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功绪 摄影/王道生 肖诗立 李传清 张彬
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春风，犹如雨后春笋般一样，席卷祖国大江南北，在这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重要的历史转折的时刻，我有幸迎来了人生的重要选择，是重读高中二年级，再去考中专或考师范，还是回家种田务农，还是走出大山，闯荡江湖呢？在这人生的重要的十字路口，万万没想到，不懂事的我，不但不听父母和哥哥们“支持我重读高中二年级”的劝导，反而毅然做出了“走出大山，闯荡江湖”的错误选择。
然而，就是这一错误选择，让我很早就对宜昌有了很深的了解，让我很早就与宜昌有了很深的感情。
宜昌市陶瓷厂，是我打工的第一站，也是我一生中打工的最后一站。
长江三峡大坝全景
1982年，我和二哥、李代秀、李代菊、李文江、李国新、李国红、冀世明、韩庆军和杜国龙等几十人，跟随土仓坪三队的李光清到宜昌市陶瓷厂打工(那个时侯，俗称搞副业，把种田当主业)，直到1984年上半年为止。
那个年代的交通，没有现在发达，那个时侯到宜昌,哪像现在只要1个多小时,几乎要整整的1天。记得有一次，我和李代秀深夜4点钟，就从家里出发，走到太平溪鸡蛋石码头，乘座向阳一号,途经伍相庙、覃家沱、中堡岛、代石、莲沱、徒山沱、黄山洞、石牌、平善坝和葛州坝船闸，到镇江阁下船，再到大南门乘宜昌轮渡过江，直到下午四点才到陶瓷厂。
葛洲坝浇二
李光清，是我们的打工队长(那个时侯称包工头)，小平头，四方脸，长得很结实，不高不矮，说话、走路、做事，既干脆，又快捷，更果断。不知是什么原因，他除出色的外交能力以外，好像与酒有着特殊的感情，几乎是一日三餐，餐餐不离。尽管这样，但他喝的很稳健、喝的有分寸、喝的有风度，无论是招待重要客人，还是一人喝酒，都是这样。应该说，他既是一个带领乡亲们闯荡江湖的能人，又是一个很有福气的性情中人。因此，有的亲切地称他为李大叔，有的亲切地称他为李大哥。
宜昌市陶瓷厂位于江南，离葛州坝不足三公里，离磨基山公园两公里,离朱市街不到一公里,与宜昌船厂紧密相连，与宜昌市大东门隔江相望。
80年代葛洲坝工地上施工的打工青年
宜昌市陶瓷厂,离宜昌第一摩天大楼—西坝“庙嘴综合楼”两公里左右。
庙嘴综合楼，因葛州坝建设而建，共15层,它既是八十年代初,宜昌市最高的地标性建筑,又是船舶进出葛洲坝船闸的指挥系统之一，更是宜昌市现代化城市的杰作和象征,为葛州坝航运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80年代的建设葛洲坝青年
那时，宜昌市陶瓷厂，是宜昌地区最大的陶瓷厂，它不仅养活了近2000人，而且还为那个年代的城市建设提供了不少的优质的马赛克和铀面砖。产品畅销四川、重庆、武汉、湖南、浙江、江苏、河南等地。
在陶瓷厂打工有我们太平溪的,有原四川云阳的,也有宜昌市附近的。我们太平溪的队伍主要负责窑里的陶泥的进出。即：将陶泥用专用板车拖到窑里放到窑窖上焚烧，再将烧好的陶泥拖到另外一个车间，去加工处理。云阳的队伍,主要负责煤和陶瓷原材料的运输及瓷砖成品的上船。宜昌市附近的,主要做一些小打小闹的活路。
在葛洲坝长江边施工工地现场边
拖陶泥上窑窖，不仅要力气大，而且很有技巧。拖陶泥的平板车，既长又高，一车陶泥至少2000斤以上，这么重倒不说，而且不好拖，因为平板车的两个把子比较高，如果将车把子抬高了，不仅陶泥会溜滑到地上，而且平板车后面容易着地，后面一着地，平板车前面就会连人腾空而起，这样不仅拖不到，反而还损坏了陶泥。这门活路，不要小看,很多力气大的,不一定拖得了。
将窑窖上烧好的熟陶泥，用铁锹铲起来，装到翻斗车上，拖到另外一个车间，就比拖生陶泥更难了，更有火药味了。更难和更有火药味的是在一百多度红彤彤的窖上,将烧的通红通红的陶泥，用铁锹铲起，装到翻斗车上，没有很强的胆量、很强的耐超高温能力和很好的身体素质，是捡不起这个活的。在我们打工的几十人的队伍中，从内心来讲,几乎都不愿意闯这个火海。
