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死後，載灃等人一改慈禧時代重用籠絡漢大臣、與之結成聯盟的方針，採取一系列的手段來排擠漢人。袁世凱去職後，張之洞受到排擠，與載灃等人屢起衝突，最終抑鬱而死。張之洞之死既是滿漢矛盾激化的結果，又進一步激化了滿漢矛盾。漢大臣失去對清廷的信任，滿貴族與漢大臣之間的聯盟已宣告解體，這也成為滿清在兩年之後滅亡的一個原因。
光緒末年，滿漢矛盾激化。排滿運動的興起和漢人勢力的增長引起滿貴族的極大不安。頑固派大臣剛毅曾言“漢人強，滿人亡；漢人疲，滿人肥。”此時，滿洲貴族面臨兩種選擇，或壓制漢大臣，防止其勢力的進一步增長；或重用漢大臣，進一步鞏固滿漢聯盟，滿洲貴族最終選擇的是前者。“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滿，滿排漢。”。滿漢聯盟面臨著解體。
袁世凱之被驅逐
清政權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對漢人防範極嚴，對軍權更視為命脈，向來不輕假漢人。“粵匪之亂，始用賽尚阿，不濟；繼用向榮、和春亦無功。”萬般無奈之下，清廷不得不“重任曾國藩，統制四省。”太平天國造就了湘淮軍的崛起。在對太平天國、捻軍、回民起義的鎮壓過程中，漢族官僚掌握了地方上的軍、政、財權。清廷對地方的控制力下降，王朝出現外重內輕的局面。戊戌政變後，清政權加強了對軍隊的控制。政變後僅僅一週，清廷便命榮祿入值軍機，管理兵部事務，兼練兵大臣，節制北洋新軍。榮祿為“使各軍聯成一氣”，集中統一指揮，收指臂相聯之效，決定把北洋各軍編為“武衛軍”，統由榮祿節制。八國聯軍之役，榮祿苦心經營的武衛軍各部或潰散，或削弱，惟有袁世凱所部非但沒有損失，反而有較大的發展。由於武衛軍受到重創，近畿一帶防衛空虛，慈禧不得不調袁世凱所部到河北，以資震懾。因“京師為天下根本，畿輔為京師屏障”，又加“門戶洞開，強鄰逼處，兵燹甫靖，伏莽猶盛繁”，“籌餉練兵”，直隸較“他省為尤急”，袁世凱借天時、地利、人和之利，將所部擴大至六鎮。袁世凱在北洋新軍中廣置親信，遍佈私黨，整個北洋軍“只知有袁宮保，不知有朝廷”。因袁世凱手握重兵，又顯露跋扈之漸，引起了滿人的疑忌和不安。光緒三十二年，清廷借兵部改設陸軍部之機，迫使袁世凱將北洋常備軍之第一、三、五、六鎮交出，第二、四兩鎮也僅由袁暫時調遣訓練。1907年，清廷採取了一項重大措施，將漢督撫中最具影響力的袁世凱和張之洞同時調入軍機處，撤銷袁世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職位，並奪去其北洋常備軍的二、四兩鎮的兵權。這是一招看似極其高明的手段，陽崇其位，陰奪其權。但滿洲貴族很快發現，到了軍機處的袁世凱依然能呼風喚雨，假借慶親王奕劻的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朝局。袁世凱的政治能力與實力令滿洲貴族既嫉妒又害怕，欲傾之而後快，只因慈禧尚在，其重用漢大臣，與之結盟的方針未變，滿洲親貴大臣對袁世凱尚無可奈何。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先後駕崩，溥儀繼統，載灃成為監國攝政王，反袁力量迅速集結。隆裕稱光緒有殺袁世凱遺詔（多半子虛烏有）。肅親王善耆和鎮國公載澤則向載灃進言：“此時若不速作處置，則內外軍政方面，皆是袁之黨羽；從前袁所畏懼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無人可以鉗制他了，異日勢力養成，消除更為不易，且恐禍在不測。”