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號就像顯微鏡，公曆就像望遠鏡，看歷史的細節，就用顯微鏡，看到一個年號，就會想起那個年代發生的故事，比起公曆的年份顯得更有歷史感。
對日本人來說，一個年號，代表一個時代，年號更換之時，是歷史的轉折點。4月1日新年號“令和”公佈後，在日本引發了一系列反應，年號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無處不在，公曆和年號一起使用，2019年是 “令和元年”。政府的文書文件，企業、學校使用的資料等等，都需要換上新年號。電腦系統、交通系統等都忙著為換新年號做準備。年號的存在，使日本人的生活中傳統和現代性並存。新年號在日本社會引發讀古典的熱潮，對年號出處的探究折射了日本人古典文化的素養。
“令和”連接中日傳統文化
被視為“令和”出處的日本國書《萬葉集》熱銷，大學圖書館裡，學生爭著閱讀《萬葉集》。書店特設了新年號專櫃，《萬葉集》以及古典研究相關的書籍，古典知識漫畫、古典小說等都成為人們的關注點。書店裡還掛上寫有“令和”的牌子。書店的經營者紛紛表示還將不斷補充古典書籍。
關於“令和”究竟出自日本古籍還是中國古籍，在日本網上引發熱議。新年號公佈3個小時後，知名出版社巖波文庫的編輯部在社交網站上發出的一段話引人注目：“令月”一詞出自後漢張衡的《歸田賦·文選卷十五》。於是日本網民們對《文選》《萬葉集》進行了一番探究。《文選》是中國南北朝時期編纂的詩文集，日本的年號“慶應”就是來自《文選》。
4月1日的《每日新聞》刊文稱，多名漢文學者都認為，“令和”受到了中國詩文集《文選》中的“仲春令月，時和氣清”的影響。《萬葉集》成集於8世紀末，而集結了中國美文的《文選》完成於6世紀，7世紀到8世紀由遣唐使帶回日本。寫出仲春之句的是文人政治家張衡，同時他還是製作地震儀的科學家。平安前期的日本古書多是參考了中國古典的表現手法。
但一些學者堅持認為“令和”是日本古典，京都產業大學名譽教授所功認為，日本活用外國的東西，並不是簡單模仿，而是變成自己的東西進行利用。中央大學名譽教授、中國哲學學者宇野茂彥認為：“日本文化中包含了非常多的漢文古籍，漢文古籍對我們來說並不是異國文化。”
日本歷史上年號的由來
10世紀以後的日本年號，全部出自中國典籍《四書五經》，出典最多的是《五經》，其中最古老的歷史書《書經》出典36次，《易經》27次，《詩經》15次。在江戶時代，《四書五經》就已經成為日本的教材。
近代的幾個年號，如“明治”出自《易經》的“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另一個出處是《論語》的《孔子家語》中的“長聰明，治五氣”，意即成長後變得聰明，把握萬物的根本金木水火土五氣。
“大正”年號出自《易經》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取“一切都沒有阻礙地正確地順利地進行”之意。
“昭和”出自《書經》的“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祈願國民和平以及與世界的共存共榮。昭和時代64年，這一年號使用時間史上最長。
“平成”出自《書經》的“地平天成”和《史記》的“內平外成”，取天地和內外都和平之意。去年12月24日，日本天皇在記者會見中說：“平成作為沒有發生戰爭的時代即將結束，感到十分安慰。”因此，“平成”可謂實至名歸。
與“令和”一起成為最終年號候補的還有“英弘”“久化”“廣至”“萬和”“萬保”這幾個詞。其中“廣至”出自《詩經》，“萬和”出自《文選》和另一個漢文書籍，“萬保”也是出典漢文古籍。
年號基本上是兩個字，到“令和”為止有248個年號。在日本有種說法是，年號就像顯微鏡，公曆就像望遠鏡，看歷史的細節，就用顯微鏡，看到一個年號，就會想起那個年代發生的故事，比起公曆的年份顯得更有歷史感。
日本人的古典修養
日本一直重視學習和借鑑中國傳統文化，至今日本中小學日文教科書中仍然保留著大量漢文。國語課程中，漢文教育一直佔有重要地位，形成了目標清晰、結構嚴謹的教學體系。
《三國志》《論語》等中國古典書籍在日本一直很暢銷。日本學校的教育內容，有不少涉及中國古典。漢字文言文在日本被稱為“漢文”，初中一年級學習中國的成語故事，二年級學習杜甫、李白、孟浩然、王維唐代四大名家的詩以及《論語》。日本的初中生背得出“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等詩句，“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五十步笑百步”“溫故而知新”等典故也是他們耳熟能詳的。高中階段的古詩漢文難度稍微增加，有杜甫的《兵車行》《詩經》中的作品《桃夭》等。
中國古典從江戶時代開始一直是日本道德教育的典範，其中培養領袖素質尤其需要中國傳統道德。受過中國古典的滋潤、具有領袖素養的人成為明治維新的骨幹，江戶時代各藩接受了中國古典道德教育的有識之士在國家危難時刻挺身而出，成為近代日本的棟樑之材。（黃文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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