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要結合三地實際、發揮各自優勢，形成更多“一事三地”“一策三地”“一規三地”的創新舉措
◎《南方》雜誌記者／史成雷 發自深圳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明確的五大戰略定位之一，是將粵港澳大灣區建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這賦予了大灣區探索新時代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和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新路的重大使命。
《規劃綱要》提出：“依託粵港澳良好合作基礎，充分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等重大合作平臺作用，探索協調協同發展新模式，深化珠三角九市與港澳全面務實合作，促進人員、物資、資金、信息便捷有序流動，為粵港澳發展提供新動能，為內地與港澳更緊密合作提供示範。”
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深”在哪裡？如何為內地與港澳更緊密合作提供示範？《南方》雜誌記者就此專訪了國家高端智庫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
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思想貫穿《規劃綱要》始終
《南方》雜誌：《規劃綱要》提出，將粵港澳大灣區建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有何重大意義？
郭萬達：在《規劃綱要》中，“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既是一個重要的定位，也是一個重要的使命，同時還是一個重要的目標。
《規劃綱要》有一箇中心，這個中心就是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規劃綱要》開篇即提到了“一國兩制”，特別是著重提到了香港、澳門的作用和功能，這表明香港、澳門在《規劃綱要》中具有重要位置。香港、澳門都是粵港澳大灣區的中心城市，要發揮引領帶動作用。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最有條件的就是粵港澳的深度合作。所以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應該是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一個非常重大的平臺、非常重要的部分。
《南方》雜誌：為內地與港澳更緊密合作提供示範，粵港澳大灣區有著怎樣的優勢和條件？
郭萬達：概括起來說，粵港澳大灣區有著三大優勢。
第一，改革開放40年來粵港澳合作的基礎和經驗。內地的改革開放，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對港澳開放，最先開放的就是珠三角。從最初經濟上的“前店後廠”模式到後來擴展到服務業合作、科技合作等等，從經濟擴展到社會、生態等領域更全面的合作，應該講這40年來積累了非常重要的基礎和經驗。如今，從中央到地方層面，粵港澳大灣區的溝通協調機制越來越完善。
第二，粵港澳融合發展的格局和態勢基本形成。融合發展的格局和態勢的含義包括經濟、社會等領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從交通上來說，隨著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開通，深中通道的開建等，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的交通格局初步形成，目前每天在深港間跨境的居民有65萬人次。將來，還要更注重消除“最後一公里”瓶頸。從經濟上來看，粵港澳三地基於市場產生的產業分工和功能互補的經濟體系架構已經初步搭建。
第三，粵港澳三地文化同源，且互動持續越來越多。從語言來看，粵語是通行語言。從文化來看，嶺南文化是三地共同的文化根基。雖然香港、澳門彙集了西方文化，但仍然是以中華文化為主流。所以在《規劃綱要》中提出，澳門要“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2019年2月21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宣講會在香港舉行
推進珠三角與港澳更加全面務實的合作
《南方》雜誌：“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中的“深度”應該如何理解？
郭萬達：我覺得深度合作，第一，一定是更加全面的合作，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方面。
第二，這個深度不光涉及“硬聯通”，也是一種“軟聯通”。“軟聯通”的重要部分就是體制機制的深度銜接。這裡面分為三個層面：首先從規則來看，很多聯通的前提都是跟規則有關係，比如說金融市場的互聯首先就要進行規則的互聯。其次從標準來看，如果標準都不一樣，就會造成很多阻礙，這就要求我們逐步推動建立國際化的共同標準。最後是法律的銜接。比如，知識產權如何保護，爭議如何解決，這些要靠加強法律事務合作來解決。
第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自由的含義是在一定規制下方便、高效的流動。實現自由流動的一個重要前提是開放。比如《規劃綱要》中提到的“研究制定香港單牌機動車進入內地行駛的政策措施”，就是一種開放。
《南方》雜誌：《規劃綱要》提出，“依託粵港澳良好合作基礎，充分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等重大合作平臺作用”。在大灣區建設中應該如何發揮這些平臺的作用？
郭萬達：《規劃綱要》中提到的平臺主要分為三個類別。第一類是前海、南沙、橫琴三個自由貿易試驗片區。自貿區試驗的是什麼？比如，面向港澳的跨境金融、跨境物流、跨境支付等等。所以三個自貿區就是粵港澳深度合作的先行區，是重要平臺。
第二類是《規劃綱要》中提到的落馬洲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等特色合作平臺，這些特色合作平臺本身蘊含著很多經濟合作的空間和信息。
第三類是《規劃綱要》中提到的港澳青年創業就業基地、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等創新平臺等等。這些平臺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合作中起著試驗示範作用，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全面合作有著重要作用。
《南方》雜誌：《規劃綱要》提出，“深化珠三角九市與港澳全面務實合作，促進人員、物資、資金、信息便捷有序流動”。合作重點應該從哪些方面進行突破？
郭萬達：第一個重點是共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關鍵在創新。《規劃綱要》中提到要“發揮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強強聯合的引領帶動作用”，必須要通過創新，創新才會有外溢。另外《規劃綱要》專門提到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都跟創新有很大的關聯。
第二個重點是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包括共建人文灣區、休閒灣區、健康灣區等等，才能讓灣區內的老百姓有獲得感。
第三個重點是共建生態文明。粵港澳三地共同擁有一片藍天。相比於世界其他一流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內的生態環境還存在差距。將來在大灣區的建設中，低碳轉型將是重要話題。
形成更多“一事三地”“一策三地”“一規三地”的創新舉措
《南方》雜誌：目前來看，粵港澳大灣區要建設成為“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還需要從哪些方面破題？
郭萬達：在“一國兩制”下，粵港澳社會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屬於不同關稅區域，市場互聯互通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生產要素高效便捷流動的良好局面有待形成。廣東要通過體制機制的創新，全面促進規則、標準和法律的銜接。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期間，廣東省委書記李希強調，廣東要聚焦與港澳規則相互銜接，謀劃推進戰略戰役性和創造型、引領型改革。總結運用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等建設運營成功經驗，對標最高最好最優，結合三地實際、發揮各自優勢，形成更多“一事三地”“一策三地”“一規三地”的創新舉措。
同時，廣東在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方面還有待提高。與港澳相比，廣東的營商環境還存在差距。香港的營商便利度連續多年位居世界前列，廣東的營商環境面臨著如何與香港對接的問題。廣東要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營商環境的改革，為企業降低成本，降低企業的市場門檻，提高政府的服務效率等。
廣東要學習借鑑港澳經驗，攜手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營商環境，提升法治化、市場化、便利化水平，吸引各種要素匯聚到大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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