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上，多位來自金融領域的全國政協委員稱，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是當前金融工作的頭等大事。緊接著北京媒體披露，中紀委國家監察委員會派駐15家中管金融企業的紀檢監察組長已全部到位，這顯示中共抓金融“內鬼”的行動仍在持續推進。
今年年初以來，中共高層已頻頻就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發表談話，包括中共總書記習近平1月所稱的要防止“灰犀牛”和“黑天鵝”事件。他還要求加大金融領域反腐力度，對存在腐敗問題的，發現一起堅決查處一起。
隨著金融領域反腐的推進，或有更多“內鬼”會浮出水面。
15位紀檢監察組長就位
《北京日報》微信公號“長安街知事”3月9日報道稱，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紀委書記、首席風險官於小萍，已出任中紀委國家監察網住太平集團紀檢監察組長。
至此，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派駐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交通銀行、建設銀行、開發銀行、中國銀行、農業發展銀行、進出口銀行、人壽保險集團、太平保險集團、人民保險集團、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中信集團、光大集團、中投公司，共15家中管金融企業的紀檢監察組長，已經全部到位。
報道稱，15名新任紀檢監察組長就位後，中紀委國家監察委通過這些直接派駐的組長，可以深入掌握、監督所派駐的單位及企業情況，“金融領域的反腐工作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今年1月，十九屆中央紀委第三次全會部署了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將中管金融企業紀委改設為中央紀委國家監察委派駐紀檢監察組，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察委直接領導。對此，《中國紀檢監察報》曾稱之為“煥然一新的升級版‘探頭’”。
15位新任組長中，有10位此前擔任本集團的紀委書記，分別是工行的王林、中行的樊大志、建行的朱克鵬、交行的徐敏，進出口銀行的曾明子、人保集團的石青峰、人壽集團的李眈陸、太平集團的於小萍、中國信保公司的徐愛婷以及中信集團的崔軍。
餘下的5位組長，有4人來自紀檢監察系統，包括農發行的王昭翮、光大集團的單記京、國開行的宋先平、農行的湯軍。其中，中投公司的潘岳漢情況略有特殊，此前他長期在銀行系統工作，今年1月才轉至中投公司任紀檢監察組長。
“項俊波、楊家才、賴小民等嚴重腐敗窩案，暴露出系統諸多深層次問題”，駐銀保監會紀檢監察組組長李欣然曾在中紀委三次全會上如是表態。李欣然稱，面對金融市場的巨大利益誘惑，（監管機構的官員）容易防線失守被“圍獵”；同時，同學、師生、同事、親友等裙帶關係交織，監管者與被監管對象公私不明，也很容易形成利益團伙。
在這次會議上，中紀委書記趙樂際不僅點名已經落馬的中國華融資產原董事長賴小民，還將其稱之為金融“內鬼”。會議要求，要果斷查處賴小民等手握金融資源權力，大搞幕後交易、大肆侵吞國有金融資產的“內鬼”。
這不僅是中紀委報告中第一次出現“內鬼”之說，也是國務院主要領導2016年的一次內部會議上怒斥“內鬼就在會議室”在坊間流傳之後，官方第一次做出正面回應。
被點名的賴小民案，是中紀委國家監察委合署辦公後，正式辦理的第一宗金融大案，也被外界成為“新中國金融貪腐第一案”。多家內地報道稱，賴小民確有100多個關係人。
在這些媒體的公開報道中，寧夏天元錳業、中弘股份、中國華信集團、藍鼎國際、保千里等公司均被列入賴小民的關係人名單。還有消息稱，在賴小民的授意下，華融上百億資金繞道進入寧夏天元錳業。目前在查的多個項目，涉及金額高達數百億元。
“內鬼”和“大鱷”勾結 金融痼疾難祛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用嚴峻的口吻將2019年稱為中國經濟的“關鍵之年”，但是“金融等領域風險隱患依然不少。”
近年來中國金融領域最大的動盪，非2015年的A股股災莫屬。在國際遊資唱空中國，以及國內利益集團抵制高層改革要違規博利的雙重驅動下，A股市場迎來一場危機空前的暴跌，中國證監會當時推出的“熔斷”機制並未能挽救市場，匆匆推出又匆匆取消。當時曾有評論指，中國監管層之所以採用這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應對股市問題，而非真正治本的制度改變，其背後是難以撼動的金融利益。
自2015年開始，中共高層不僅多次掀起金融反腐風暴，中央政府也做出了多項政策調整。這期間不僅成立中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而且通過多種手段對證券、銀行和保險業加以整頓。如今，面對國內外複雜的經濟形勢變化，如何防範風險、走出困境、引導中國股市規範化和現代化，仍是中共高層需要應對的問題。
如今，中紀委報告公開要求查金融“內鬼”，當然不是無的放矢。事實上，2019年初以來，中共高層已頻頻就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發表談話，而回顧中共十八大以來至今，中共對於金融反腐與整頓的動作也從未停止。
據媒體統計，從2013年5月到2017年5月，僅中紀委網站通報的落馬金融監管官員和國有金融機構官員至少35人，其中包括，中國保監會原主席項俊波、中國證監會原副主席姚剛、中國證監會原主席助理張育軍、原中國銀監會主席助理楊家才在內的監管層官員有12人；中國農業銀行原副行長楊琨，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原監事長姚中民等銀行領域10人；人保集團原副董事長、總裁王銀成，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原副總經理戴春寧等保險公司4人，投資機構7人，其他相關政府部門2人。