載灃本想殺袁世凱，但由於奕劻和張之洞的反對，再加上怕操之過急逼反北洋軍，故而僅以患足疾為名，將袁世凱開缺，令其回籍養痾。載灃將袁世凱開缺之後，宣統元年正月十八日，將郵傳部尚書陳璧革職。閏二月初二日，以民政部右侍郎趙秉鈞“聲名平常”，諭將其原品休致。此命系三載考績之諭出之，此次考績免官者僅趙秉鈞一人。五月二十一日，命唐紹怡開缺。七月十六日，將黑龍江民政使倪嗣沖革職。被目為袁黨的嚴修、徐世昌等漢大臣也不能自安，先後請辭。載灃對袁派勢力的嚴厲打擊標誌著慈禧時代重用、籠絡的方針被拋棄，而代之以排擠漢大臣，滿漢聯盟關係受到嚴重損害。
張之洞之孤立無助
在滿貴族加緊排漢的背景下，袁世凱的去職使得張之洞陷入孤立無助的困境。此時軍機處中共有五人，奕劻、世續、那桐（載灃驅逐袁世凱出軍機處而代之以那桐）為滿人，張之洞和鹿傳霖為漢人。奕劻以親王之尊領班軍機，地位最高，權力最重。世續與那桐是同譜，私交甚密。鹿傳霖年高志衰，威望又不甚高，在軍機處僅伴食而已。張之洞與奕劻，一漢一滿，一清一濁，多有摩擦。世續對張之洞“退有後言”，那桐表面上對張之洞虛與委蛇，背後亦多不滿之詞。再加上張之洞“於‘恕’字欠缺，不圓到，往往於小事上吹毛求疵，鬧皮氣”，以致諸人對之己“暗中密定，唯其不及覺察矣。”
更為要命的是張之洞漸漸失去了載灃的信任。載灃剛剛登上攝政王王位時，出於穩固政權的需要，不得不倚重政治經驗豐富、影響力相當大而又忠誠於朝廷的張之洞（據說光緒曾經有“惟此人為始終可靠之密諭”。）。張之洞也對清廷竭盡忠誠，在慈禧死後的幾日裡“入宮議事，無間晝夜”。張之洞還主持制訂了監國攝政王禮節，使得大清王朝有了正常運轉的規範。清廷連遭大喪之後，能夠保持政局的大體平穩，張之洞功不可沒。故而張之洞死後，上諭祭文中說：“自兩宮之淹棄，彌臣職之憂勞，匕鬯不驚，共球無恙。”所謂載灃“推心以任之洞”雖不免言過其實，其對張的倚重卻是不容置疑的。《申報》曾登載說：“攝政王近見樞臣，益和顏悅色，與商各事，仍由慶邸主次，而尤重張相。”可惜好景不長，到了光緒十二月，載灃已開始懷疑張之洞了。這個月月底，張之洞因畏風頭痛，兩次請假三日，未曾入值。載灃“疑有他意，密露始終倚重，決無更動之意。”張之洞也明顯感到了載灃對自己的懷疑，向載灃告退。載灃對張之洞好言慰留，略雲國事艱難如此，全賴大家協力贊助，如身體遇有不適，可隨便歇息數天，亦不必請假。雖然張之洞的告退未獲載灃的允准，但二人之間已出現明顯的隔閡。胡思敬認為張之洞之所以失去載灃的信任是因為保薦惲毓鼎。據他記述：張之洞晚年篤念故舊，頗以煦煦為仁，凡附之求官者，必百計經營，饜所欲而去。安徽蕪湖道缺出，屢為易順鼎言之。監國曰：“聞易某湖南詩人，能作詩固佳。蕪湖缺繁，恐妨事。”卒不予，久之始放臨安開廣道。自是每有大事，之洞雖極力諫爭，亦不見納，蓋疑其不盡出於公也。此說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載灃對張之洞的猜忌。
張之洞與載灃等人的衝突
為了維護大清王朝的統治，張之洞向來主張平滿漢畛域。早在光緒二十七年，張之洞《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中就有“籌八旗生計”一條，允許旗人自謀生計，“凡京城及駐防旗人，有願至各省隨宦遊幕、投親訪友以及農、工、商各業，悉聽尊便。僑寓地方，願寄籍應小考、鄉試者，亦聽其便。”光緒二十九年夏，張之洞奉詔入覲，同年十月二十六日陛辭請訓，面奏慈禧，力請化除滿漢畛域，以遏亂萌。抱冰弟子記雲：“陛辭時，面奏數百言，力請化去滿漢畛域，以彰聖德而遏亂端。如將軍都統等，可兼用漢人。駐防旗人犯罪，用法與漢人同，不加區別，其大端也。慈聖霽顏納之曰‘朝廷本無畛域之見，乃無知者妄加揣測耳。’次年，遂改陸軍官制，用都統、參領等名目，乃定旗民一律用刑新章。”
