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鸾
张友鸾是现代新闻史上著名的报人。他曾主编过多个文化栏目，参与过《民生报》、《新民报》、《南京人报》、《立报》等多家民营报刊的创办；写出了杂文、随笔、古典文学专论及小说等大量作品，在报界享有颇高声誉。在读书求学期间，他曾与著名作家郁达夫有过一段师生之谊，后来涉入新闻界，还得到郁达夫的支持和指正，在张友鸾，这是难以忘怀的。
有意思的初识
张友鸾与郁达夫的初识，说起很有点意思。1921年，张友鸾正在安庆一中读书。当时，他们几个安徽学生会的志趣相投者办了一个售书部，主要发行新出版的一些进步书刊。经费有限，他们当时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店铺，只是带上书四下推销。一个阴雨天，他们在工业专门学校门口卖书时，来了一位二十七八岁的男子。此人长得并不显眼，胳膊上搭着件雨衣。一开口，他要买《觉悟》杂志合订本，同时还买了一本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看到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张友鸾他们便向这位男子推荐刚出版不久的小说集《沉沦》。说郁达夫这部小说如何如何……男子听后，微微一笑：“我就是郁达夫。”
读了郁达夫《沉沦》这部以“惊人的取材和大胆描写”的作品，这几个小青年的震动当然巨大，而作者郁达夫此时正站在眼前。惊愕，大大惊愕，是几位小青年当下的真实反应。
1921年，正在日本留学的郁达夫，回国筹划出版《创造季刊》。9月，又经人介绍，到安庆任安徽法政专门学校英文科主任。张友鸾与郁达夫相识，正是在这个时间。因为喜好文学，见了郁达夫一面后，张友鸾便常常去郁达夫任教的地方，求教聊天，渐渐便熟了起来。
在安庆时期的郁达夫朋友并不多，所以遇见张友鸾这样的文学爱好者，也就常常谈论文坛，吐露心声。张友鸾当时颇敬佩郁达夫，可郁达夫却告诉他，在上海时，别人把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和郁达夫，比作桃园三结义的兄弟。认为郭沫若是关羽，因其成绩（诗文）卓著，且讲义气；成仿吾四面出击（批评），与人争斗，堪称张飞；郁达夫忠厚，被人认为刘备。郁达夫说，其实郭沫若比他年龄大，可自己被人认作大哥（刘备）了。张友鸾说起诗集《女神》，总是很神往的样子，郁达夫便说：沫若将大有成就，而我恐怕只是个庸人。你喜欢《女神》，我将来有机会介绍你认识沫若……
跟着郁达夫一段时间，张友鸾知道他十分喜欢清代诗人黄仲则，甚至还写出一篇小说《采石矶》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理解。黄仲则的《两当轩诗集》，郁达夫更是常常吟咏。他对张友鸾说，自己非常欣赏黄诗中“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两句，有时处在这种境界，他总是闹中取静，遥望星空，物我两忘……
郁达夫
友谊到师谊
郁达夫此次在安庆呆得时间并不长，不久他就回日本考毕业试，之后回国。为了生计，1923年他又到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郁取得的是日本帝国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当时，张友鸾也到北京就读平民大学新闻系，知道郁达夫也来到北京，他便向学校推荐，请郁达夫来平民大学承担文学课的教学。这样，张友鸾和郁达夫，除去先前的友谊，还正式成了师生关系了。
郁达夫在平民大学兼课并不多，可他十分守时，每次总是准时到校。一天，郁达夫却来晚了。原来在上课路上遇到临时戒严，不能通过。郁达夫一再说明自己是教师，学校里有学生在等着上课，可那帮兵士根本不买账。没有办法，一直等到戒严撤销，他才赶来，可已经迟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一上课堂，对着这样的生存环境，郁达夫忍不住发起火来。他痛骂北洋军阀，并激愤地对学生们说：在军阀统治下，社会如此混乱，死读书真是一点意义也没有。言外之意，应当用所学的东西改造这个社会才是。张友鸾与同学们的印象，这节文学课成了一节政治课了。
