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区状元街是聊城的一条老街，其街东西走向，西接孙家胡同，东至东口南街的牌坊口，虽长不到 二百五十米，但其在历史上却是相当的显赫。
关于其名字的来源历来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大概是：邓秉恒开此街购置宅院，是为邓家大院，其中出了位状元名叫邓钟岳，大院改名叫状元府，于是大家把此街改名叫状元街。这么一说似乎是对的。
另据现居辽宁省盘锦市沙春建先生说：清朝乾隆年间，曾经参修过《四库全书》的胡德琳，出任东昌知府，在任亲自撰修《东昌府志》。这位见多识广的知府，在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曾经阅读过《永乐大典》。他为我们寻找这为元朝状元，留下了宝贵线索——《（乾隆）东昌府志》卷十一《建置一·城池·东昌府·在城坊巷》：“状元坊，今名状元街，在府治东南，国朝两状元亦居此。元马氏擢高科，郡人立是坊以荣之。永乐大典。”
胡德琳的意思是说：“原先的状元坊，现在叫作状元街。位置在府衙的东南方。我大清朝两位状元傅以渐、邓钟岳也住在这条街上。考查坊名的由来，原来是元代马姓高中进士，家乡的人们就立了一个状元坊，以此来荣耀他。我所依据的是《永乐大典》。”
胡德琳撰述的这条记录，后来也为嘉庆府志和宣统聊城县志所抄录。但无论是胡德琳，还是后来的修志者，都未能考证清楚这为马姓“高科”者是谁。究其原因，恐和元代进士资料稀缺难见有关，况且《元史》所记历科状元，并无马姓者，于是，人们也就很难将这位高科进士和历史上未知名的状元联系起来。那么，这位“高科”是否可考呢？答案是肯定的。
偶读曹伯启《曹文贞诗集（四库本）卷六》有一诗，诗题为：“道过东昌，申仲礼佥司暨状元呼都克岱尔诸父台辅贤昆仲厚意相邀，别后以诗寄谢”。诗云：“十载重逢骨鲠臣，生涯能斥向来贫。一时辍棹舒情曲，三接乘骖到水滨。乌府前循仪范古，鸿胪首唱姓名新。清门幸喜陪清讌，世路悠悠懒问津。”
这个东昌状元是谁呢？我们知道，“呼都克岱尔”、“呼图克岱尔”，是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时，对元人“护都沓儿”、“护都答儿”、“忽都达儿”等译名的一种更改。可巧的是，相同发音的还有延祐五年蒙古色目人榜状元忽都达儿。不过，戊午状元忽都达儿系湖南澧阳人、蒙古捏古歹氏，今有黄溍所作的墓志传世，因此，可以将其排除。如此一来，曹伯启所记载的这位叫作“呼都克岱尔”东昌状元，就是延祐二年右榜第一人：护都沓儿。而曹伯启原诗的题目也应是：“道过东昌，申仲礼佥司暨状元护都沓儿诸父台辅贤昆仲厚意相邀，别后以诗寄谢。”
曹伯启此诗作于延祐三年。当时，他正以中宪大夫、刑部侍郎的身份，前往湖南沅州按察八番傜民构乱事，舟过东昌，遂有是会。
其诗之大意是：“自从江南宪台一别，我已经有十年没见到骨鲠之臣申从敬仲礼了，他的生活也早已脱离了原来的贫穷。我船到东昌后，就停了下来，和老朋友谈谈心，抒发抒发心中的感慨。你要知道，他们可是三次用马车到会通河边来接我的啊！申佥宪所遵循的礼法完全是古人倡导的，而鸿胪寺第一个报唱出来的状元名字却是崭新的。大家都是清白门庭中人，能聚到一起举行清雅的宴会，真是三生有幸！因此啊，那些世路上纷繁复杂的事情，也就懒得去想它了！”
通过对曹伯启诗的解读，我们完全可以确认：元延祐二年（1315 年）首科蒙古色目人榜状元护都沓儿，是东昌路聊城县人。而且，我们由此也可以确认：胡德琳引《永乐大典》所记载之“马氏”，就是元延祐首科状元护都沓儿。马氏，系其汉姓。元末抑或明初的东昌方志，记有此人，因此，《永乐大典》辑录各地方志时，故有录入。
据此以下推断：
1.元朝时这里就有街道，且街心立有状元坊，此街与清朝的状元街重合。
2.根据坊字的解释，和前两句话可以看出状元街原名状元坊，且假设此牌坊就是街的入口牌坊，有类似街巷标识的作用，古城区同类的还有文明街南首的文明坊，楼西大街的兴礼坊等。毕竟元代承接唐宋，坊巷名称尚未成熟，街就是坊，坊也是街。
3.所谓邓秉恒开此街的说法很可能不准确，他可能仅仅是重修或重建了此街。
这状元街是这么来的：宋朝时这里有一条街道，其名未知，到了元朝东昌路聊城县的护都沓儿中了状元，郡人为表彰他的功绩，以其汉姓马姓，立马氏状元牌坊，于是此街改名为“状元坊”，这状元牌坊就是此坊巷的标志，到了清朝时，街巷破败不堪，邓秉恒重修了此街，正巧其孙邓钟岳又考中状元，这街也就正好叫状元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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