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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成都人要到城外西南方向一帶，要從老西門、老南門，甚至北門出城，七彎八倒拐不太方便。1913年，為便利城內居民出城到青羊宮趕花會，四川督軍胡景伊下令在西較場邊的城牆上，朝二仙庵、青羊宮的方向新開一道城門，取《左傳·閔公二年》“務財訓農，通商惠工”句意，取名通惠門，民間亦稱“新西門”。
光有通惠門還不行，必須在新城門外的西郊河上修一座橋，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配套工程”。於是，在 1916 年修建了一座連通城內與城外的新橋，稱為十二橋。
十二橋從1913 年開建，1916年建成，當時建的是一座木橋。數年後，改造成廊橋。到 20 世紀 60年代，為了修築公路，廊橋改造為石墩橋。我們現在看到的十二橋，是修建蜀都大道時拓寬後的新橋。
有不少文章裡提到十二橋在 20 世紀40年代改為磚拱橋，橋名改為晉康橋，因當時擴建西安路的名義主事者為川軍將領鄧錫侯，字晉康。十二橋和晉康橋是一回事嗎？成都市政府在 1939 年 5 月 24 日發佈了《環城公路西北段徵地補償辦法》，其中有領取補償款期限的要求，安排十二橋、晉康橋、將軍碾、任家橋一帶業主於 5 月 29 日到市政府驗契領款。如果說十二橋一直就在西郊河上，也叫晉康橋，那公文將十二橋和晉康橋並列，又是怎麼回事呢？
在1979年版的《成都市街道索引手冊》裡寫得非常清楚，西安南路其中一段原名晉康橋，備註欄裡註明相關門牌號為 1-45 和2-50 號。這樣看來，十二橋和晉康橋相隔不遠，是兩座不同的橋。其實，過去在西郊河的西側還有一條並行的河，是從將軍碾方向流下來的，晉康橋很可能是在這條河上的，它和十二橋以及西郊河並沒有什麼關係。
廖俊義和唐體堯解放前是國民黨特務，均參與了十二橋的大屠殺。在他們的交代材料裡，提及槍殺現場離通惠門非常近，出城約一里路，在十二橋的西南邊，在過橋的防空壕中。為了更加準確定位烈士殉難地，我找到了唐體堯在 1950 年 8 月 4 日的口供材料，文中描述公路到刑場約半里路”。
在手機地圖上可以找到烈士殉難地在十二橋路南側與琴臺路的交會處，也就是現在琴臺路入口牌坊的旁邊，這個位置不在現在十二橋的西南邊，而是在大橋南偏東的位置。其實，立有白色花圈雕塑的地方是烈士殉難紀念地，並不是烈士犧牲的準確地點。
我按照特務的描述實地走了幾趟，發現實際情況比想象要複雜。首先確定老通惠門的位置，大概是琴臺路東側建築與西較場西側圍牆的結合處，也就是現在通惠門簡介路牌的位置。往西走260步，過西郊河到了新一村小區入口處。繼續前走，到省委老幹部局門口已是500 步了，按照我的步幅，離通惠門的距離最多 400 米，如果在這個位置，往南走 200 多米左右，就進入老幹部局大院裡了。如果按“一里路”來計算，我從通惠門往城外走，大約要 650 步，大約要走到中醫醫院宿舍區的位置。這裡離西郊河和新一村如此遠，會是烈士當年犧牲的地方嗎？成都市委組織部十二橋烈士調查組相關調查資料更準確一些，烈士犧牲地點在十二橋過橋西南兩百多米處的亂墳壩裡。
再來看特務交代的情況和烈士犧牲地之間的關係。特務當時開車出通惠門的實際距離應該沒有“一里路”。出通惠門的路況估計比城內差。我們開車都有這樣的體會，相同距離的路程，路況差時，你會感覺開了很久很遠，況且當時夜晚缺乏參照物，人又處於非常緊張的狀況。而且，特務下了公路往南走，不太可能走直線，感覺走了“半里路”，但拐來拐去，實際離公路和西郊河不太遠。這樣分析，就不難梳理特務交代的情況和烈士實際犧牲地之間的邏輯關係。
特務們為什麼當時如此緊張和匆忙呢？看看成都 1949 年底的大事記就一目瞭然了。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0 月 20 日，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公開宣佈向四川進軍。
11 月 1 日，劉鄧大軍發起川黔戰役。
11 月 27 日，賀龍率部由陝入川。
12 月 6 日，解放軍發動成都戰役，四川各地紛紛解放。
12 月 7 日，成都發生“十二橋慘案”。
12 月 10 日，蔣介石離蓉，逃亡臺灣。
12 月 27 日，解放軍入城，成都解放。
1950 年 1 月 3 日、4 日、7 日三天，完成了十二橋和撫琴臺共 35烈士遺體的發掘工作後，靈柩停放在支磯石街原國民黨空軍層板廠內。1 月 19 日公祭後，進行了起靈儀式。送葬隊伍經過同仁路、實業街、商業街、東城根街、祠堂街、金河街、通惠門，在青羊宮公葬舉行安靈儀式。原來的青羊宮公葬地就在現在的文化公園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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