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同治初葉到光緒中葉，前後三十多年史稱“同光中興”。平定太平軍、捻軍與回民起義，使清王朝轉危為安。配合著軍事上的節節勝利，偏重於軍事的自強運動漸次展開，構成了清王朝瀕死前的迴光返照。
自強運動當時又謂“洋務”，中興名臣曾國藩、李鴻章是最初的倡導者。
攻陷“天京”後，曾國藩奉命督辦直隸（約今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軍務，鎮壓捻軍。因師久無功，清廷改派李鴻章接替，專辦鎮壓捻軍事務。1870年，李氏繼曾氏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從此控制北洋達二十五年之久，並參與掌管清朝外交、軍事、經濟權力，成為晚清權勢最為顯赫的封疆大吏。
李鴻章
出任直隸總督後，李氏立即擴建天津機器製造局，使之成為“洋軍火總彙”，以供各省軍火之需。
創辦與經營新式軍事工業，使李逐漸認識到：軍事工業需要雄厚的經濟基礎以解決資金問題，也需要成套的新式工業交通體系，以解決原料、燃料、運輸、通訊等問題。
於是，洋務事業由標榜“自強”進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辦”的方式創辦了一系列民用企業，同時著手籌辦北洋海防，建立了一支北洋海軍。此外，還創辦各類新式學堂，並派人赴歐美諸國留學，以培養“自強”“求富”所需人才。
李鴻章辦洋務，時間最長、方面最廣、主持最力，聲勢甚大，但收效甚微，從而證實：王朝體制束縛下的洋務運動不可能使中國真正富強起來。
曾國藩最初在北京做文官時，對洋務還不很清楚，後來領軍打仗，始體驗洋槍洋炮的厲害。
湘軍湘潭、嶽州兩次大捷“實賴洋炮之力也”，而後又親眼目睹洋船在江面上鼓輪如飛，更使他認識到：“輪船之迅，洋炮之遠，在英法則誇其所獨有，在中華則震於所罕見，若能陸續購買，據為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因而竭力主張購買或仿製洋船洋炮，以夷制夷。
曾氏國學根底甚深。他講求洋務旨在師法西洋的技術，而保持吾國固有的道德。前者為末，後者為本。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叫“用兵在人不在器”，“精神重於物質”。
在曾國藩看來，
“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槍炮，學造輪舟等工具為下手工夫。”對待外人，須保持不亢不卑的自主立場。既要反對媚外，又要反對仇外。“內地之人民媚夷，吾固無以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
李鴻章奉師命編練淮軍時，便習用洋槍洋炮。在與洋人“常勝軍”協同作戰時深以本國兵器不如外洋為恥，遂大規模僱傭洋人為教練，募匠人作槍炮。
李氏致曾師的信中說：
“每思外國用兵，口糧貴而人口少，至多一萬人即當大敵。中國用兵多至數倍，而經年積歲不收功效，實由於槍炮窳濫。若果能與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國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俄羅斯、日本從前不知炮法，槍炮輪船漸能致用，遂與英法爭雄長。中土若於此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仍祈師門一倡率之。”
師徒倆一唱一和，將師法西洋的自強運動漸次推向前。
不過，曾李合力推動的自強運動僅獲得少數開明人士的支持，卻遭到絕大多數官吏的阻礙，因而進程遲緩而乏力。曾國藩死後，李鴻章年衰，支持洋務的恭親王也為慈禧所疏遠，朝廷內外更乏強人來主持這項事務。
甲午一戰，李鴻章苦心經營的北洋水師被日軍擊潰，慈禧太后又被頑固派所包圍，至光緒中葉，洋務活動迭遭挫折，自強運動陷於停頓狀態。
甲午海戰
梁啟超曾考察洋務運動的失敗原因：李鴻章不知道“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也不知道西方諸國所以能化畛域、除故習、布新憲、致富強，都是因為變革的動力來自下層而不是上層。“而求其此機之何以能發，則必有一二先覺有大力者，從而導其轅而鼓其鋒，風氣既成，然後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濟者也。”
李鴻章就是不知道這一點，也不想辦法做到這一點。因此梁啟超說，李所以遭人詬病在於他不學無術，他是時勢造就的英雄，而不是造就時勢的英雄。（梁啟超《李鴻章傳》）
中外力量對比懸殊的格局又使李鴻章產生了嚴重的“懼外”心緒，因而在對外交涉中抱持“委曲求全”的心態。
1876年，屈服於英國擴張勢頭，訂立中英《煙臺條約》；
1885年，力主“乘勝即收”，與法國簽訂《中法新約》；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李始疏於戰備，一意企求外國調停，被迫應戰後，又力圖保存淮軍與北洋水師實力，以致被動挨打，清朝海軍覆沒殆盡，最終與日本簽訂喪權失地的《馬關條約》。
此後，淮系軍閥勢力瓦解，洋務運動在政治上宣告破產，李鴻章聲名大損，入閣閒居。
1900年八國聯軍進犯津、京時，李氏復出，調補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次年，代表清政府與列強簽訂《辛丑和約》。同年11月在國人的唾罵聲中去世。
列強和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
縱觀晚清政壇，李鴻章扮演了承前啟後的角色，前承曾國藩，後啟袁世凱。與曾氏相比，其雖有優勢可言，但多為劣勢。
李鴻章死後，流亡海外的梁啟超書輓聯一副：
太息斯人去，蕭條徐泗空，莽莽長淮，起陸龍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陽好，哀哀浩劫，歸遼神鶴竟何之。
二個月後，梁為李寫了一篇長達六萬字的傳記，結論一章對傳主作了一個總評：
“要而論之，李鴻章有才氣而無學識之人也，有閱歷而無血性之人也。彼非無鞠躬盡瘁死後而已之心，然彼彌縫偷安以待死者也。彼於未死之前，當責任而不辭，然未嘗有立百年大計以遺後人之志。”
梁啟超對中國的前途深表憂慮：
“後此內憂外患之風潮，將有甚於李鴻章時代數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鴻章其人者”，也幾乎不可能了。“念中國之前途，不禁毛髮慄起，而未知其所終極也。”（梁啟超《李鴻章傳》）
只能把希望寄託在老天爺肩上：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龔自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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