在北京呆了不长时间，郁达夫又回到上海，在那里与郭沫若等商议出版《创造月刊》。因为对社会的观察更为广泛深刻，郁达夫在为“月刊”创刊号写的“卷头语”中，大声疾呼：“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
在北京的张友鸾，见到《创造月刊》创刊，自己也试着写出一篇小说《坟墓》，寄去请郁达夫指正。这篇稿子，后来郁达夫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这让张友鸾异常兴奋。因为该刊物是郭沫若、郁达夫等编辑，近乎同仁刊物，张友鸾能在上面发表作品，自然会产生相当影响。这篇小说，后来郁达夫到北京见到张友鸾时，还对他说过：你那篇小说，正是你们青年人才写得出。沫若也看了，同意发表的。张友鸾自己曾说，后来读到这篇小说，觉得十分幼稚，可大约郁达夫认为其中具备了青年人独有的情感思想，所以肯不惮扶植，予以发表。
因为经常写稿，张友鸾受到一些报纸的注意。1924年，颇有名气的《京报》请他编辑“文学周刊”。报刊编辑，总希望有名家的支持，所以张友鸾最早给郁达夫去信，希望他能为自己编辑的“周刊”写一篇文章。郁达夫接到信后，立即寄去一稿，以示支持。
郁达夫的这篇文稿，题目有些奇特，后来也产生了较大影响：《骸骨迷恋者的独语》。在郁达夫的笔下，要论“和平时期”，无所谓昨日、今日或未来，那当然是真正的“和平”。即使是“旧”，是“骸骨”，也足够追忆“迷恋”。文章里，破例的郁达夫引了自己写的一首旧体诗：
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
剧怜病骨如秋鹤，犹吐青丝学晚蚕。
一样伤心悲薄命，几人愤世作清谈。
何当放棹江湖去，浅水芦花共结庵。
所以引用这首旧体诗，郁达夫想表达一种思考：无论形式——新诗或旧体，只要写得好，就应当算真正的艺术，这大约是郁达夫自称“骸骨”（旧体诗为其中之一？）迷恋者的一个证明吧。
新文学作家，能旧体诗写作者中，郁达夫堪称高手。可说到发表，因为大家抱有支持新文学的观念，所以并不轻易刊出。这首七律，加附在散文中间发表，在张友鸾看去，也许是新文学家中最早者之一的。
郁达夫分析北京文坛沉寂原因
1926年，张友鸾大学毕业，因为先前的投稿和编辑经历，《世界日报》约请他为该报编辑副刊。这时候，张友鸾又最早想到了郁达夫。因为有差不多两年未通音讯，张友鸾便托友人交转郁达夫一函。希望郁达夫不吝供稿，为自己“撑撑门面。”郁达夫当时正为王映霞弄得心神不宁，“空虚得很，什么也不想做，所以只写了一封信去覆覆他……”（见“日记”）。这封信，并不敷衍，有两千来字，当然算的一篇文章。
在这封信中，郁达夫借着张友鸾的话：“拿了你的信来，说要我为你做一点东西，撑撑门面，我想自己的门面，还撑持不住，又哪里能够为旁人作台柱呢？”这话怎么理解呢？原来：“现在《洪水》半月刊，《创造》月刊，都由我一个人在这里负责编辑，一个月差不多要做五六万字的稿子，就是天生给我三头六臂，也应付不过来，更哪里有工夫，为《世界日报》副刊撰稿呢？”
尽管如此，郁达夫还要努力写此长函，动机呢：“我以为一二年来，北京的文坛太沉寂了，很希望《世界日报》副刊，可以在这一个灰颓的冬眠期里，做一点积极的工作。”对于北京文坛的消沉，郁达夫感想有几点原因：第一，分党派分得太多，所以一般从事于文艺的人，只想为自己的一党扶植势力，而极力想打倒其他的各种目的虽同而志趣稍异的团体。终至于本来人才不多的北京城里，小刊物出得很多，而这些小刊物上的文字，不是辩护，就是谩骂……骂人骂得起劲，正经的事情就忘在脑后。结果：“诗人就忘记了作诗，剧作家就忘记了做剧本，小说家也便忘记了做小说。”面对这种情况，郁达夫严正地说：“这一种情形，虽然是文学进化史上贯见的事实，然而中国现文坛的这一种争论，却是价值很低，不能助长文学的进步的。”具体到张友鸾而言：“你现在既然做了《世界日报》副刊的编辑，希望你不要再蹈前人的恶辙，专门去挑生是非，使你的副刊上日日有骂人的材料。”
对于当时北京文坛的沉寂原因，郁达夫分析的第二点是：“太容易为已成阶级所迷醉，致使一般新近的作家，不能占相当的势力。”针对这种情况，郁达夫当时在北京时曾做过努力：“前三四年，我在北京，屡次和鲁迅先生谈起，想邀集几个人起来，联合着来翻看那些新出版的小刊物，中间有可取的作品，就马上为他们表扬出来，介绍给大家，可以使许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得着些安慰，而努力去创作……”之后郁达夫离开北京，这个议论便成了“水泡”。可鲁迅却循着郁达夫的建议，与曹靖华、台静农、李霁野等几位青年组成“未名社”，出了“未名丛书”，“乌合丛书”等，算是踏踏实实为青年做了一些工作。因此郁达夫“希望你们编副刊的诸公，能够继续努力，将许多新近作家扶植起来，不要为已成阶级所迷倒，好使文坛上的那一种腐沉沉的空气得转换转换。”对于文学的演进，当时的郁达夫还有着鲁迅先前有的进化的观念，因此便补充了一段令张友鸾数十年后还记得的话：“你的来信上所说的撑门面，做台柱的意思，我在此地首先要反对，因为文学界的进步，比什么还要快，像我们这一流衰老的阶级，早已过去了，将来中国的真正的新文学的建设，责任恐怕还在现在未成名的青年身上哩！”
