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中国的“诗圣”，这个“诗圣”，活着的时候不合时宜，只被看作是二三流诗人。所以说，杜甫这个“诗圣”的桂冠，来得艰难。
但是，杜甫这个“诗圣”，是名副其实，有真材实料的。
一是圣人情怀，就是忧君忧民忧家人。他对君忠，“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安史之乱发生，他被控制、看管，借机逃出，历尽千难万险，回到皇帝身边。他对民恤，“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己的茅屋被风吹坏，还想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爱家人，想到为饥寒所迫的幼子，悲声摧人心肝，“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
二是诗艺境界，就是集大成，开流派。他继承了中国诗歌的传统，融合百家，尤其是把律诗写作推向巅峰。他的诗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唐代的元稹、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都极其推崇杜甫，学习杜诗的风骨和技艺。
“诗圣”不好当，原因很复杂。
他和时代潮流不合拍。大唐盛世，精神昂扬向上，人人意气风发。经过了安史之乱，由极盛走向衰落，但是，老大帝国的架子不是轻易可以放下的，曾经阔过的心态，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杜甫多数时间生活在穷困之中，对这个大转折最为敏感，他最早发出盛世的悲音。但是，他那种眉头紧缩、穷愁潦倒的形象，谁能喜欢？他那种悲悲切切的吟咏，谁能听着高兴？大唐风流，文人们个个随情顺兴，诗风也是洒脱不羁。杜甫寻章摘句，埋头苦吟，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自然无法得到时人的赞赏。
他和官场思维拧着劲。他要致君尧舜上，君却对他那一套很不买账。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情，出在唐肃宗李亨罢免宰相房琯上。房琯这个人，《旧唐书》、《新唐书》都多有记载。他做地方官，每到一地，都使地方大治。因此，新唐书评价他，若是承平年代，“从容帷幄，不失为名宰”。但是，他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没有带兵打仗的才能，偏偏要逞能，致使丧师失地；二是老皇帝唐玄宗初逃到四川时，他出了个主意，让几位皇子每人节制一块地盘，实际上是分了太子的权力。太子做了皇帝，岂能不耿耿于怀？但是，在皇帝不再信任他时，他表现得又是不大买账，消极怠工。李亨罢免房琯，有他的理由，也有深层次原因。一般人的做法，是听之任之，不去趟这个浑水，杜甫却上书为房琯说情。李亨大怒，要治杜甫的罪，多亏有人出面说情，李亨才饶恕了他。但是，杜甫在上皇帝的谢罪书中，还要为房琯鸣冤，为自己找托词，对皇帝讽刺几句。这个样子，他那个左拾遗的官哪能保得住？
这两个不合时宜，就决定了杜甫的命运。不合于时代，他的诗就不被看好。盛唐、中唐的人选唐诗，就极少或者根本不选杜甫的诗。李白、王维等和杜甫友谊很深，他们的诗中说到杜甫，只评价他这个人，不评价他的诗。杜甫自己也在诗中感叹：“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不合于官场，在仕途上就难有作为，生活上就经常衣食无着，自己受穷，妻子儿女也跟着他受苦。杜甫去世，家里因为太穷，无力将他迁回故乡。直到四十三年以后，杜甫的孙子杜嗣业才把他的尸骨迁葬回祖坟。
一个时代的人，最终总会清醒过来，认识自己的时代。诗圣精神，最终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放射光芒。杜甫去世四十三年后，大文豪元稹高度评价杜甫，说自有诗人以来，没有人能够超过杜甫，甚至说他的诗歌成就超过了李白。宋代文人的笔下，杜甫的诗和史、圣有了联系。直到明代，杜甫才有了“诗圣”的称号。这些时代，国家多难，忧患日深，杜甫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就成为时代的精神。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诗圣”的精神境界、艺术境界，成为一座高高矗立、无法超越的丰碑。
转自：《感悟历史的大智慧》（作者 傅绍万）
閱讀更多 中管院數字經濟中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