那在窖上火气冲天，汗流夹背，趁热打铁的“火拼”画面，不知怎样形容为好，与“上刀山，下火海”，没有一点区别。
葛洲坝子弟学校的学生正在听故事
那真金不怕火炼的场面，一生不忘。可以说，究竟烧焦多少帆布手套和烫穿多少解放鞋，既使记忆力再好，也数不清了。直到现在我的手上和脚上，还留下了不少的打工的伤痕。我和李文江、李国红这三个人,别看个子不大,但干起这些事来,就是干净利索,不仅老乡们喜欢,而且厂里领导也很欣赏。那个年代，尽管环境这么特别的特别，一个月也只能挣个200多元，但我们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因为那时一个月挣的钱，几乎相当家里一年到头的收入。在挣钱的路上，我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不怕烫，更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和瞧不起，因为，我只知道“劳动最光荣”和“劳动创造财富”。为了多挣钱，1982年，我在陶瓷厂过了一个特殊的春节。仅仅在腊月三十，休息了一天。即使这样，也才多挣了300多元。直到现在，还愧对父亲、母亲和一些长辈。在打工之余，我们最大的爱好，就是乘轮渡过江，逛宜昌市的大街小巷。尽管那时宜昌没有现在的车水马龙，没有现在的摩天大楼，没有现在的灯火辉煌，但那些板壁屋、砖瓦房和葛洲坝工程建设,给我留下了很多永远不能忘记的记忆。葛洲坝是我最敬仰,最羡慕的工程。一到宜昌,我就被葛洲坝浩大的工程所震撼。那种震撼的记忆,而且早已深深地融入我的血液。
80年代建筑的葛洲坝浇二家属区
1970年,中国聚焦葛洲坝。同年10月,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联名向中央呈交了《关于兴建宜昌葛州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同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批准兴建葛洲坝工程。12月26日，毛主席批示：“赞成兴建此坝”。没想到,这一天,毛主席正好77岁。同年12月30日,葛洲坝工程破土动工,两万多名群众在工地上参加了隆重的开工典礼。谁也没想到,万里长江第一坝,从请示到决策再到开工,仅仅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紧接着,葛洲坝工地上人山人海,最多时,民工多达十万多人。葛洲坝工程从开工、停工、复工、到竣工,历尽艰辛,到1989年,工程全面建成。葛洲坝工程创造了很多“中国第一”,荣获了很多国家奖励。它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水电工程，也是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首批获奖项目。
80年代葛洲坝的学徒工 摄影/肖诗立
葛洲坝工程是中华民族大规模治理长江的第一个大型工程。葛洲坝工程开工的1970年,离长江遭受特大洪灾的1870年,正好一百年。葛洲坝工程总投资仅有48.48亿元。它的兴建,既为防洪和发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又为兴建三峡大坝探索了许许多多弥足珍贵的经验。陶珠路,是我最向往,最留念的地方。陶珠路位于西陵区老城区地段，东起解放路步行街，西接沿江大道沥青混凝土路，全长近400米，宽15米，两侧人行道约2〜3米左右。
80年代建筑葛洲坝浇二家属区
