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中國的“詩聖”，這個“詩聖”，活著的時候不合時宜，只被看作是二三流詩人。所以說，杜甫這個“詩聖”的桂冠，來得艱難。
但是，杜甫這個“詩聖”，是名副其實，有真材實料的。
一是聖人情懷，就是憂君憂民憂家人。他對君忠，“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安史之亂髮生，他被控制、看管，藉機逃出，歷盡千難萬險，回到皇帝身邊。他對民恤，“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自己的茅屋被風吹壞，還想著“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他愛家人，想到為飢寒所迫的幼子，悲聲摧人心肝，“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
二是詩藝境界，就是集大成，開流派。他繼承了中國詩歌的傳統，融合百家，尤其是把律詩寫作推向巔峰。他的詩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唐代的元稹、白居易，宋代的歐陽修、王安石，都極其推崇杜甫，學習杜詩的風骨和技藝。
“詩聖”不好當，原因很複雜。
他和時代潮流不合拍。大唐盛世，精神昂揚向上，人人意氣風發。經過了安史之亂，由極盛走向衰落，但是，老大帝國的架子不是輕易可以放下的，曾經闊過的心態，不是輕易可以改變的。杜甫多數時間生活在窮困之中，對這個大轉折最為敏感，他最早發出盛世的悲音。但是，他那種眉頭緊縮、窮愁潦倒的形象，誰能喜歡？他那種悲悲切切的吟詠，誰能聽著高興？大唐風流，文人們個個隨情順興，詩風也是灑脫不羈。杜甫尋章摘句，埋頭苦吟，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風格，自然無法得到時人的讚賞。
他和官場思維擰著勁。他要致君堯舜上，君卻對他那一套很不買賬。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情，出在唐肅宗李亨罷免宰相房琯上。房琯這個人，《舊唐書》、《新唐書》都多有記載。他做地方官，每到一地，都使地方大治。因此，新唐書評價他，若是承平年代，“從容帷幄，不失為名宰”。但是，他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一是沒有帶兵打仗的才能，偏偏要逞能，致使喪師失地；二是老皇帝唐玄宗初逃到四川時，他出了個主意，讓幾位皇子每人節制一塊地盤，實際上是分了太子的權力。太子做了皇帝，豈能不耿耿於懷？但是，在皇帝不再信任他時，他表現得又是不大買賬，消極怠工。李亨罷免房琯，有他的理由，也有深層次原因。一般人的做法，是聽之任之，不去趟這個渾水，杜甫卻上書為房琯說情。李亨大怒，要治杜甫的罪，多虧有人出面說情，李亨才饒恕了他。但是，杜甫在上皇帝的謝罪書中，還要為房琯鳴冤，為自己找託詞，對皇帝諷刺幾句。這個樣子，他那個左拾遺的官哪能保得住？
這兩個不合時宜，就決定了杜甫的命運。不合於時代，他的詩就不被看好。盛唐、中唐的人選唐詩，就極少或者根本不選杜甫的詩。李白、王維等和杜甫友誼很深，他們的詩中說到杜甫，只評價他這個人，不評價他的詩。杜甫自己也在詩中感嘆：“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不合於官場，在仕途上就難有作為，生活上就經常衣食無著，自己受窮，妻子兒女也跟著他受苦。杜甫去世，家裡因為太窮，無力將他遷回故鄉。直到四十三年以後，杜甫的孫子杜嗣業才把他的屍骨遷葬回祖墳。
一個時代的人，最終總會清醒過來，認識自己的時代。詩聖精神，最終會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放射光芒。杜甫去世四十三年後，大文豪元稹高度評價杜甫，說自有詩人以來，沒有人能夠超過杜甫，甚至說他的詩歌成就超過了李白。宋代文人的筆下，杜甫的詩和史、聖有了聯繫。直到明代，杜甫才有了“詩聖”的稱號。這些時代，國家多難，憂患日深，杜甫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就成為時代的精神。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詩聖”的精神境界、藝術境界，成為一座高高矗立、無法超越的豐碑。
轉自：《感悟歷史的大智慧》（作者 傅紹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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