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搖滾歌手鮑勃·迪倫（Bob Dylan）獲得了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委員會認為，鮑勃·迪倫“在美國歌曲傳統中創造了新的詩歌表達”。接下來的懸念是，這位搖滾老炮會去領獎嗎？圖/諾貝爾官方
鮑勃·迪倫是搖滾樂誕生以來最偉大的鍊金術師。他把民謠接上搖滾，並且用垮掉的一代的詩歌讓搖滾開始具有深邃和魔幻的詩意。
張鐵志，臺灣知名文化人、音樂評論人，曾出版《時代的噪音：從迪倫到U2的抵抗之聲》。
當搖滾樂在上世紀50年代誕生以來，它只是汽車、女孩和青少年的躁動。直到60年代，它才經歷了成年人的劇烈洗禮。
在與民謠相遇後，搖滾樂開始有思想，開始注入關懷與參與現實社會的理想主義基因。
然後當垮掉的一代的詩歌進入搖滾後，不論是透過地下天鵝絨的Lou Reed或者大門的Jim Morrison，搖滾樂開始變得更為世故、黑暗、或者頹廢。
而沒有人比鮑勃·迪倫更成功地把這些元素熔於一爐，並從此改變了搖滾樂。
▲2016年7月，迪倫在美國坦格活德音樂節。圖/AP
唱人民的歌
鮑勃·迪倫的少年時期正是搖滾樂的誕生之時。
但他說：“搖滾樂對我來說是不夠的。它們朗朗上口、有強烈的節奏，並且讓你很high，但是不夠嚴肅，不能現實地反映生活。當我接觸到民謠時，這是更為嚴肅的音樂。那些歌曲有更多沮喪、更多哀傷、更多對超自然的信仰、更深層的感受……生活太複雜了，以致搖滾樂不能反映出來。”
於是他開始進入古老民謠的世界。
彼時迪倫所認識的民謠世界，尤其是30年代開始的民謠復興運動，是有著強烈的左翼人民主義（populist）傾向，甚至是當時美國共產主義運動“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的一環。正如美國民謠先驅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所說，民歌是關於“我們辛苦的旅程、不好的運氣和沉重的生活”，是勞動者生活的哀楚、悲傷與歡樂。
伍迪·格斯里的自傳深深打動了少年迪倫，成為迪倫的精神偶像。當迪倫在1962年到紐約後，立即去尋找格斯里的蹤影，但格斯里已經病重住院，迪倫只能去探視他，唱歌給他聽，並在第一張專輯寫下《給伍迪的歌》。
▲鮑勃·迪倫套著口琴架演唱的形象已經成為他的標誌。
和格斯里合作的另一位民謠先驅彼得·西格，在40年代也主要為工人而唱，並且在後來與其他左傾的民歌手和關注民謠的知識分子組成“人民之歌”團體，甚至舉辦刊物，討論音樂與社會運動。他更從50年代開始深深影響了新一波的民謠復興運動。
除了“唱人民的歌、為人民而唱”的特質，當時的民謠也被視為具有一種“真誠性”(authencity)。
民謠復興運動是一種對於古老而失落已久的真誠美國的尋找。歌手們具有一種使命感，要反對50年代興起的大消費主義文化，反對商業主義的膚淺與流行，他們試圖對抗現代社會的疏離、重新創造人們的團結，包括消解演出者和聆聽者之間的距離。民謠的真誠性體現在歌詞意識、演出風格、藝術目的，甚至素樸的服裝。他們的歌詞內容不是青少年的蒼白與綺夢，而是生命的困頓與無奈，是生活的真實體驗。這是少年迪倫所認識的民謠特質，尤其是他到了作為民謠基地的紐約格林威治村所接觸到的民謠圈，因此，作為一個民謠歌手的他，也同時是一名“抗議歌手”。
▲鮑勃·迪倫的音樂在反戰和民權運動中被反覆傳唱。圖為1965年，鮑勃·迪倫在紐波特民謠音樂節。
垮掉的一代
在來到紐約之前，還在明尼蘇達的少年迪倫除了聽搖滾與民謠，也接觸到“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
垮掉的一代是戰後美國文化上的叛逆者，並且是此後一切另類文化的精神源頭；他們也是文學上的不法之徒：在主題、寫作風格，乃至個人生活上，都在挑戰主流價值的沉悶與腐臭，而追求自由、即興、誠實和解放。例如主題上，不論是艾倫·金斯堡的《嚎叫》、傑克·凱魯亞克《在路上》或是威廉·布洛斯（William S. Burroughs）的《裸體午餐》，都涉及藥物、性和各種邊緣生活方式。但他們並不只是要描述敗德的肉身經驗。一如《嚎叫》因為過於猥褻而被法院禁止出版，但那是因為金斯堡試圖召喚出美國文明的潛意識，是要“拯救和治療美國精神”。同樣，《在路上》看似是描述一種隨性墮落的生活，但凱魯亞克是要追問自由的真義，不論是心靈還是肉體的。
▲2011年，鮑勃·迪倫在越南胡志明市舉行了演唱會。圖/Le Quang Nhat, AP
