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頂一萬句之出延津記》:中國的“出埃及記”

河南延津人曹青娥,七十八歲時病危。彌留之際,她想起了自己的前世今生:三歲時,生父在山西沁源死於非命。五歲時,繼父楊摩西入贅與母親吳香香結婚,並改姓成為吳摩西。因母親與人偷情出走,吳摩西帶她從延津出外尋找。途中,她被人販子拐賣,幾經輾轉,落到山西沁源。為了一句說得著的話,為了一個說得著的人,尋遍中原大地,尋過七十載時光。

2019年4月12日,《一句頂一萬句之出延津記》將登陸北京天橋藝術中心,這是繼2018年4月在國家大劇院首演之後,《一句頂一萬句之出延津記》第二次與觀眾見面。4月7日,新版話劇在京召開發佈會,小說原著劉震雲、導演牟森出席。

《一句顶一万句之出延津记》:中国的“出埃及记”

劉震雲(右二)、牟森(右一)

《一句頂一萬句》的原著小說分為兩個部分,上半部名為《出延津記》,下半部名為《回延津記》。導演牟森認為這部小說是“一部超級中國社會史詩”,在首演版的創作中,他選擇將《出延津記》與《回延津記》完整地收納進來,並“希望儘可能地在舞臺上呈現一個長篇小說應該有的容量和品質”。小說《一句頂一萬句》含納百餘個人物,跨越七十載時光,完整改編的難度很大。2017年10月,牟森完成劇本初稿,共計86000餘字,後七易其稿、反覆精簡,最終得以將演出總時長控制在三個半小時之內。劇目公演後,牟森對原著小說的提煉方式、對劇本結構的掌控能力,獲得了大部分觀眾的認可。

劉震雲介紹,2019年新版的《一句頂一萬句》跟去年的相比最大的改變是時間,今年的升級版只是演了《出延津記》的部分,時間縮短到大約兩個小時,因為內容的減少在篇幅上反而會顯得舒展,也顯得人物的故事更加豐沛。

牟森認為,劉震雲是序列意識和結構意識都超強的作家。他的作品《一地雞毛》《一腔廢話》《一句頂一萬句》《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故鄉面和花朵》,在故鄉系列彙總,既有宏大的東西也有細微處的特別的考量。

《一句顶一万句之出延津记》:中国的“出埃及记”

話劇《一句頂一萬句》

天高地遠,山高水長

十年前,牟森看《一句頂一萬句》,寫下八個字:“天高地遠,山高水長。”他說:“華語的小說裡邊,有兩部在我看來作家巨大的企圖心跟最後的寫作的完成完美結合的作品。一部是金庸的《鹿鼎記》,一部就是《一句頂一萬句》。它完美,你就覺得沒有遺憾,每讀都能讀出新的感受來。我稱它為超級社會史詩,表現了中國人特有的情感結構。”

劉震雲介紹,《一句頂一萬句》說的是一群普通人的心事,有賣豆腐的,有殺豬的,有剃頭的,有傳教的,這些人最大的特點平常說話不佔地方,說一萬句也不頂一句,這些話沒地方說,壓到了自己的心底就成了心事。所以普通人的心事最多,眾多的心事匯到一起,就成了心事的洪流,外在社會的洪流、革命的洪流、其他的洪流未必能徹底衝擊和洗滌這個心事,心事這個洪流是可以洗滌和改變這個世界的。

牟森導演在導演話劇《一句頂一萬句》正是用的現代派的一些手法突出了普通人的心事。一個人的人生不知道要扮演多少角色,牟森的話劇裡每個演員在表演中都要扮演好幾個人物。

劉震雲說:“文學跟電影跟話劇確實有很多區別,最大的區別我剛才說過就是程度,電影和話劇的長度都是兩個小時。但小說不受長度限制,你寫十萬字可以,寫二十萬字可以。電影首先鏡頭變換非常隨意,有些電影是倒敘、插敘,舞臺不可以,舞臺就是這麼一個空間,場景的變化不會那麼的快,話劇要更民主,所有的演員都在舞臺上。另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區別,對於文學來講,這個人為什麼哭了,為什麼笑了,為什麼憤怒了,從哪來,這是文學作品最講究的,就是他心裡的動機和描寫。而這個心理描寫對電影是沒用的,這次在《一句頂一萬句》牟森導演就唱出了人物的內心。”

《一句顶一万句之出延津记》:中国的“出埃及记”

話劇《一句頂一萬句》

中國的“出埃及記”

《一句頂一萬句》是一部“魔幻現實主義”的作品,“寫的好像是現實,但作品體現出來的意蘊卻是魔幻的”。劉震雲舉例說道:“一個意大利神父來到河南的時候一句中國話不會,轉眼四十多年過去,河南話都會說了。來的時候眼睛是藍的,黃河水喝多了眼睛都變黃了。待了四十年,只發展了八個徒弟。沒有教堂就住在破廟裡,每天回來給菩薩上香說,‘菩薩啊,再讓我收幾個信徒吧。’這太魔幻了。”

“‘正典敘事’在中國缺位太久了。”牟森曾在採訪中這樣感慨道。從2010年至2016年,牟森在深圳與上海做了三個大型空間項目,《深圳,中國夢想實驗場》《上海奧德賽》和《存在巨鏈——行星三部曲》,無不體現著他“迴歸正典”的藝術旨趣。

《一句頂一萬句》說的是傷心人的“出走”。在牟森看來,吳摩西的出延津,是中國人的出埃及記,是一種英勇的壯舉。許多作品裡都描寫過流離失所的受苦人,他們被迫遷徙是因何?無非是天災與人禍,如災難,如戰爭,如經濟波動、政治迫害。但在《一句頂一萬句》中,人們背井離鄉,為的竟是孤獨,是傷心,是一句話,是一個人。心事築成一座奧斯維辛,直逼得人落荒逃離,浪跡千里,尋往心安之地。

牟森曾向劉震雲發問,“中原是什麼?”劉震雲脫口而出:“中原是一種態度。”後來,牟森又在排演《一句頂一萬句》時說:“如果中原是一種態度,那中國就是一種邏輯。”《一句頂一萬句》展現的是中國人百轉千回的心事兒,與樁樁件件的委屈,引人共鳴,又促人反思。正如李靜所認為的那樣,劇作中的一些段落“擊中了國人七寸”,揭示了“這個民族之所以生活在‘千年孤獨’中的原因。”

“我解讀這個舞臺呈現的時候,我不是從孤獨這個角度去走的,劉震雲說到眾生喧譁,在二戰的時候納粹的空軍轟炸倫敦的時候也用過,你們不用恐懼,這個島上眾生喧譁。我覺得《一句頂一萬句》裡邊的人物對我來講是一些特別勇敢特別無畏的人,無所畏懼,他們獨自,是一種獨孤求敗,也是一種美學。這些人有共同特點,每個人都面對自己特別具體的事情,他們自己要去走到底去解決這些事情。”牟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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