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的《關於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 進一步激發居民消費潛力的若干意見》與《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實施方案（2018-2020年）》為指導，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日前會同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住房城鄉建設部、商務部等十部委聯合印發了《進一步優化供給推動消費平穩增長 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實施方案（2019年）》，內含的24項政策措施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高質量的供給催生創造新的市場需求為目的，立體性與系統性地勾勒出了形成國內強大市場的全新消費版圖。
一、消費已成經濟運行的“壓艙石”
國家統計局公佈的相關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國內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超過38萬億元，同比增長9%，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上升到了76.2%，同比提高18.6個百分點，而且消費已連續五年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引擎。從橫向上進行比較，我國38萬多億元的消費品存量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品市場。
消費總量顯著擴大的同時，我國消費結構呈現出連續升級與優化的趨勢。由相關數據可知，2018年全國居民恩格爾係數由5年前的31.2%下降到了28.4%，教育、文化、娛樂、醫療保健等服務消費支出比重達到49.5%，同比上升0.3個百分點。而更為重要的是，目前國內消費升級剛剛走完上升初始期，持續性的消費升級將成為我國消費市場的一個常態鏡像。
然而，儘管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率達到了76.2%，但如果剔除政府部門消費，居民消費對經濟的貢獻率其實不到50%，依然大大落後於發達國家70%甚至更高的貢獻率。不僅如此，雖然2018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現了9%的同比增長，但實際年度增速比2017年放緩了1.2個百分點，全年除了3月份因春節效應勉強實現了兩位數的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外，其餘各個月份的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均是個位數，而且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8.2%的增速達到10餘年增速的歷史最低。消費疲軟與後續乏力已清晰可見。
不過，如果就此作出國內消費已經落入“增長性陷阱”或邊際效應將呈現繼續遞減趨勢的判斷，那就大錯特錯。且不論近14億人口蘊藏的消費潛能，僅從一些具體產品的增量需求便可多方面觀測到我國國內消費未來巨大的擴展空間。相關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每千人汽車保有量是170輛左右，與美國800輛左右的保有量以及歐洲、日本500~600輛的保有量相比，顯然差距不小，若有充分的政策引導與刺激，未來汽車消費的市場潛力不可估量。同樣，雖然目前我國已是全球最大的家電生產和銷售大國，銷售總額突破了8000億元，但綠色、高效、智能化的家電產品其實佔比並不高，若輔之以相應的政策牽引與支持，僅2019年至2021年的三年時間，預計就可通過產品升級增加1.5億臺智能家電的銷售量，同時產生7000億元的消費增加值。必須指出，在民眾基本生活必需品已經完全得到滿足的前提下，汽車、智能化家電等硬件消費需求以及信息消費、文化旅遊消費、健康消費等軟性消費需求將會變得越來越強烈，順應與迎合這種消費需求，不僅可以在短期內穩定和提振宏觀經濟預期，而且可以創造出長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恆久動能。同時我們還必須清醒認識到，在出口半徑與貿易順差漸次縮小以及投資邊際遞減效應日顯強化的背景下，消費扮演的推動經濟穩定和良性發展的“壓艙石”角色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可替代。
