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18年，太和智库与北京大学联合发布“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报告，旨在以直观的量化结果展现“一带一路”的发展情况，以综合的分析研判评估“一带一路”的发展潜力，以切实的政策建议优化“一带一路”的发展方向，为“一带一路”研究、决策和实践提供重要依据和支撑。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在即，这是今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之一，也是一次全球瞩目的国际盛会，论坛核心是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为迎接本次高峰论坛，课题组分领域、分地区对“一带一路”五通指数进行了系列延展研究，特连载发布，敬请关注。本文为2018年“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单项指数报告。
新贸易通道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五通指数”贸易畅通单项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一带一路”的贸易畅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各个地区间差异持续缩小，状态良好。2017年，94个“一带一路”合作国的平均贸易畅通得分为12.36分，属于良好。其中，25国属于畅通型，28国属于连通型，27国属于良好型，9国属于潜力型，5国属于薄弱型。地区间比较，从高到低为东南亚、欧洲、中亚与蒙古、西亚北非、南亚、欧亚（除波罗的海三国外的前苏联各国）、中东欧、大洋洲。各地区国别指数标准差从高到低依次为大洋洲、东南亚、西亚北非、欧亚、中亚与蒙古、欧洲、南亚、中东欧。
从“五通”间相互关系看，贸易畅通与资金融通的关系最紧密，其次是民心相通，再次是设施联通，最后是政策沟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水平的提高对贸易畅通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
从贸易畅通内部各部分相互关系以及其与贸易畅通整体的关系看，产能合作对贸易畅通整体影响最大，其次是畅通程度和贸易环境。畅通程度和产能合作相互影响也很大，贸易环境与畅通程度、贸易环境与产能合作的联系较低。 贸易环境与其他各项之间的相对分离是符合客观情况的。本报告对贸易环境的测量包括对象国对所有国家的贸易壁垒、投资壁垒和营商环境。它与贸易畅通整体和与内部其他各项的分离，可以理解为是“一带一路”的特殊性发挥了作用。
产能合作对贸易畅通整体影响明显。一方面，凸显出产能合作对贸易畅通的带动作用，即“一带一路”极大地便利了“走出去”的实现和中外经济联系的增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贸新联系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一带一路”整合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力度还不够，劳动力要素还大量依赖国内。因此，首先要大力支持劳务合作和对外承包工程，以继续发挥其对贸易畅通整体的促进作用；其次要大力动员当地劳动力参与建设，继续增加“一带一路”的政治合法性和经济合理性。
畅通程度和贸易畅通整体呈现出的紧密正相关性充分反映出“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成就。本报告的畅通程度包括双边货物贸易总额、投资总额和关税加权平均值。这三部分与畅通程度和贸易畅通整体的相关性有一定差异。关税加权平均值，相对于双边货物贸易总额和投资总额，与畅通程度和贸易畅通整体的联系更松散。提高贸易畅通仍需把量做大做强，提高双边贸易和投资水平。
非关税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实际影响更大，值得进一步研究。有研究认为，相对于关税，民主国家更倾向于使用更复杂、更不容易直观理解和测量的非关税壁垒来区别对待国外竞争者，以在保护国内产业利益集团的同时，不唤起国内一般民众（外国产品消费者）的注意[1]。从“一带一路”涉及的多数国家政体来看，它们更有可能以非关税壁垒控制两国间贸易，未来需加强对此领域的重视。有研究认为贸易与投资可能存在竞合关系，即一国对另一国进行投资的一大动因是为了规避该国在贸易上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2]。这种贸易和投资间的相互张力导致贸易畅通指数整体快速增长不易维持。但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由于背靠中国这样一个兼有巨大市场和巨大产能的经济实体，同时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增长具有一定可能性。尤其是，当中国消费市场的增长和带动“一带一路”各国消费市场增长的力量发挥出来，实现两国贸易和中国对外投资双增长的正循环仍具较强可能性。
总之，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实现更加充分的贸易畅通，应进一步重视“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促进作用，关注产能合作的带动作用，调动当地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增强“一带一路”建设在沿线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和经济合理性，提质增量，提升双边贸易和投资水平。此外，还应防止“非贸易壁垒”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
参考文献：
[1]Robert E.Baldw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 Import Policy [M].The MIT Press，1985.[2]James R. Markusen.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M］.Cambridge: MIT Pres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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