文坛沉寂的第三个原因，郁达夫以为在社会上：“我想政治上的变动太厉害，也是一个大原因。军人执政，不晓得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而一般有点脑筋的文人，说话都喜欢直言放说，于是乎通缉，禁止发行，罚金，枪毙等事情就发生了。在这一种不通的高压力之下，好的文艺，当然不会发生的。”可具体到报纸副刊，郁达夫以为：“好在副刊一类的东西，在政治舞台上的大人物，现在还不很注意，我希望你能够用了这一点便利，把胆量放大来，竭力的介绍些有时代性而能够鼓吹煽动，使人家读了不得不兴奋起来的东西。”
分析文坛沉寂的三种原因，看似涉远，其实旁近。因为这些均可以与张友鸾此时办的报纸副刊联系起来，是认真而真诚之言。信的末尾，郁达夫说：“文章做不出来，就将这一段意见供献给你，好做你编稿子的时候的参考，至于撑门面，以名人自负而大摆架子等事情，是我素所鄙薄的，这一层大约你也能了解，我在此地不多说了。”
郁达夫虽然说信里表达的意思，是“偶尔想到的”，但却十分看重。在当天（1927年1月30日）的日记里，他将自己写信的心情记了下来，将内容也做了一番概括：“早晨七八点钟，见了北京《世界日报》副刊编辑（即张友鸾）的来信，说要我为他撑门面，寄点文字去。我的头脑，这几日来空虚得很，什么也不想做，所以只写了一封信去覆他，向他提出了一点小小的意见。第一诫他不要贪得材料，去挑拨是非，第二教他要努力扶植新近的作家，第三教他不要被恶势力所屈伏，要好好的登些富有革命性的文字。”将文章内容记在日记里，这在郁达夫倒是不多的。
悠长的友谊
张友鸾接到郁达夫推心置腹的来信，除去高兴，还有感动。他立即将郁达夫的来函，拟题《海大鱼——副刊编辑室座右铭》，发表在2月6日《世界日报》副刊八卷三号上。虽然郁达夫告诫，不喜欢“以名人自负而大摆架子等事情”，可在张友鸾眼里，郁达夫的函，没有一丝名人的架子，还自称“衰老”，并寄希望于“现在未成名的青年身上”……对办副刊，提出了语重心长的建议，这更不是一般拿架子的人所愿为。所以，称郁达夫来信为“副刊编辑室座右铭”，似不为夸张，当然，张友鸾的珍重之情，从这一所拟题目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再之后，郁达夫多在上海、杭州等地活动，张友鸾在北京、南京等地办报，音讯减少。可是，张友鸾在文学道路的最初几步，得到郁达夫的扶植；在编辑报刊时，又得到郁达夫堪称“座右铭”的书函指导。青年时期的情谊，记忆会延展得很远。到了老年，这些事情还清清楚楚记得。当然，生活细节，那更容易留下来。后来的文章里，张友鸾不但回想起当年郁达夫的教诲，还能记得他生活的一些细节：“达夫先生爱喝酒。他的酒量不太大，却也不太浅，只是有时总像‘造饮辄尽，期在必醉’的样子。与其说他‘借酒浇愁’，倒不如说是‘借酒骂世’。三杯落肚，脸红了，嗓门也大了，平日忧郁伤感的情调，一变而为慷慨激昂，心中的不平之气，也就趁机倾泻而出。”“达夫先生抽纸烟的瘾头非常之大，常说：‘要我戒烟，四脚朝天。’他住在曼陀先生（按：郁达夫大哥）家时，曾对我说，曼陀先生一天供应他一听‘小炮台’，言下还有不足之意。”这些细节，在国人眼里，就只一种方式，无所谓好与不好。所以张友鸾后来形容自己与郁达夫的相同和不同时，幽默地说：“如今想起来，别的方面比起达夫先生望尘莫及，烟、酒却也不在他之下了。”
人生在世，与人交往应当是最多而繁复的社会活动。可回想起来，青年时期的友情，总较其他时期来得纯粹和深入。张友鸾与郁达夫之间交往，也在两人的青年时期，郁达夫的率性而真诚，张友鸾的领受及珍重，是他们友情的基础。尽管之后多年少通音讯，可心里却仍然保留着那份悠长的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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