二、消費市場的痛點與堵點
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8228元，同比增長6.5%，但增幅實際比2017年下降了0.8個百分點，而且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度增長幅度降至5.6%，這也是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最低點。此外，通過整理計算官方統計數據可知，2008-2018年，GDP年均增幅為8.87%，財政收入年均增幅為13.53%，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年均增幅為8.21%。過去10年居民收入增幅低於GDP與財政收入增幅並呈現逐年減小態勢，而這一時期正好是消費連續萎縮的時間週期，足以說明收入與消費的緊密因果關係與敏感共振效應。
城鎮居民收入增幅放緩的同時，住房價格的持續飆升導致了居民家庭的儲蓄率不斷下降、負債率大幅上升。統計數據顯示，相對於過去10年城鎮居民收入149%的漲幅，北京、上海、廣州與深圳四個一線城市的房價上漲幅度超過了400%，全國大中城市房價漲幅也接近300%。不斷飆升的房價不僅掏空了居民家庭的收入存量，而且製造了居民必須為此加槓桿的恐慌性預期。五年前，國內居民買房還有很多人付全款，家庭房貸槓桿率大約只有19.75%，而現在已經上升至55%。由於中國家庭在金融機構的負債以消費性貸款為主，約佔居民負債的2/3，而在消費性貸款中，以住房貸款為主的中長期貸款佔八成左右。商品房已經名副其實地成為了不少城鎮居民最大的負資產。受到房價快速上漲的驅動，我國城市家庭的負債率已由10年前的19%一路上升至目前的51%，同時槓桿率飆升至114%。不僅如此，中國人民銀行的權威統計數據顯示，國內居民存款增速已經從10年前的18%下滑至目前的7%左右。儲蓄可以轉化為投資，也可轉化為消費，儲蓄率的下滑必然引起消費增長的萎縮。同時，由中國家庭金融調查中心的分析報告可知，債務收入比為1的家庭，收入每減少1%，消費會減少15%；債務收入比超過4的家庭，收入每減少1%，消費會減少17%。目前，我國已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家庭成為了高債務家庭，消費所受影響不難想象。
與過去10年房價日益創出歷史新高的繁榮景象相比，從2008年新年開盤日5319的收盤點數到如今的2600點左右，A股10年收出了降幅為105%的長陰線，雖然期間還曾創出5178的次新高，但之後由於遭遇熔斷機制、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等多重因素的劇烈衝擊，市場表現最終差強人意，其中2018年A股1.45億投資者人均虧損達到了10.06萬元。儘管進入股市的資金可能是投資人手中的“餘糧”，但的確有許多人採取了加槓桿方式，而且為了攤平槓桿成本、防止爆倉，他們勢必會將增量流動性再度配置至倉位之中，A股牛短熊長的市場生態以及各種內幕交易力量作用下所創造出的“絞肉機”功能，導致絕大多數股民目前依然深套其中。當然，股市投資者不會將所有投到股票市場的資金用於消費，但是如果資金無法變現，其對消費增量所形成的“擠出效應”卻是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簡單，在手頭資金越來越捉襟見肘的情況下，人們只能做出減少消費或者降低消費層級的選擇。於是我們可以發現，由拼多多平臺用戶激增、涪陵榨菜與二鍋頭等低端產品熱銷引起的消費降級聲音不絕於耳，雖然這樣的認知存在偏頗，但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現象背後因股市重挫等因素而導致的居民實際可用消費資金越來越少的客觀事實。
在關注消費支撐力這一重要因素的同時，我們還要正視消費市場存在的諸多其他短板、痛點與堵點。在供求結構上，低端無效供給過剩和中高端有效供給不足並存，城鄉、區域市場培育和發展不均衡；在市場秩序上，一些消費領域的消費安全和消費者合法權益得不到切實保障，治理體系、誠信體系尚未健全；在市場競爭上，全國統一市場建設仍需加快，審慎包容、對稱中性的監管體系有待完善。如此複雜矛盾與病症的疊加，最終都會形成一道道橫亙在消費者面前的無形之牆，使得公眾在因收入約束不能消費的同時，出現不願消費和不敢消費的窘況與困境，最終也必然抑制消費擴張、消費升級與消費創新。
三、激活新熱點與強力補短板的基本思路
擴大消費空間的關鍵在於及時且充分的政策激勵與驅動，同時政策的創新應當緊貼市場脈搏，精準選擇市場方向，只有這樣才能取得最大化效果。以此判斷，緊跟消費模式多樣化潮流、順應消費提檔升級的大趨勢、切合消費創新的時代特色與突出高質量供給的基本主題可以作為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政策聚力賦能的運動軌跡。
