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英:解決好歷史觀“總開關”問題

吳英:解決好歷史觀“總開關”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黨同志要堅定理想信念,就必須切實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同理,在歷史學研究領域要抵禦甚至根除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關鍵,也在於解決好唯物史觀對歷史研究指導地位這個“總開關”問題。

解決好“總開關”問題的重要性

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歷史學的發展,不難認識到,什麼時候我們成功地解決了堅持唯物史觀對歷史研究的指導地位這個“總開關”問題,歷史虛無主義就沒有藏身之處,也就更談不上傳播和氾濫。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80年代中前期,由於確立並堅持唯物史觀對歷史學研究的指導地位,在歷史研究領域基本沒有歷史虛無主義作祟。反之,什麼時候放鬆乃至放棄唯物史觀對歷史研究指導地位的堅持,這個“總開關”出了問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就會乘機出現、散播甚至氾濫,歷史學研究領域就成了各種奇談怪論甚至歪理邪說的滋生地,成了現實社會中歷史虛無主義氾濫的一個學術源頭。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隨著各種西方史學思潮的傳入,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開始受到衝擊,而隨之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也開始湧現。而且,隨著唯物史觀指導地位逐漸被削弱,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影響也逐漸擴大甚至趨向氾濫。儘管相關部門對各種宣揚歷史虛無主義觀點的網站、含有歷史虛無主義內容的信息採取了相應整治措施,學者們也積極行動起來對各種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展開批判,但其諸種邪說仍屢見不鮮,尤其是在歷史專業研究領域仍然不斷出現為歷史虛無主義產生和傳播提供支持的觀點乃至學說。究其根由,關鍵在於我們尚未能解決好歷史研究指導理論這個“總開關”問題。

觀察當前史學研究領域的總體狀況,除一部分學者仍堅信唯物史觀具有科學的指導意義外,在另一部分學者的認知中,唯物史觀要麼變成了套話,在申請科研項目、年終總結等場合使用;要麼成為一種貶義詞,被視為思想落伍、教條僵化的代表。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來自西方的各種史學思潮和所謂史觀影響卻越來越深入,並危及唯物史觀在歷史研究和教學中的指導地位。

未解決好“總開關”問題的弊端

正因為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所以歷史研究中出現了很多令人擔憂的症狀,而這些症狀恰恰為歷史虛無主義的產生和傳播開了方便之門。

首先是理論修養的缺失,造成認識與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黑白顛倒。史學研究必須以理論為指導,史學工作者必須自覺地提高自己的理論修養,這是從事這項職業的基本要求。但由於主張宏觀研究和揭示規律的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被削弱,同時受反對宏大敘事的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史學研究出現了碎片化傾向。史學工作者加強理論修養的自覺性嚴重弱化,有些學者甚至提出所謂歷史學就是史料學的命題,強調史料考證的重要性,否定加強理論修養和理論指導的重要性。正因為放鬆了理論修養,一些基本的史學研究準則已經不被遵守,而這無疑會為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產生和傳播大開方便之門。比如,對待日記這種主觀性很強,甚至有自我辯白、自我宣傳傾向的史料,需要結合其他史料和相關歷史事實進行謹慎的分析和利用。而有些學者卻竟然憑著對某人日記的研究,要重寫中國某段歷史。在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價這種理論性很強的研究中,應當堅持全面和辯證地看問題,不能抓住個別錯誤而無限放大,並由此否定整個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正確性。這在一度風行的史學研究“翻案風”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我們對一些像李鴻章、慈禧等歷史上的反面人物過於寬容,崇洋媚外、賣國求榮竟然成了他們為中國加速打開國門、向西方先進國家學習的“功勞”。相反,對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們卻又過於苛刻,他們在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項前無古人的事業中出現的某些錯誤卻成為全盤否定他們功績的不二理由。

其次是理論辨別力嚴重弱化。在史學研究碎片化的大背景下,一些學者越來越不關心對理論問題的探討,相應地出現理論修養的嚴重弱化,這就造成我們理論辨別力的降低。面對西方史學各種理論思潮不斷湧現、傳播甚廣的狀況,一些學者往往會形成一種自卑的潛意識。他們認為,西方史學理論是先進的,我們的史學理論是落後和貧乏的。這種完全隨西方史學起舞的狀況,為一些包含歷史虛無主義觀點的理論的傳入和接受打開了方便之門。許多否定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攻擊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抹黑各個時期民族英雄甚至抹煞我國文明歷史,同時隱藏著西方赤裸裸意識形態的理論和思潮,卻被當作先進和科學的東西加以引進,為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傳播拓展了空間,給我們造成很大的被動。

史學研究碎片化傾向的另一大弊病是,導致某些史學工作者越來越不關注現實的需求。他們的研究越來越脫離現實,越來越成為學者們的一種自娛自樂。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前無古人的事業,歷來有資政鑑世傳統的中國史學卻在面對現實需要歷史學回答的諸多重大問題時,或者予以迴避,或者因為缺乏科學理論的指導而無法給出正確的答案。這是中國史學工作者需要認真反思的,歷史學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歷史學的這種狀況在西方史學界已經引起巨大反彈。美國學者喬·古爾迪和英國學者大衛·阿米蒂奇合作撰寫的《歷史學宣言》,呼籲史學研究重拾宏大敘事、呼籲史學研究的現實關懷,認為歷史學能夠為現實的發展和決策提供科學的支撐,只不過是史學的自我放逐才導致目前的不良狀況。中國的歷史學界也亟須發出這樣的呼聲,讓我們重新探討重大的歷史和現實問題,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增強我們對錯誤思潮的辨別力,形成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人人喊打的局面,使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我國失去存身之地。

發展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

只有堅持唯物史觀對歷史研究的指導地位,才能解決好歷史觀的“總開關”問題,也才能真正剷除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產生和傳播的根源。而要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則必須實現唯物史觀正本清源和與時俱進的發展,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的要發展“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

唯物史觀是一門實證科學,具有隨著時代變遷的演化而不斷髮展的科學本性。這其中,包含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對唯物史觀的理解會隨著時代的演進而不斷深入。我們之前所闡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是從蘇聯借鑑來的,具有一定的時代侷限性。在進入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時代後,必須有新的馬克思主義闡釋體系來認識。我國的國民經濟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位居世界第二位。在生產力發展的影響下,人們的社會、政治和精神生活都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也有很多值得總結的經驗和教訓,融入經濟全球化和國際交往的過程也有很多經驗和教訓需要總結。結合這些鮮活的經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系統的重新解讀,無疑會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提供鮮活的素材。二是運用唯物史觀提供的觀點與方法,對新出現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作出科學的解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繁榮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在進入全球金融資本主義階段後的發展特徵和趨勢、發展中國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選擇邁向現代化的道路,是當前亟須回答的三個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只有運用唯物史觀的觀點與方法,才能對這些問題作出科學的回答,相應地,這些答案將成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組成部分和重要內涵。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語重心長地講出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期望:“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理論,它也是解決好歷史觀“總開關”問題的關鍵所在,當然也是能否戰勝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關鍵所在。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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