垮掉的一代和搖滾樂都是在50年代成為反叛之聲：垮掉的一代把黑人文化和爵士樂加入他們的詩歌與小說，而形成對主流白人社會的挑戰；貓王和其他人也把黑人的藍調、R&B改造成搖滾樂，掀起回聲更巨大的青年文化。但後者更多是商業性的娛樂，而不是嚴肅的藝術。
迪倫在1959年讀到凱魯亞克，也讀到從巴黎空運來的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體午餐》（美國禁止發行）。他說：“我完全愛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亞、咆哮那群人，這全都是聯繫在一起的。”凱魯亞克、金斯堡、柯索（Corso）、費林格提（Ferlinghetti），他們是如此神奇……他們對我的影響就如同貓王對我的影響一樣。”
▲1984年，鮑勃·迪倫和U2樂隊主唱Bono演唱了《Blowin' In The Wind》。
時代正在改變
1962年2月，19歲的迪倫來到紐約格林威治村。而這裡，左翼民謠和反叛的垮掉的一代的詩歌正在翩然共舞，維持既激盪又矛盾的關係。
從20世紀初，在格林威治村就存在著兩種反叛：個人的與社會的、美學的與政治的，對清教主義的和對資本主義的反抗，個人創造力和集體的政治行動。前者是波希米亞的先鋒藝術家，後者是左翼的行動主義者。
到了50年代，垮掉的一代在這裡的咖啡館飲酒吟詩、聆聽爵士樂，而人民主義的左翼民謠也在同樣的咖啡館或者週日的華盛頓廣場熱情歌唱、思索世界的問題。
迪倫自己說：“民謠場景和爵士場景是非常緊密的。詩人讀詩時，我會在底下聆聽。我的歌曲與其說是受到書本上的詩影響，不如說更是受到詩人在現場搭配爵士樂的朗讀的影響。”
格林威治村確實是孕育迪倫的最佳搖籃：他在來紐約之前就擁抱民謠，迷戀垮掉的一代的詩歌，而這裡正好是兩者的原鄉。
▲1961年1月，鮑勃·迪倫在紐約格林威治村。
迪倫一開始是作為承接左翼民謠傳統的偉大接班人。他寫下一首又一首刺激時代的歌曲，把民謠帶到新的思想高度，成為那個劇烈變動時代的最佳主題曲。他說，父母們、政客們，不要再抵抗新的力量出現，因為“時代正在改變”。
但就在他被視為青年反文化的代言人時，他開始急速地想要告別民謠，告別抗議。因為他並不是一個真正如前輩彼得·西格乃至同輩如瓊·拜雅(Joan Baez)般具有強烈行動信念的抗議歌手。
在1964年，他接受訪問說：“我不想再為任何人寫歌，不想成為什麼代言人。我只想從我的內在出發寫歌……炸彈已經漸漸變得無聊，因為真正的問題比炸彈更深層……我不屬於運動的一部分。”
或許是巧合，正在這個轉變的關鍵時期，他在1963年年底認識了金斯堡，兩人自此交往甚密，深深影響彼此。
當金斯堡第一次聽到《暴雨將至》（A Hard Rain's Gonna Fall）時，他激動落淚，認為他們的波希米亞火炬已然傳遞給新一代年輕人了，後來更認為迪倫的音樂是“對從惠特曼到凱魯亞克這些美國先知的響應”。
▲1963年8月，鮑勃·迪倫和民謠歌手瓊·貝茲在“進軍華盛頓”遊戲中，演唱了《Only A Pawn In Their Game》與《Keep Your Eyes On The Prize》兩首歌。正是在這次集會上，馬丁·路德·金博士發表了名為《我有一個夢》的演講。
迪倫的作品也開始更接近於垮掉的一代：在這一年的作品Chimes Of Freedom、Desolation Row都可以看到金斯堡和凱魯亞克的影子。
除了語言與美學外，迪倫在垮掉的一代身上還看到他們不直接涉入政治的反叛姿態。垮掉的一代和迪倫承傳的左翼民謠傳統原本就存在著矛盾：前者更多是美學的前衛革命，是頌揚慾望、藥物和邊緣，而這是被傳統左翼分子所拒斥的。所以，當迪倫開始如同垮掉的一代感到左翼運動的壓迫，而想要轉向更個人的體驗時，垮掉的一代當然是最好的出路。
▲當別人把他視為19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的代表時，鮑勃·迪倫說：我只想從我的內在出發寫歌……我不屬於運動的一部分。
迪倫是搖滾最偉大的鍊金術師。他把民謠接上搖滾，並且用垮掉的一代的詩歌讓搖滾開始具有深邃和魔幻的詩意。
1965年年初到1966年夏天，“後抗議民謠歌手”時期的迪倫發行了三張專輯，並進行了一連串巡演。這些專輯和演唱會不只讓人們看到他們不瞭解的迪倫，迪倫也帶領他們進入搖滾樂中未知的魅影之原，在神秘中充滿爆發力。迪倫果然是一個幽靈，從音樂的古老世界，倏地穿梭到未來，沒有人可以跟上他的腳步。
而搖滾樂的方向也從此不一樣了。
▲同為臺灣樂評人的馬世芳也認為：鮑勃·迪倫孤獨地走在整個世代的前端，步伐太大、腳程太遠，完全沒有人跟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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