而載灃的政治理念卻和張之洞大相徑庭。光緒二十七年，載灃赴德國謝罪，有鑑於德皇族之威勢，禁衛軍之精強，特請教於威廉亨利。亨利教以攬握兵權，整頓武備，為第一要著。載灃遂將亨利的話牢記在心。惟慈禧在世，對皇族統馭甚嚴，不得稍行其志。及至成為監國攝政王，在大局粗定之後，他就迫不及待地開始實施其政治理想了。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三日，設禁衛軍，諭派貝勒載濤、毓朗，尚書鐵良為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準其酌量由各旗營兵丁內，拔取精壯，盡數認真訓練，不準疏懈。此項禁衛軍，專歸監國攝政王自為統轄調遣。”宣統元年正月二十七日，諭派肅親王善耆、鎮國公載澤、尚書鐵良、提督薩鎮冰等辦海軍，並命慶親王奕劻總核稽查。五月二十八日諭：“著先行專設軍諮處，贊佐朕躬通籌全國陸海軍各軍事宜。即著貝勒毓朗管理軍諮處事務。”是日還以貝勒載洵、薩鎮冰為籌辦海軍大臣。二十九日，添派貝勒載濤管理軍諮處事務。五月間，載灃還發布上諭，明定皇帝為大清帝國統帥海陸軍大元帥，在皇帝親征之前，由攝政王代理一切。載灃讓載洵籌辦海軍後授為海軍大臣，添派載濤管理軍諮處事務後授為軍諮府大臣頗為荒唐，看上去很像是一出鬧劇。載洵“壓迫他（載灃），想要管海軍，其理由是奕譞管理過海軍，要子承父志”。載灃雖明“知這位貴介弟完全是外行，當然諸般推脫，但禁不住他聲色俱厲，非要不可；結果仍不得不勉強答應，先派他出洋考察一次海軍，然後再授為海軍大臣。”“載濤見載洵等已握兵權，恐遂失勢，爭於攝政王前，幾有不顧而唾之勢。王大窘，次日，復加派濤管理軍諮府。”張之洞對於設立軍諮處、籌辦海軍以及設海陸軍大元帥等諸事皆不贊成，對於載灃的任人唯親更是深為憂慮。“軍諮府之設，爭之累日。不能入”海陸軍大元帥之設，張之洞雖“極不為然而無從爭起”，因為載灃等人“密而不商”，不讓張之洞參與決策，令張之洞“鬱狂氣發”。
張之洞與載灃等人還在簡派朱恩紱、開缺升允、簡派唐紹儀為津浦路督辦幾件事上發生了衝突。載灃和慶親王奕劻主張簡派朱恩紱以三品卿督辦沿江沿海製造各局。經張之洞力爭，始諭命改為以三品卿銜考察。陝甘總督升允疏請展緩立憲，載灃硃批斥之。升允自奉硃批斥責後，以攝政王不辨賢奸，因上疏乞病假，疏言：“臣患外感既重，內憂復熾，以致有目不能識黑白，有耳不能分雅鄭，有鼻不能辨臭薌。”張之洞以為所言雖過當，在旗員究屬正派，宜留任。奕劻因升允曾在光緒三十三年彈劾自己與袁世凱，對其銜恨已久，藉機主張將其開缺。載灃因厭惡升允語皆刺己，遂是奕劻言，將其開缺。
張之洞與載灃等人的最大一次衝突是因為唐紹儀。《張文襄公年譜》對此事記載甚詳：五月稍，津浦鐵路總辦道員李順德等以營私舞弊為給事中高潤生所劾，有旨革職永不敘用，並以呂海寰失於覺察開去督辦鐵路大臣，而兩貝勒（指載洵、載濤）薦唐紹怡可用。監國以問公，公曰：“不可，輿情不屬。”曰：“中堂，直隸紳士也。紳士以為可則無不可者。”曰：“豈可以一人之見而反輿情？輿情不屬，必激變亂。”曰：“有兵在！”公退而嘆曰：“不意聞此亡國之言！”翼日，監國以硃書付公，命擬旨，公又持不可，以命慶邸，承指惟謹。公曰：“不可為矣！”
張之洞之死