而在項俊波落馬當晚，中國政府網發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講話稱：“對個別監管人員和公司高管監守自盜、與金融大鱷內外勾結等非法行為，必須依法嚴厲懲處、以儆效尤。”
中共十九大以來，刮向金融圈子的反腐風暴仍在持續。2017年12月，中國建設銀行山東分行原行長薛峰落馬；2018年4月，前面提及的賴小民被查。代表中國官方的新華社曾發表評論指，作為金錢與權力深度糾纏、利益和資源相對集中的“高地”，金融領域腐敗案件“含金量”高，涉案金額大。這類腐敗還具有極強的隱蔽性和複雜性，不僅打擊難度大，而且令市場無法有效發揮配置金融資源的作用，淪為部分資本“大鱷”巧取豪奪的工具，為資本“脫實向虛”推波助瀾。
或有更多“內鬼”浮出水面
因為金融領域獨特的專業性特徵，以及各方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清除金融領域“內鬼”與“大鱷”，無疑是一個艱難的博弈過程。但無論是2016年的怒斥“內鬼就在會議室”，還是2019年的防範“黑天鵝”和“灰犀牛”，中共高層顯然已深知金融風險的危害性，對於金融“內鬼”的清查決不會輕易收手。
而自2018年年初至今的中美貿易磋商，不僅外界普遍質疑中國金融系統對中美經貿磋商的承受力，中共自己也認識到儘快提升金融風險管控能力的重要性。從最近的全國“兩會”到3月11日中國央行行長易綱主持召開的一場集中學習會，都在反覆強調防範金融風險。
因為金融風險的發生，不僅是對金融機構的打擊，一旦發生系統性風險極有可能導致金融體系運轉失靈，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乃至產生群體事件等次生效應。
尤其在當前中共作出“面對波雲詭譎的國內外環境，要防範‘黑天鵝’和‘灰犀牛’ ”的判斷之下，中國對金融風險的警惕，已不再僅僅是2015年股災的重演，更有可能是諸如“P2P暴雷潮”類型的金融事故所引發的區域性風險和群體性事件。而對於這些風險的防範，則就可有賴於金融大數據的分析、對金融市場亂象的摸查清理及專業高效的評估分析。
全國“兩會”期間，最高法院院長周強3月12日作工作報告，披露成立未久的上海金融法院斬獲不少，自2018年8月20日至2019年2月20日7個月間共受理案件2351件，標的額人民幣354億餘元。
外界評論稱，中國意圖令上海躋身國際名副其實的金融中心，於是將具有集中管轄權的全國第一個金融法院落戶上海，而今次“兩會”更有聲音主張賦予其更多管轄權，比如當下剛剛啟動的科創板。料在當下中國金融安全高度危險背景下，該法院會扮演更多角色。
自2015年股災掀起的中國金融反腐開始，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姚剛、中國保監會主席項俊波、中國銀監會主席助理楊家才、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賴小民等的相繼落馬使得反腐在中國金融圈日漸深入。
但在經濟下行週期，中國互聯網金融、民間借貸、非法集資等方面金融風險較分散的形勢下，再依靠“運動式”反腐已是不合時宜。此外，金融反腐雖具有震懾力，但其滯後性的監管功能很難發揮“防範”的效果。
在2017年7月的中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稱對金融風控要把“主動防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這就要擺脫對運動式的金融反腐的依賴，加強制度性的監管及體系化的預警防範。
出現在中國最高法及中國全國人大報告裡的上海金融法院，便被視為中國金融防控體系化的新探索。成立於2008年的上海金融法院是中國首個金融法院，其不僅有審判職能，還集金融司法研究、金融風險評估功能於一體。直白地說，上海金融法院不僅擔負審判職能，還要發揮其司法職能為中國金融風險防控提供保障。
不同於一般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因其法官的專業性結構在處理金融案件上更加快速、規範，能夠及時應對金融領域疑難複雜案件和影響金融市場穩定的重大敏感案件。更為重要的是，金融法院可以利用存儲的大數據分析，掌握金融領域的病灶，作出評估。
就在全國“兩會”前夕，針對有中國證券從業人員涉嫌操縱親屬賬戶炒股被上海證監局開出4300萬罰款一事，上海金融法院維持了這一處罰決定。這起案件不僅是中國證監會史上所有派出機構最大額罰單，也是上海金融法院審理的首起涉金融行政案件。
而隨著15位紀檢監察組長陸續到位，金融領域反腐工作也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組長們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派出，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直接領導，既強化了“派”的權威，又有利於發揮 “駐”的優勢，深入掌握所監督企業情況，進一步釋放派駐監督的強大威力。
就在改革進行的同時，1月16日，交通銀行發展研究部總經理李楊勇落馬。2月28日，已經退休兩年的國家開發銀行原行務委員郭林被立案調查。3月4日，南京銀行江寧科學園支行“85後”原行長倪照因挪用鉅款被判刑。
*本文由樹木計劃作者【鳳凰週刊】創作，獨家發佈在今日頭條，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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