1. 按照《進一步優化供給推動消費平穩增長 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實施方案（2019年）》，除了重點挖掘汽車消費這一重點板塊（汽車消費2018年拉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0.8個百分點）的市場潛能外，還要有效激活養老托幼、綠色與智能新品以及高端優質產品和服務的市場需求，對此，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將從老舊汽車報廢更新、優質特色農產品網絡銷售、家電產品更新換代以及新型綠色和智能化家電產品銷售等多個層面進行不同程度的補貼。動態判斷，激勵消費的相關政策其實還有更大的發揮空間，比如擴大政府採購範圍，創設非補貼性激勵槓桿，新能源汽車高速公路行駛減半收費或免費，綠色與智能化家電產品公共場所投放減免增值稅等等。
2. 構建全面與持久驅動消費的政策體系。必須承認，從多年前的“家電下鄉”，到至今還在持續的新能源汽車購買補貼，公共財政針對特殊市場與特殊產品施與的補助與激勵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並且這種政策拉動機制未來可能還會延續。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消費最大的選擇權與主動權應當掌握在市場手中，公共政策輔助市場的最終目的就是最大程度地調動市場的主動性與創造性，因此，在啟用與投放單方面可以立竿見影的政策工具時，更應當從戰略的高度構建出全面與持久驅動消費的政策體系。
3. 不斷優化市場供給應當是政策創新的永恆旋律。一方面，要在繼續淘汰落後產能與減少無效供給的基礎上，大幅削減行業進入壁壘和放寬市場準入，同時降低進口環節制度性成本，增設進境免稅店，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以強化競爭機制，實現市場的自我出清與優勝劣汰；另一方面，要加快製造企業智能化的改造腳步，提高企業的產品定製能力與服務響應能力，實現企業產品與消費市場的精準對接。此外，還要充分利用5G商用化的契機，全力擴大與升級信息消費，推廣超高清電視、虛擬現實/增強現實設備等高端優質產品的應用，同時優先發展教育、育幼、養老、醫療、文化、旅遊等服務業，以期加快消費升級的步伐。
4. 針對城鄉市場實施差別性的政策佈局可以放大政策的落地效果。目前來看，城市消費約佔整個社會零售總額的85.5%，維繫城市消費的上升勢頭至關重要。為此，要在加快推進首批步行街改造升級的基礎上擴大步行街的試點，並在一線城市與主要二線城市啟動“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試點建設，打造中高端消費載體，同時進一步推動社區商業設施的改造與完善，提高居民消費的便利化程度。在農村，首先要通過稅費減免、財政補貼等措施增加實體供銷企業與電商企業的服務網點與渠道，其次是運用“以獎代補”的政策大力增加優質綠色農產品的生產與供給，同時面向城市開展休閒農業和鄉村旅遊精品的宣傳推介，持續暢通城鄉雙向聯動銷售渠道。
5. 消費環境的改善與改良是一項永不停歇的系統工程。除了在宏觀意義上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之外，微觀上還要重點加強產品質量認證體系建設，尤其是要對涉及人身健康、安全環保的產品實行強制性認證；同時秉持產品質量革命的基本理念，通過暢通投訴渠道，減少投訴成本，提高投訴便捷性，落實與推動產品質量終身咎責追償制度；不僅如此，除了在線上消費實施七天無理由退貨外，也要在線下進行購物無理由退貨的制度試點；另外，基於信息消費與線上消費日益普及的趨勢，應當大力推廣區塊鏈技術的落地與應用，以構造出針對消費者個人信息與銀行賬戶安全的天然屏障，同時高純度地淨化消費環境。
6. 加速補齊支撐消費的基礎設施短板應當是政策突破的重中之重。在城市，必須通過對道路交通的智能化改造最大限度地緩解出行擁堵狀況，同時增加停車場、充電樁等基礎設施的點網布局；在農村，一方面要重點拓寬與改造村級公路，徹底解決普遍性的“腸梗阻”問題，另一方面，要增加學校、醫務、養老等物理設施在空間上的投放密度，提高村民消費的體驗度，對農村旅遊設施進行有規劃的投資升級改造，打造出極具優良品質的特色旅遊產品。當然，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網絡設施的完善與健全都是共同的基礎設施建設命題，而略有不同的是，城市要重點加快5G商用設施的佈局，而農村必須全速提高網絡寬帶的覆蓋率。
四、依靠政策創新夯實消費擴容之本