在因唐紹儀而起的衝突使得張之洞與載灃的關係徹底惡化，衝突中張之洞說：“若派三省決不承認。”載灃態度極強硬，詰問張之洞：“汝即是直隸人，若有旨派定，汝亦不尊旨乎？”張之洞鬱悶至極，氣得在內廷即咯血兩口，病即有此而生。經此衝突，張之洞對載灃為首的清廷已徹底絕望，曾雲“我已入膏肓，自念時局，心已先死矣。”張之洞遂於六月初四日請假五日。初九日續假五日，十四日續假十日，二十四日續假十日。七月初三日，張之洞又奏請續假二十天。折上，載灃閱後大為驚訝，說：“何以又續假廿日之多？”那桐答：“年高病久，未能即愈，不能不寬假調養，似宜優詔慰之，以安其心。”這樣才有七月初四日的溫諭，諭旨雲：“張之洞因病續假，朝廷實深廑念。著再賞假二十日，安心調理，假滿即行銷假，照常入值。”可見載灃對張之洞的疑忌之深。八月十四日奏請續假，並囑門人陳曾壽備遺折，口授大意。十七日，胃納銳減。十八日，服藥而吐，飲食亦吐。十九日稍愈，命具疏請開去差缺。二十日索閱疏稿，伏枕改數字，命速遞。二十一日奏請開去各項差缺。疏入，在大學士世續請求之下，載灃才勉強至張府探望。此時的張之洞已氣息奄奄，面對這位為大清國鞠躬盡瘁的老臣，並沒有特別慰勞，僅輕描淡寫地說：“中堂公忠體國，有名望，好好保養。”張之洞說：“公忠體國所不敢當，廉正無私不敢不勉。”意欲最後諷諫載灃要“廉正無私”，不要任人唯親。載灃走後，陳寶琛進去問：“監國之意若何？”張之洞嘆息道：“國運盡矣！蓋冀一悟而未能也！”是日亥刻，張之洞撒手人寰。可嘆張之洞，臨死之時還告誡病榻前的後人要“勿負國恩”。
六月間，張之洞的侄孫婿李焜瀛聽說他有病，前去探望。張問李：“你聽外間有什麼消息？”李答：“各省排滿風氣很盛。”張沉吟說：“據我看來，不是漢人排滿，那簡直是滿人在排漢呀？”說到這裡，張在桌上，找到一張紙給李看，是一首詩，題為《讀香山新樂府》，原詩如下：
誠感人心心乃歸，君臣末世自乖離；須知人感天方感，淚灑香山諷喻詩。
張之洞已經感到如此下去，大清王朝的覆亡將為時不遠。直至此時，這位忠誠的老臣還希望能諷諫載灃，冀其能以誠感人，收拾人心，使王朝起死回生。
病榻之上的張之洞，枕邊放著一部《張居正全集》，不時翻閱。他不斷稱讚張居正的相業。他不僅羨慕張居正的“相業”，實際上更羨慕張居正死後的“文忠”的諡法。他在遺折中說：“臣受孝欽顯皇后特達之知，雖宋宣仁皇后之於蘇軾，未能遠過。”委婉表達能如蘇軾，得到一個“忠”字的諡號。張之洞死後，為實現其遺願，張曾籌託人運動，結果失敗。張曾籌在給趙鳳昌的信中說：
二十二日，鄙人即謁崧公以“正”字、“忠”字託其運動要津三處。崧欣然即行。那意極好，而慶、世不洽。想不到繼左湘陰之後也！即以發越之戰保護東南之事而論，亦應援劉忠誠之例得一封爵。榮文忠僅在樞廷，不過隨扈而行，尚論功得爵，此竟陳說不行，無可如何矣。監國毫無主張，慶、世平日積嫌，那委蛇周旋，背後亦多不滿意之詞，欲張公道，戛戛乎！
據說，張之洞臨死前一日，清廷已擬定特諡“文忠”或“文正”，當其遺折呈上後，因其中有“不樹黨援，不殖生產”二語，觸及親貴之忌，於是改諡“文襄”。
小結
袁世凱去職後，張之洞是最具影響力的漢大臣，重用、籠絡張之洞對於維繫滿漢聯盟至為重要。然而載灃等人昧於形勢，愚蠢地對張之洞進行排擠，使得張之洞抑鬱而終。如果說載灃為首的清廷驅逐袁世凱還情有可原（袁既有背叛光緒的案底，又有張揚跋扈的劣跡），那麼他們對張之洞的排擠則是毫無道理的，張素有清望，對朝廷無比忠誠，又沒有案底。正因為如此，張之洞被冷落排擠、抑鬱而死對滿漢聯盟解體影響更為巨大。張之洞的結果使滿人排擠漢人的居心昭然若揭，漢大臣失去對清廷的信任，滿貴族與漢大臣之間的聯盟已宣告解體，這也成為滿清在兩年之後滅亡的一個失策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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