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治初叶到光绪中叶，前后三十多年史称“同光中兴”。平定太平军、捻军与回民起义，使清王朝转危为安。配合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偏重于军事的自强运动渐次展开，构成了清王朝濒死前的回光返照。
自强运动当时又谓“洋务”，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是最初的倡导者。
攻陷“天京”后，曾国藩奉命督办直隶（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因师久无功，清廷改派李鸿章接替，专办镇压捻军事务。1870年，李氏继曾氏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二十五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朝外交、军事、经济权力，成为晚清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
出任直隶总督后，李氏立即扩建天津机器制造局，使之成为“洋军火总汇”，以供各省军火之需。
创办与经营新式军事工业，使李逐渐认识到：军事工业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以解决资金问题，也需要成套的新式工业交通体系，以解决原料、燃料、运输、通讯等问题。
于是，洋务事业由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方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着手筹办北洋海防，建立了一支北洋海军。此外，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诸国留学，以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
李鸿章办洋务，时间最长、方面最广、主持最力，声势甚大，但收效甚微，从而证实：王朝体制束缚下的洋务运动不可能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
曾国藩最初在北京做文官时，对洋务还不很清楚，后来领军打仗，始体验洋枪洋炮的厉害。
湘军湘潭、岳州两次大捷“实赖洋炮之力也”，而后又亲眼目睹洋船在江面上鼓轮如飞，更使他认识到：“轮船之迅，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因而竭力主张购买或仿制洋船洋炮，以夷制夷。
曾氏国学根底甚深。他讲求洋务旨在师法西洋的技术，而保持吾国固有的道德。前者为末，后者为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用兵在人不在器”，“精神重于物质”。
在曾国藩看来，
“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枪炮，学造轮舟等工具为下手工夫。”对待外人，须保持不亢不卑的自主立场。既要反对媚外，又要反对仇外。“内地之人民媚夷，吾固无以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
李鸿章奉师命编练淮军时，便习用洋枪洋炮。在与洋人“常胜军”协同作战时深以本国兵器不如外洋为耻，遂大规模雇佣洋人为教练，募匠人作枪炮。
李氏致曾师的信中说：
“每思外国用兵，口粮贵而人口少，至多一万人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枪炮轮船渐能致用，遂与英法争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
师徒俩一唱一和，将师法西洋的自强运动渐次推向前。
不过，曾李合力推动的自强运动仅获得少数开明人士的支持，却遭到绝大多数官吏的阻碍，因而进程迟缓而乏力。曾国藩死后，李鸿章年衰，支持洋务的恭亲王也为慈禧所疏远，朝廷内外更乏强人来主持这项事务。
甲午一战，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被日军击溃，慈禧太后又被顽固派所包围，至光绪中叶，洋务活动迭遭挫折，自强运动陷于停顿状态。
甲午海战
梁启超曾考察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李鸿章不知道“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也不知道西方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都是因为变革的动力来自下层而不是上层。“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
李鸿章就是不知道这一点，也不想办法做到这一点。因此梁启超说，李所以遭人诟病在于他不学无术，他是时势造就的英雄，而不是造就时势的英雄。（梁启超《李鸿章传》）
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又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心绪，因而在对外交涉中抱持“委曲求全”的心态。
1876年，屈服于英国扩张势头，订立中英《烟台条约》；
1885年，力主“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李始疏于战备，一意企求外国调停，被迫应战后，又力图保存淮军与北洋水师实力，以致被动挨打，清朝海军覆没殆尽，最终与日本签订丧权失地的《马关条约》。
此后，淮系军阀势力瓦解，洋务运动在政治上宣告破产，李鸿章声名大损，入阁闲居。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津、京时，李氏复出，调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和约》。同年11月在国人的唾骂声中去世。
列强和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纵观晚清政坛，李鸿章扮演了承前启后的角色，前承曾国藩，后启袁世凯。与曾氏相比，其虽有优势可言，但多为劣势。
李鸿章死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书挽联一副：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二个月后，梁为李写了一篇长达六万字的传记，结论一章对传主作了一个总评：
“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后而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
梁启超对中国的前途深表忧虑：
“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也几乎不可能了。“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慄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梁启超《李鸿章传》）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老天爷肩上：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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