陶珠路,历史悠久。清朝晚期，西方列强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国门，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与英国先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和《中英烟台条约》等，将地处川鄂咽喉的宜昌作为长江沿线对外开放的商埠之一。随着帝国列强的入侵，洋船、洋油、洋烟等洋货倾销宜昌。1914年前后，宜昌相继修建了直通江边的一马路和二马路，接着三马路也逐步形成，并始称新马路。后来，原宜昌县商会依据春秋时范蠡（号陶朱公）以经商致富的典故，将新马路改名为陶朱路。因“朱”与“珠”同音，象征着珠宝与财富,字音更吉祥。因此,陶珠路由此而得名,并流传至今。
80年代葛洲坝的统计员 摄影：肖诗立.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给陶珠路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一时间南来北往的客商,齐聚此地,川流不息,商贸交易十分火爆。那热闹、繁华、火爆的场面,至今不忘。
陶珠路火爆不久,就流传出“要得富,个体户；陶珠路,万元户”的顺口溜。也就是说,陶珠路市场是宜昌市城区当时率先诞生万元户的场所。
那时的陶珠路,可以说是“宜昌的汉正街”。一半的商贩是在街边卖各种各样进口的布料、卖那些从广州贩来的新潮时装和牛仔裤，卖风靡一时的三洋牌录音机和邓丽君、张行、李谷一、程琳、费翔的磁带。
当然也有做土特产生意的、做花鸟鱼虫生意的、做鸡鸭鱼肉生意的、也有不少十里红和点军的农民挑着青青的蒜苗、白白的大蒜、绿绿的青菜、红红的萝卜、圆圆的土鸡蛋和令人垂涎的羊后腿、腊排骨、老母鸡等等。也有穿着橡胶水裤的人,提着刚从长江打起来的活蹦乱跳的麻花鱼、鳜鱼、肥头和大虾……
80年代葛洲坝上面的文工团青年
到了晚上,陶珠酒楼的接堂包子就不卖了,陶珠路市场的布摊也无影无综了。这时,一些小商贩就开始摆夜摊,一时间,好像神话般的出现了一排排的小吃摊。那时,解放电影院的大门还在陶珠路这边，小巷深处还有汉剧团的一座剧院，街边就有萝卜饺子、顶顶糕、苞谷粑粑、面油子粑粑……这些繁华的夜市,直到子夜,还把陶珠路搞得灯火辉煌,人声鼎沸……
那个年代,陶珠路的布料、新潮时装和三洋牌录音机以及磁带是非常流行的,很受人羡慕和追捧，可以说是年轻人的天堂。记得我在陶珠路,买了1米蓝色的布料做了1条喇叭裤，配上1件新米灰色的学生装,不知羡慕多少人。
更让人难以忘记的是,我用268元买了1台单卡三洋牌录音机,那邓丽君的《小城故事》、费翔的《故乡的云》和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等美妙的音乐和动感强劲的立体声,不知醉倒多少人。
那个年代，谁也没想到录音机，唦这么逗人宠爰，可以说，不知羡慕多少人,不知想死多少人。
解放路上的书摊 摄影/王道生
没想到,这台三洋牌录音机,给我们打工仔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和幸福。那时,我们一边享着“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这里也包括，谈的谈，说的说，小城故事真不错,千里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作客”，一边拖陶泥，那动人的歌词、美妙的音乐、立体的动感和邓丽君甜而又甜的声音，早己把我们所有的苦和累拋到了九霄云外。
有了这台录音机后，我有李文江等朋友,一有时间，就跑到陶珠路买磁带。那时的磁带都是从广州过来的，有10元一盘的，有8元一盘的，也有5元一盘的。究竟到陶珠路去了多少次, 究竟到陶珠路买了多少磁带，我的确记不清了，那时候,我只知道,我超极喜欢邓丽君、朱明瑛、成方圆、王洁实、程林、张明敏和费翔的经典歌谣。
记得我第一次提着三洋牌录音机，上穿学生装，下穿喇叭裤，背背马桶包，戴着海欧牌手表，穿着发光的皮鞋，乘座向阳一号从宜昌回到小溪口老家，没想到，一路上吸引了一个又一个和一群又一群羡慕的眼光，那场景与帅哥们欣赏王昭君没有什么两样，搞得我真的不知说什么为好。
邓丽君的老磁带
老磁带