必須承認，無論是決策層面的戰略認知，還是政策創新的持續賦能，消費都獲得了愈來愈充分的定位與支撐，並且這樣的思想感知力與政策驅動力還會持續強化，所需要強調的是，未來圍繞消費所展開的謀篇佈局，除了要在市場層面進行系統性的政策突破與創新外，更為重要且更具實質性的操作方向應當是促進居民收入的持續增加與家庭財富的不斷積累，以牢牢夯實公民個人擴大消費的購買能力。
客觀上判斷，居民收入在躍上一個新臺階之後，未來繼續實現大幅增長的可能性並不大，但實現年均居民收入增幅快於GDP以及財政收入的增幅卻是完全做得到的。同時，在收入增長面臨瓶頸制約的情形下，我們還可以通過個稅收入的改革與完善來壯大居民的購買力，而且政策傾斜的重點應當放在中等收入群體身上。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權威解讀，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主要是指年收入在10萬元到50萬元之間的三口之家人口，數量1.4億戶，約佔總人口的28.5%，其中個人月收入在2000元至5000元之間，雖然這部分群體通過新一輪的個稅調節已經享受到了免繳個人所得稅的待遇，但同時也失去了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或住房租金，以及贍養老人等六大專項扣除的資格，因此，為了保證這部分人更加飽滿地分享到改革紅利，增強其收支與購買力，筆者認為今後有必要實施負所得稅制。負所得稅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個人的收入超過了最低生活保障數額，超過部分應向政府繳納所得稅，此為正所得稅；如果個人收入低於最低生活保障數額，便可得到政府發給的救濟金，此為負所得稅。在負所得稅制度下，那些收入越低的個人與家庭從國家得到的補貼相應就越多，同時領取的補貼數額會隨著其收入的增加而逐步減少，直至領取的補貼減少為零；而當納稅人的收入達到轉折收入以後，他就不能再從政府領取補貼，而是要向政府繳納個人所得稅了，也就是從負所得稅轉向正所得稅。不難看出，負所得稅可以最大程度地使個人所得稅的紅利覆蓋到中等收入群體，而且能反映稅收的公平性，相應群體的消費能力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與加強。
當然，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並不一定要通過公共財政支出的增加才可以實現，美國、日本等國的國內消費能力之所以能夠持久旺盛，非常重要的經驗就是有一個非常活躍且賺錢效應顯著的資本市場。目前看來，算上基民與股民，國內參與股市交易的投資人至少有3億之眾，雖然投資者不一定會將股市交易所得全部拿來消費，但按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查德·塞勒的觀點，人們通過股市等博弈場所獲得的盈利更容易傾向消費。為此，在股票市場方面，我們必須矯正“重融資，輕投資”以及“上漲就是產生泡沫，下跌就是價值迴歸”的管理理念，將資本市場置於經濟發展的戰略層面予以充分重視。為了真實營造出股票市場的財富效應，一方面要放寬保險機構、銀行理財產品等投資股票的比例限制，讓更大規模的戰略資本進入股市；另一方面，要加大股票市場的對外開放力度，在擴大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規模的基礎上，最大限度提高二者投資股票市場的資金比重，從而為股市引進更豐沛的“活水”；不僅如此，要最大程度地減少行政手段對市場的干預，將投資權利與選擇權利交給市場，以培養與造就出應有的市場活躍度；另外，針對股市的長期疲軟不振，有必要取消中國等極少數國家尚存的股票交易印花稅。一旦股票市場迴歸本位，並且產生了相應的投資紅利，居民家庭便可獲得自我減輕債務負擔的有效路徑，其消費潛能將得到顯著激活。
要吸取持續飆升的房價無情吞噬居民財富的歷史教訓，在堅持“房住不炒”以及“因城施策”理念的基礎上，中央及地方政府今後應當始終將堅決控制房價上漲作為政策的火力點，不能因為經濟一出現波動就放鬆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必要情況下可以明確房價熱點地區的房價下跌目標，並將其作為地方政府政績的考核標準予以約束。另外，要大力發展以長租公寓為主的住房租賃業，一方面將城市建設用地與集體土地建設用地更多地投放到租賃住房建設領域，另一方面要在將住房租賃納入專項扣除的同時，採取稅費減免措施刺激更多的資本進入住房租賃業。只有房價穩定下來，居民才可以將更多的增量收入分配到實際消費過程之中。
（選自《決策與信息》2019年第4期，湖北新型智庫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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