這個具體名詞相對“臘”字這個抽象名詞，更有質感，容易激發讀者聯想到生活中的“白蠟”形象，進而與前面的“銀”字在色彩上相吻合。如果說，名詞的形象性能使讀者產生豐富的聯想，那麼巧用動詞，常常能夠收到動靜相宜的效果。
1952年元旦，原東北大學歷史系教師羅元貞看到毛澤東的《長征》詩中，出現了兩個“浪”字——“五嶺逶迤騰細浪……金沙水浪雲崖暖”，這是詩作所忌’諱的。於是，他便借向毛澤東寫賀年信的機會，建議轉換視角，將“金沙水浪”改為“金沙水拍”，動靜相合。毛澤東對此欣然接受，並回信表示感謝。
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中，當所選用的字既有形象感又兼動感時，文章讀起來更是蕩氣迴腸，意味雋永。
北宋文學家范仲淹在浙江桐廬做太守時，因敬仰東漢隱士嚴子陵，特地在桐廬宜春江邊給他建造了祠堂，並作《嚴先生祠堂記》，文中末尾是這樣讚頌嚴子陵的：“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文章寫成後，范仲淹把它給友人李泰伯看。李泰伯讀後說：“雲山’、‘江水’，很形象有氣勢，而後句用一個‘德’字，似乎太抽象，換個‘風’字怎麼樣?”范仲淹昕後，把末旬再輕聲吟誦一遍：“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果然味道大不相同，“風”既含“風骨”之意，又有“風傳千里”、“風流千古”的意味，更能表達對嚴子陵的崇敬之情。
寫文章更改個別字。並不只是讓文字順暢些或漂亮些，更重要的是文字與思想情感密切相關，以求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
元代詩人薩都刺，有一次寫了一聯詩：“地溼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鍾。”吟哦再三，頗為自得。有個老人看見這聯詩後，連連搖頭，不以為然。薩都刺見此情形，猜想老人定有高見，便虛心討教。老人說：“這一聯詩的確不凡，摹景狀物，別有意境。只是出句已有一個‘聞’字，對句又用一個‘聽’字，字雖有異，卻皆隱‘耳’意。恰犯詩家大忌。”薩都刺恍然大悟，忙問：“依您之見，改成什麼字?”老人不慌不忙地答道：“唐人詩中不是有‘林下老僧來看雨’的佳句嗎?不妨把其中的‘看’字借來一用。”薩都刺試著把“聞雨”改為“看雨”，出句的“看”字隱“眼”意，對句的“聽”字隱“耳”意，不僅使詩更為工對，而且愈發顯得情景交融，有聲有色。
薩都刺的例子表面上僅僅只改一字，實質上表達了作者融情於景，聽覺視覺乃至全身心都融入其中的感受，詩文的表現力得以加強。但是，寫作有法，文無定法，反其道而行之，視覺上的“減”，也能夠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相傳唐朝詩人鄭谷的詩文寫得十分好，尤其是《鷓鴣詩》寫得更是出類拔萃。因此，人們稱他為“鄭鷓鴣”。他的朋友齊已是個和尚，也很喜歡寫詩作文。有一次，齊已以自己的一首《早梅》詩請教於鄭谷，當鄭谷看到“前村深雪裡，昨夜數枝開”的時候，總覺得有些不妥，仔細推敲、反覆琢磨。突然，他靈光一閃，說：“把‘數枝’改為‘一枝’怎麼樣?”齊已聽了以後非常佩服鄭谷，深深地向他表示謝意。原來，“一枝”更能體現出梅花的早開情形，達到了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
寫作是件有苦有樂的事，只有刻苦自勵，推陳出新，時時追求思想情感和語言精練相吻合，才會逐漸達到藝術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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