1983年，我把心爱的录音机带回老家过春节，搞得我们队的年轻人，都飞到我们家里,一边听邓丽君、程琳和费翔的甜美的歌曲,一边跟着我学跳摇摆舞和交谊舞,搞的我们家里热闹非凡,掌声不断。
不知道那个时侯，是没有电视的原因，还是没有音响的缘故，我唦这么超级喜欢录音机，因为录音机放的歌曲，既格外好听,又格外来神，可以说，既使你再疲劳，也会陡然精神抖数，激情飞扬。
时的录音机,真神奇,只要音乐一响,我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摇摆舞、交谊舞、迪士科和街舞的天堂,既使16步和32步等难度较大的的交谊舞,也两下子就跳成样板舞了,这对于很笨的我来说,不是神奇,胜似神奇。
80年代的解放路 摄影/王道生
记得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利用晚上一边欣赏邓丽君、朱明瑛、成方圆、王洁实和费翔的歌曲，一边写材料，没想到，那种感觉简直是无以伦比，真没想到，它还帮了我不少的忙，直到现在我依然有这一大爱好。真有一种好像不听音乐，大脑就失了灵似的。
解放路,是我最欣赏,最迷恋的地方。那时的解放路,商贾云集,成了老宜昌的商业龙头，老字号、老店大多荟萃于此。“留光”照相馆、“亨得利”钟表店、“大光明”眼镜行和“满意楼”,都是解放路上的“几大金刚”。“丹凤”银楼、“天昌”茶叶号、“永耀”电灯公司营业部和“精华”“千秋”照像馆等等,也都分布在这条繁华的街道上。
那时,虽然没有彩色照片,但留光照相馆照的照片就是好,可以说，好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记得有一次，我穿着学生装，没做任何的化妆和打扮,照了几张两寸的黑白照片.万万没想到，把很丑的我,照的那么的帅气，好像帅上一万倍，搞的连我的母亲，哥哥们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直到现在，我还把这张照片保存得十分完好。
葛洲坝三江开挖历史照片 摄影/李传清
解放路的两侧,影院、戏院、书店、摄影、文化馆、群艺馆等以及百货、粮油、电器等各种店铺鳞次栉比,那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至今还在脑海里飞扬。
八十年代后,解放路又陆续修建了百货大楼、解放电影院和时代购物广场等大型购物娱乐场所。餐饮、娱乐、购物等行业齐集解放路，白天人潮汹涌,夜晚灯火辉煌,那场景与“上海的南京路”没有蛮大的区别。
如果说王府井大街见证了北京的人文历史，南京路折射出上海的现代繁荣，江汉路蕴含了武汉的人文积淀。那么，解放路，更是一部鲜活的历史画卷,全面见证了宜昌的惊人变化。
改革开放后,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发展,解放路一带已成为宜昌最好的商业经济圈。以解放路为圆心，商业步行街将陶珠路、中山路、二马路、环城东路、云集路等传统商业旺地一线串连起来，构成了一条足以影响宜昌商业命脉的轴线。
在宜昌打工的日子,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但给我留下的记忆却很多很多……而且深深的、美美的、甜甜的。
1984年下半年，听说原宜昌县要从农村高中毕业两年以上的青年中，招考招聘干部，我报着试试看的心态,一举走进了招聘干部的行列。
周功绪本人
在为人民服务、为共产党打工的岁月里，我根本没想到，我会从端坊乡一路打到太平溪，从太平溪一路闯荡到乐天溪，从乐天溪一路飞到宜昌市魅力主城——小溪塔。万万没想到，今生会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宜昌市的市民。也万万没想到,两种不同的“打工”的归属,都是除了我热爱的宜昌,还是我那热爱的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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