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忍的描寫是不能省略的” :一位納粹後代的“問罪”

我們可以把柏林的著名廣場勃蘭登堡門比作天安門廣場,這樣,沒有去過柏林的人一下子就能瞭解那個位置的重要性。在勃蘭登堡門邊上有幾棟建築,很幸運地盤踞在這個意義非凡的地界。其中一棟是美國大使館,美使館的邊上,就是柏林最奢華的酒店阿德隆。“科里尼案件”就發生在這家酒店裡。

“残忍的描写是不能省略的” :一位纳粹后代的“问罪”

《科里尼案件》

意大利人科里尼在德國奔馳工廠當了34年的機械工。2001年5月26日這一天,他假冒意大利一家報紙的記者,敲開了德國大工業家漢斯·邁耶在阿德隆酒店裡的套房。朝85歲的邁耶的後腦勺射進四顆子彈後,科里尼還用腳把屍體翻過來,瘋狂地踩踏死者的腦袋,“血液和腦漿濺到了他的褲腿上,地毯和床架子上也到處都是。後來,法醫沒有辦法計算清楚踩蹬的次數,那些顴骨、下巴、鼻樑還有腦殼都被壓成了一堆。直到他的鞋後跟掉了下來,科里尼才停住。”

就連德國總統施太因邁爾讀了小說《科里尼案件》後都問,席拉赫非得一個細節不落地描寫殘忍嗎?“殘忍的描寫是不能省略的。”席拉赫用一個小說家和一個法律專家的雙重身份回答了這個問題。

費迪南德·封·席拉赫是德國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成為作家之前,他當了二十五年刑辯律師,到過無數作案現場。如果死者是被一發命中,這是冷血的謀殺。而科里尼對邁耶的殺害,裡面攪裹了巨大的仇恨和憤怒。《科里尼案件》講的是一個復仇的故事,復仇就是被瘋狂的情緒左右,就得這麼寫。

“残忍的描写是不能省略的” :一位纳粹后代的“问罪”

費迪南德·封·席拉赫

2011年小說出版,德國媒體歡呼為德語文壇的幸事。小說登上了德國《明鏡》週刊暢銷榜第二名,之後在美國幾個大文學獎上被提名,敲碎了很多人對當代德國文學的認知:深刻但乏味。從書名看,這本書似乎應該被擺到德國每家書店佔地面積最大的推理懸疑類別裡,但《科里尼案件》從來沒有與那些類型文學為伍,它的文學質量好得可疑。

拿起這本書的人都別無選擇,只能一口氣讀完。西方文學裡給這種磁力極強的書起了個專有名詞,叫“翻頁書”,大部分的暢銷書都有這種讓人翻篇停不下來的特質。科里尼殺了邁耶後,平靜地坐在阿德隆酒店的大堂裡,等待警察的到來。從始至終,沒人能打開他的嘴,問出殺人動機。無論年齡還是社會階層,殺人犯和被害人都毫無交集。一場貌似沒有殺人動機但殺人證據確鑿的案子,在柏林法院開庭了。

“残忍的描写是不能省略的” :一位纳粹后代的“问罪”

費迪南德·封·席拉赫

年輕的辯護律師萊能,故事的主人公,剛開了自己的事務所,科里尼是他代理的第一位被告。立案後他才獲知,被害人是他少年時代好友的祖父,一位呵護過他成長的慈愛老者,萊能的良心撕扯可想而知。然而,作者席拉赫經營的文本,用的是大繁入簡的手法和不動聲色的冷靜,整個故事的節奏、情節和人物之間的張力都恰到好處。如果讀者不追求煽情的話,閱讀過程是一種很德式的完美的極簡享受。翻譯成中文後,這部小長篇不到八萬字。這個長度席拉赫寫了兩年。他每天寫一頁,每頁改二十到三十遍,直改到一切都合適了,再沒有人能察覺出任何構思的努力為止。他就是這樣一位作家。

除了文學的成功,小說在題材上震盪了德國的司法界。《科里尼案件》揭示的是二戰後德國司法領域最大的醜聞,但這個醜聞很快就被遺忘了。可能對公眾而言,法律是個太複雜的話題。我們都知道,紐倫堡審判後,納粹主犯在全世界矚目下被嚴正宣判。這其中也包括作者的祖父,希特勒青年團的總書記巴爾杜爾·封·席拉赫。他倖免了絞刑,被監禁二十年。那麼,其他的納粹幫兇得到了怎樣的法律制裁?出人意料的是,這居然是公共輿論中的一個盲點。據記載,戰後聯邦德國收到關於納粹分子的報案有18萬起之多,可是隻有其中的一萬兩千件被立案審查。更不可思議的是,被真正判刑的納粹罪犯居然不到立案數量的三分之一,而量刑的程度又輕微得近乎溫柔。除了聯邦德國在戰後重建時人事上青黃不接,很多司法部門的要職繼續由前納粹擔任之外,一條庇護納粹罪犯的立法居然瞞天過海,1969年在聯邦議會上獲得全數通過。

“残忍的描写是不能省略的” :一位纳粹后代的“问罪”

費迪南德·封·席拉赫

小說講到還剩不到三分之一的時候,辯護律師萊能已經很清楚他將輸掉這場官司。他很痛苦,堅信自己忽略了某一個關鍵因素卻不得而知。晚上,他給當守林人的父親打了個電話,祝他生日快樂。父親告訴他自己今天擦了槍。這是一把二戰時德軍通用的瓦爾特P38手槍。父親也和他那一代的德國男人一樣,在戰時應徵入伍。萊能眼前出現了父親的槍,突然發現,科里尼殺害邁耶的武器,和父親的槍一模一樣。科里尼繼續保持他的沉默,但萊能卻一躍而起,整個故事開始翻天覆地。

二戰已經結束快七十五年了,德國人對納粹罪行毫不鬆懈的反思讓中國人很是敬佩。然而,在小說《科里尼案件》中延伸的反思,卻不是針對納粹。席拉赫說,納粹犯下的罪行是“第一罪責”,那是他祖父的罪。他揭露的,是所謂的第二罪責,即戰後德國的司法界對第一罪責的苟且、開脫以致赦免。復仇總是複雜的,猶如人性本身。他用這部小說對德國司法叫板,但最終討論的還是人性。席拉赫用冰點溫度講述的故事,卻讓人在一個遊戲場的結尾中熱淚盈眶。

海明威說,“或許,我們人生一世,就是為了做那件必竟之事。”我們視為使命和命運的任務,要窮盡一生來完成。席拉赫用這句話作為《科里尼案件》的題詞。

4月18日,根據《科里尼案件》改編的同名電影將作為年度大片在德國上映。

(注:本文作者王競是《科里尼案件》一書的譯者,本書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

供圖|歌德學院(中國)

文|王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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